希特勒之所以是希特勒

最近读到一则关于希特勒的逸闻，加深了对希特勒的认识。

1944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英、美、苏决定开辟第二战场。美方上层在对何时登陆问题上意见不一，一派认为登陆最迟不能超过1944年5月底，另一派则认为以1944年8月底为好。双方争论的焦点是5月底登陆希特勒心理能否承受。为此，罗斯福总统密令情报机构尽快地搞到一份关于希特勒性格分析的真实报告。情报人员立即行动，仅仅一个多月，就搜集整理出一份《希特勒性格特征及其分析报告》，罗斯福认真研究了这份报告，毅然决定美军在1944年上半年参加西线登陆。事后证明此举是正确的。

美国情报机构提供的《希特勒性格特征及其分析报告》是一份举足轻重的文件，它直接影响了罗斯福的战略决策，同时也影响欧洲反法西斯战局。

这是一份怎样的报告？它提供了那些关于希特勒的鲜为人知的性格和心理信息呢？

1、希特勒高度压抑。希特勒常常要司机在深夜以时速超100千米的速度飞驶，企图以此“疯狂速度”减轻心理压力，发泄郁愤。

2、希特勒严重变态。希特勒曾与自己的外甥女恋爱，失败后心灵留下畸形阴影。他对任何女人都有恶感，他并不爱情夫爱娃。

3、希特勒畸形虚荣。希特勒秘密地进行“隆鼻术”，认为一个高挺的鼻子会给人以“刚毅自信，勇敢无畏”的感觉。这在当时欧洲人看来是“破坏上帝赋予自己的容貌”的爱虚荣的行动。

4、希特勒严重“女性化”。希特勒过份注意自己的手，也十分注意别人的手，这是女性化的心理反映。

5、希特勒负担沉重。希特勒肌肉不发达，他自惭形秽，便“永不露体”。

6、希特勒非常脆弱。希特勒有一张长达50英尺（15．25米）的会议桌。开会时他居主席位置给予予会者一种威严；同时，他同予会者相距较远也表现出对他人的疑虑、戒备乃至恐惧。

此外，希特勒还有一些人们不好理解的举动，如他对动物特别仁慈，一只孔雀死了他会伤心落泪；他不忍心看血，等等。当然这并不妨害他下令一口气杀死几十万犹太人。

原来，面目狰狞、吃人不吐骨头的混世魔王希特勒，同时还是一个精神变态、心理脆弱、优柔寡断、忧心重重的人，他有常人的弱点和缺陷。罗斯福和美国最高统帅部正是看准了希特勒的弱点和缺陷，果断地采取了进攻措施，给他以致命的打击。

毛泽东有名言“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极大地鼓舞了被压迫人民团结斗争，夺取胜利。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是从人民革命的正义性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方面讲的，是战略分析，是宏观把握。罗斯福读“报告”后作出的战略决策和我们这里对希特勒的论述，虽然也涉及到战争的性质，涉及到人心向背等方面的问题，但更多的是从人性、心理学和精神分析方面讲的，是微观透视。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论证方法，得出相近的结论，实践证明都是正确的，可谓殊途同归。

我们并不了解希特勒，我们头脑中那个留着一小撮胡子、表情冷漠、动作机械、目光狐疑、非常神经质的希特勒，多半是从苏联电影《攻克柏林》和相关的漫画、活报剧中得来的，而希特勒“面目狰狞、吃人不吐骨头的混世魔王”的概念，则是来自历史教科书和有关社会科学著作。——应当说对希特勒的这种印象和概念并不算错，希特勒确实是逆流历史潮流而动、一度给欧洲也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罪魁祸首。对一般人来说，有这么多的印象和认识就够了，一般人无须对希特勒作过细的了解，像罗斯福和他的同僚那样。但作家、艺术家则不然，作家和艺术家如果要表现希特勒就不能只凭一些对希特勒模糊的印象和肤浅的认识，而要掌握大量关于希特勒的细节，美国情报机构的“报告”之类，无疑是他们最感兴趣的。（这些细节对理论家和意识形态工作者通常不一定有很大的价值。）

作家、艺术家所以重视生活细节，包括一般人认为无关紧要的心理性格特征的细节，是由于他们的工作特点决定的。作家和艺术家是从事艺术创作的。文学艺术作品虽然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它是一种审美反映，它呈现在读者（观众、听众）面前的不是抽象的法则、科学的判断，而是鲜活灵动的生活画面和发展变化的生活场景。人们能从作品中见到各类人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人们最感动的，或者说最能引起人们共鸣的是，作品中人物情感世界的“山岛耸峙，洪波涌起”，是作品中人物性格冲撞迸发出来的人性火花。文学艺术对人、对社会生活的积极作用说到底也是一种审美效应，人们在审美愉悦中感受到时代的民族的呼吸心跳，血液流淌，进而认识社会生活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艺术不是别的，它乃是一种审美的人文关怀。文学艺术的这种审美特性决定，不能在艺术作品中“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传声筒”（马克思），同样，文学艺术的这种审美特性决定，“艺术家创作所依靠的是生活的富裕，而不是抽象的普泛观念的富裕。在艺术里不像在哲学里，创造的材料不是思想而是现实的外在形象”（黑格尔）。

懂得这个道理，也就懂得我们前面说的，为什么作家和艺术家若要表现希特勒，单靠平时从一般书本上得来的若干印象和概念是远远不够的。作家和艺术家必须掌握希特勒一定数量的生活细节，并要对之进行心理分析，然后才能进入创作。写希特勒是这样，写别人也是这样。

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这话查不出出处，可能是人们对高尔基文学思想的理论概括），这是多数人都承认的，似乎没有什么疑义。但在理解和创作实践上并不一致。我认为文学是人学，这“人”不但是阶级的人——这一点固然很重要——而且是具有各种社会属性、各种文化属性的人，所以写人不但写人生存的外部世界，还要写人的精神世界；不但写人性格的主导方面，还要写人性格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不但写人的血肉，还要写人的灵魂；不但把人当作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且要确确实实把人当作千差万别的生命个体；不但写人的理性、意识、自觉，还要写人的非理性、潜意识、下意识……

文学是人学，就不能回避人性。过去那种把人性等同于阶级性，从而取消人性的做法是同时文学的人学本质不相容的。以曹操这个艺术形象为例说明之。

曹操作为历史人物，他是一代枭雄，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他反对割据，力主统一；他实行屯田制，奖励生产；他唯才是举，声称“负侮辱之名，见笑之行”的人，以至于“不仁不孝”者都可录用，表现了他在用人上的气度和胆略；他备重礼把蔡文姬从匈奴赎回来，让她续写《后汉书》，显示了他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深谋远虑；他的《蒿里行》、《短歌行》、《苦寒行》、《步出夏门行》等，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之作。而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和在这以后的各种“三国”戏中，曹操则被刻画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多疑，奸诈，残忍，刚愎自用，文过饰非，滥杀无辜，成为曹操的主要性格特征。曹操从历史人物到艺术形象，也即是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上海京剧院创作演出了《曹操与杨修》，剧中曹操作为艺术典型，比任何一个作品中的曹操都更丰满，更有魅力。众所周知，杨修属于曹操政治集团的核心人物，一度受到曹操的器重，后为曹操以“扰乱军心”为罪名所斩杀。剧本在斩杀杨修之前，先写曹操错杀孔闻岱，再写曹操逼杀倩娘，总共“三杀”。“三杀”步步逼近，气氛肃然，在剧烈的矛盾冲突和心灵冲撞中，曹操极端利己主义的人生哲学和卑污阴暗的内心世界暴露无遗，从中我们认识到封建政治黑暗恐怖，封建统治者人格卑劣，心地肮脏，手段残忍。

曹操错杀孔融的儿子孔闻岱，还文过饰非，散布自己有“夜梦杀人”的毛病，同时又亲自为孔闻岱守灵，以此来遮天下人的耳目。为了揭穿曹操所谓有“夜梦杀人之疾”的谎言，促使曹操反省自新，聪明过人的杨修设计让曹操的夫人倩娘深夜给守灵的曹操披衣。曹操一眼就看出这是杨修幕后策划，不免心虚，但他立刻镇静下来，将错就错，狠心逼迫夫人倩娘自刎。倩娘死后，曹操又失声痛哭，情景凄惨，令人目不忍睹。

在这以后杨修深知曹操不会放过自己，随时都有被斩杀的危险，但他依然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调兵遣将，抵御蜀军进攻，挽狂澜于既倒。这样做势必激化曹操与杨修的矛盾，最终导致曹操下决心斩杀杨修。斩杀前曹操与杨修有一段对话，二人时而针锋相对，理不让人，时而含泪微笑，戏噱自嘲，却无不撼人心魄，继之又扼腕唏嘘。

“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忠奸正邪是非善恶，冰炭不容，给我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深思。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作家对曹操、杨修等人物不是概念化、类型化的描述，而是深入到他们的内心世界，写出了他们性格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丰富性，写出了微妙的人物关系，写出了他们自身的性格冲突。《曹操与杨修》的创作经验，对各种艺术门类的创创作都有借鉴意义和启迪作用。《曹操与杨修》被认为在建国以来戏剧创作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实不为过。

我又想起了姜朝皋先生的历史故事剧《雀台歌女》。这也是一出曹操戏，剧中的曹操也是多疑、残忍、嗜杀成性的专制者，他的人生信条依然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雀台歌女》中的曹操同《三国演义》和其他“三国”戏中的曹操没有两样。但《雀台歌女》中的曹操开掘得较深，内涵丰富，同《曹操与杨修》一样，都是成功之作。

如曹操不愿别人知道自己的用意，像宰小鸡一样杀死所谓“有非分之想”的媳妇临淄侯夫人周氏。可是过后他又极度不安，当晚他独自登上铜雀台，短箫一曲祭祀亡灵。有一段唱词表达他彼时彼地的复杂心情：“独上高台秋色晚，孤身空对月光圆。阵阵金风生幽怨，声声寒蛩伴无眠。自知高台瑶席冷，短箫一曲祭霜天。”

曹操从来就是一个君临天下说一不二的人，可是却无法要来莺儿这样一个下层歌女为他而活。目睹来莺儿剖明心迹，慷慨赴死，曹操内心翻江倒海：“一番话千钧霹雳震，醍醐灌顶魂魄惊，雄剑从来决九鼎，裁天劈地整乾坤。面对这柔弱一女性，光辉失色锋刃无存。”

“说大人则藐之”，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嘲弄那些貌似强大、本质虚弱的封建统治者。

来莺儿与曹操的较量引发我们对生命的思考，对生存价值的掂量，对人与人性的深入探究——这意义已经超越了角色本身。

人的性格是复杂的，矛盾的，也常常是变化不定的。那种把人物的性格看做是单一的、静止的观点在认识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鲁迅批评有的文章“教人当吃西瓜时，也应该想到我们的土地被割碎，象这西瓜一样”。似乎英雄就应该是这样的人，连啃西瓜都与众不同，有悲壮的英雄主义色彩。对此，鲁迅说：

我没有当过义勇军，说不确切。但自己问：战士如吃西瓜，是否大抵有一面吃，一面想的仪式的呢？我想：未必的。他大概只觉得口渴，要吃，味道好，却并不想到此外任何好听的大道理。吃过西瓜，精神一振，战斗起来就和喉干舌敝时候不同，所以吃西瓜和抗敌的确有关系，但和应该怎样想的上海设定的战略，却是不相干。这样整天哭丧着脸去吃喝，不多久，胃口就倒了，还抗什么敌。

然而人往往喜欢说得希奇古怪，连一个西瓜也不肯主张平平常常的吃下去。其实，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且介亭杂文末篇·这也是生活……》）

怎样的战士是好战士，怎样的作品是好作品，我想，顺着鲁迅的思路，答案应当是：

写出战士在战场奋不顾身，英勇杀敌；又写出战士休息的时候平平常常吃西瓜—

—这样的战士就是好战士，这样的作品就是好作品。

末了，还要回到文章的开头，我认为：

希特勒之所以是希特勒，就在于他既是杀人魔王，同时又患有轻微的“晕血症”；曹操之所以是曹操，不仅因为他“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多疑，残忍，文过饰非，刚愎自用，滥杀无辜，还在于他逼杀倩娘之后悲痛欲绝，还在于他在平民歌女来莺儿面前无地自容。

大千世界，茫茫众生，上至国家元首，党政要人，下到黎民百姓，打工弟妹，莫不如此。

补充：

该文是几年前写的。最近收看中央电视台“走进科学”栏目得到希特勒又一信息：二战期间，纳粹在斯大林格勒受到重创，为了挽回败局，希特勒采纳其心腹盖世太保头子希姆莱的建议，组织一支小分队前往西藏，去寻找神秘的沙姆巴拉洞穴。希姆莱和希特勒都深信传说中的沙姆巴拉是地球的轴心，找到这个轴心，就能使地球倒转，时光倒流，从而使纳粹德国恢复到不可一世的1939年。就这样19943年1月，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纳粹5人小分队肩负着特殊使命，从柏林出发，踏上了前往西藏的亡命之旅。希特勒之流迷信邪教，妄图借助超自然力挽回灭亡，结果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派出的小分队则不知所终。（这则信息也见之于2004年8月13日—8月19日《书报文摘》第三版《希特勒曾在西藏寻找“世界轴心”》一文）法西斯头目此举真匪夷所思，但这确是事实。这样一些素材历史学家不一定感兴趣，但在文学创作中，对刻画希特勒却非常有用。

还是一句话，不要神化领袖，也不要把敌人简单的妖魔化，要开拓人性，开拓精神世界的深度和广度，要写出血肉丰满可感的活人真人。

2009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