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贬谪凭阑干

学习中国文学史，会发现一个令人感到分外有趣直至心生困惑的现象：古时候的读书人，多通过十年寒窗苦读参加科举应试进入仕途，是“读书人”和“为官者”合二为一的混合体。他们仕途顺利之时，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不必细说。倘若受到政敌打击，或者触怒皇帝，或者因为其他原因而被罢官，遭贬谪流放，总是要被迫远离京师或者故土，被打发到一个相对遥远而荒蛮的地方，接受艰苦生活的磨砺改造洗礼。设身处地地想一下，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墨客，在困境之中，不但身体上要经受各种无情考验，精神上也要备受折磨。如果没有一个强健的身体，一种豁达乐观的态度，一颗坚守信念的恒心，其结果恐怕只能是有去无回，命丧他乡，魂归异地了。

爱国诗人屈原，我们都知道他以死报国死得冤枉，精神可嘉浩气长存永远值得后人敬仰歌颂，可惜也算一个被流放后再也没有回来的，让人想起来就伤心不已的例子。柳宗元，遭贬谪后心情郁郁，虽然尝试寄情山水，排遣内心苦闷，但最终在那个环境恶劣的柳州抑郁而终。柳宗元的好友韩愈，曾经被贬潮州，后来回到京城任职，虽说是病死京城长安，但其却是死在温柔富贵之乡，不像柳宗元那样死得如此凄凉。要说被贬后，心理承受力最强的也许是苏轼了。东坡先生在宦海几经沉浮，在十几个地方为官，真有些周游全国的意思，不说正常的工作调动，单是被降职贬谪，就先后去过密州、黄州、儋州、汝州等地，总感觉人家不过是沧海一声笑，最终淡然一笑了之。

如果说，要列出一个中国文学史上遭受不公命运磨炼，曾经被流放贬谪的文人墨客的名单，那恐怕得是一大长串。诗人词人流放之地，东西南北中，覆盖范围之广，一时难以讲明。对于那些大大小小，有名或无名的的“读书人”和“为官者”而言，所到之地，留下了他们的身影，也就留下了千古佳话和千古诗文。历史，总是这样让人难以捉摸，让后来人追忆无穷。屈原走了，我们知道了汨罗江，诞生了的端午节和龙舟赛，更让我们至今难以忘怀，并成为一种历史民俗和民族的高尚爱国情结；柳宗元走了，我们记住了《永州八记》和柳州城；韩愈被贬谪了，留下了《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在潮州留下了至今任然盛行的发髻兜儿“昌黎兜”；苏轼被贬了，留下了前后《赤壁赋》，还留下了天下美味东坡肉。

“国家不兴诗家兴。”那么，诗人不幸谁又幸运呢？诗坛的幸运，文学史的幸运。颠沛流离的生活，远离京都和家乡亲人的寂寞，衣食住行等等方面的困难，肉体和精神上的桎梏枷锁，也许，更能激发人的潜能，《尚书•尧典》中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身处逆境中文人墨客，最好的精神寄托就是舞文弄墨，将自己内心的淤积已久的复杂情感和思绪，转化为斑斓的文字，心灵的长歌。只有此时此刻，漂泊的诗人，心灵才能“诗意栖息吟自我。”

古时候的文人遭受贬谪，远行之时，“极目故人天际远，”内心复杂的情感溢于言表；身处异乡险境，无论有为还是无为，吟诗颂词作赋，但求心灵的自慰，精神的解脱，人格的提升和完善——消瘦的身影，无不定格在“多少荣辱如丝线，多少贬谪凭阑干”之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