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者

那时的小学校在我们村子的东边，有三里路。要经过邻村的畜牧场，畜牧场里种着几十亩茶叶，还有上百棵高大的白梨树，我们上学的路，要从梨树林经过。

春天里，梨花开时，远远望去，洁白得就像天上的朵朵白云。打理修整过的茶园，显得更整齐、精神。新茶的嫩绿盖过了老茶的深绿。凋零的梨花是圆圆的，象一分的硬币那么大小，随意地飘落在这些茶树丛上、小路边的草地上。有些被风刮到涨满春水的池塘里，星星点点地飘浮在绿水上。

梨树林的尽头有两排平房，是黄土夯打的墙，那里养着母猪和公猪，东边那排靠南的两间，住着百富老人跟他的大黄狗。老人头发白了，右腿有点瘸，可身板毕挺，眼神犀利威严，可话却很少。早上去上学，大黄狗总会远远地冲我们叫一阵，然后就能听到老人在叱骂它。那狗或许只是跟我们打个招呼，走近它，它就安静了，还冲你拼命地摇着大尾巴。老人也会跟我们打个招呼：“今日早哩”。我们也会叫声爷爷。背地里却骂他“百富老头是个白匪军”，憎恨他的大黄狗，还有那大得让我们恐惧的公猪。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梨花落完，树叶长满，一簇簇的小梨樱桃般大小，却如朝天椒一样向上长着，满地都是落果，每簇上能留下长大的只有一二枚。长到乒乓球大小时，我们从树下过，就会忍不住往树上多看几眼。再过一两个星期，我们的头儿有时会从书包里摸出梨子分给我们每人一个，硬邦邦的咬不动，又涩又酸。从那时起，每天老头和狗就会目送我们出入梨园，虽然见面还是打招呼，可我还是觉得背后有两双眼，让我不敢走得离树太近。

有天放学的路上，小头头让我们两个晚上跟他来摘梨，如不来，就是胆小鬼，以后别跟他玩了。我说有点怕那黄狗，他说狗夜里是拴着的。那天夜里没有月亮，我们三个爬到白天看中的三棵树上，我偷了三颗放在怀里，刚想摸第四颗时，“汪汪汪”那该死的狗开始狂吠了，我吓得跳下树，一屁股坐在地上，汗衫被树枝钩着了，怀里的三颗梨也不知滚哪去了，摸到拖鞋撒腿就跑，隐隐见到手电筒的光，还听到老头的咒骂声。到了村口，他们俩在等我了，还给我两个战利品，可头头的凉鞋落下了。梨的味道还是又硬又涩。

次日早上去上学，过梨树下，头儿没见凉鞋的踪影。我还有做贼心虚的感觉，那该死的黄狗还是叫了。老头把我们叫住。训斥我们不学好，下次若被捉住，要将我们关到猪圈里。又从屋里拿了凉鞋还了，让我们滚蛋去上学。我想着他的那头公猪，可是又高又大，小眼睛阴森森的瞧着我们。

清晨的鸟唱，傍晚的蝉鸣，我们就这样每日两次经过这片梨园。邻近暑假的一次放学回家，老头把我们三人叫到他的屋里，大黄狗向我们摇着尾巴。屋里堆着十几筐金灿灿的梨，老头捡大的给了我们每人四五个，把书包撑得满满的。那几个梨的味儿是又脆又甜。

九一年，我从军中退役回家了。一个冬日的下午，我路过老人的门口，老人邀我进屋坐坐，老人的背有点驼了，腿更瘸了，眼神也没了以前犀利，还是那一灶、一榻、一张低矮的木棹。他给我泡了一碗茶，说是自己采摘炒制的。问我服役时是什么兵种，学的什么专业。我说是陆军步兵机炮连。学的迫击炮。没想到他对迫击炮很熟悉，他说他是民国二十八年被抽的壮丁，在国民党的五十八军。还见过来视察他们的司令薛岳长官和军长孙渡长官。他是枪炮连的机枪手，用的是灌水的马克沁重机枪。参加了两次长沙会战。他说他能从迫击炮炮弹的声音判断落点的远近。至今还记那种近弹的“嘶嘶”声。他的好几个兄弟就倒在日本佬的这种炮弹下。他的腿也是这种炮弹的弹片所赐。我问他打死过多少鬼子，他淡淡地说，二十几个总有的吧。他说那时人命不值铜钿啊，抬下来的死尸象松柴堆样……老人的双眼有点泪花了。民国三十四年，他的队伍被打散了，他从湖南一路要饭回到家，走了两个多月，家里人当时都不认识他了……最后，老人对我说“你退伍回来了，回来就好，讨个老婆，好好过日子。”

结婚后，我搬到县城，孩子们也在县城上学。父母住了一段，不习惯，又回到老家。而我也渐渐地反认他乡作了故乡。回到老家看看父母，急急地就走路。工作又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城市，难得在家长住。有时也曾想过去看看百富老人，最终也因自己的懒惰而没去成。

又是二十年过去了，畜牧场的梨树虽然还在年年开花，却已老得结不了果了，两排泥房也被推平规划成了公墓。老人也已离世，骨灰就埋在茶园公墓的山坡上，每次经过，我总会多看一眼那片梨树，那片埋着我们童年认为是“白匪军”老人的墓地。他真的成了永远的守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