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求学路漫漫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拨乱返正、百废俱兴，高等教育得到了空前的重视，除了全日制大学，各地还纷纷办起了电视大学、职工大学、业余大学、夜大学、函授大学，统称“五大”。被文革耽误了的一代青年，表现出了对知识的强烈渴求，他们想方设法寻找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诸多原因上不了全日制大学的年轻人，就想方设法上“五大”。相比全日制大学，“五大”让一些人不屑一顾，我们这里有人称其为“劣牌子大学”，可“劣牌子大学”也是大学，不是谁想上就能上得了的，它也是有门槛的，虽然这门槛不高。

文革期间，历史、地理这两门课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好多地方的中学都没有开过，笔者初中、高中四年，就没有听过一堂历史、地理课。因此，文科的入学考试就只考语文，考题的难度也不大，但你如果是麻袋上绣花——底子太差，那也只会被拒之门外。

那时的招生简章除了在报纸上刊登外，还寄发到各个单位，这离考试的日子也就没几天了，别说来不及复习，就是来得及，你又上哪里去找资料复习，也没有复习班可上，你只能全凭脑子里那点“存货”去应考。一旦被录取，如果你是机关干部，你放下手头的工作去读就是了，人浮于事的机关里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如果你是企业的职工，读得成读不成还是一个未知数。一般来说，单位领导都重视“抓革命促生产”，但不一定都支持手下的职工去脱产读书，尤其是那些喝墨水不多，只知道“三担牛屎六箢箕”的领导。理由很堂皇，车间里一个萝卜一个坑，你也去读他也去读这生产还要不要人搞？其实，你也去读他也去读的情况不可能发生，虽然知识就是力量，却也并非人人都求知若渴，有些人是见着书本就头疼，你让他去读，他还会认为你是为难他。想要读得成，这就要看你跟领导的交情怎样，看你在领导眼中的印象如何。如果交情不怎样，印象不如何，那你还有一个法子不妨一试。你去找找报社的记者诉诉苦，表明你强烈的求学愿望，他们有可能助你一臂之力。我的一个在化工单位工作的同学就是用的这个法子。

如果领导那里是铁板一块，水都泼不进，而你又铁了心要去读，那就只能另辟蹊径，要么跟工友打商量长期上晚班，要么经常请事假、泡病假去听课，生产任务你得照样完成，甚至要比同事完成得更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天长日久，也许领导被你感动，就让你半脱产或全脱产了，笔者有其切身体会。笔者拿到市职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还是车间的一个磨床操作工，厂里同意给我出学费，但不同意我脱产。天无绝人之路，由于像我这样的情况很多，学校在起初的一段时间里就在晚上授课。跟同事商量，我就只做白班，白天我拼命干活，常常是只用十多天时间就完成了全月的生产任务。读书上班两不误，时不时就能得到领导的表扬，更有记者拍摄了我的一幅工作照在市里的日报上刊登，并配有50多字的文字说明：“……他在月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基础上，挤时间参加了市职工大学的学习。”此后不久，我的脱产梦终于圆了。

班上的几十名同学大多来自全市各条战线，有刚参加工作的，有工作了好多年的，不像如今的大学生清一色的从中学校门跨进大学校门；有的是大权在握的领导干部，更多的是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有的学费可以在单位上报销，有的要自掏腰包，不像如今的大学生普遍由父母供学费生活费；最引人注目的是年龄上的悬殊，有十几岁的，有几十岁的，哪像如今的大学生全是二十岁上下年纪；多数已经结婚生子，到毕业时，未结婚的已屈指可数。

因其年龄的悬殊，同学间也不都直呼其名，直呼其名显得不礼貌。龚德明同学长我将近十岁，加之都来自工厂，便觉得叫他师傅合适，班上跟我一样叫法的还有。读书时这样叫，毕业三十多年了，他成了著述颇丰的作家我还这样叫。同学间这样称呼，有点不伦不类，还有点类似于见了当兵的叫解放军师傅，滑稽。可叫习惯了，改不了，也不想改，就因为这一称谓带着同学的友谊，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与我在同一个教室听课的张铁平同学，他的弟弟就是我们的班主任兼古代汉语的任课老师，而他们的父亲则是我们德高望重的校长。这种情况如今是难得一见了，可在那个年代不鲜见。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如今的全日制高校，无论数量、规模、现代化程度，都是昔日不可想象的。如今的青年一代真是生在了福中，他们要想上个大学，那是驼子作揖——起手不难，无须像我们当年要冲破重重难关才能如愿以偿，真让人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