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

最近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云贵高原的茶马古道有一个清朝时的税收员，收了两锭银子的税金，还来不及上交国库，清朝政府就倒台了。这个税收员和他的子孙后代，无论家里多么穷，硬是没花这两锭银子，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国家的钱。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们才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上交了国库。一个穷乡僻壤的几代，凭什么七十年矢志不渝，坚守了一件事，一个信念，我们这些生活在繁华闹市中的芸芸人生，就相形见绌了。恰逢县里举行征文活动，敝人便把自己从事文学那点家底抖出来，对正在从事或准备从事这项平凡而又伟大的事业的年轻人，或许有点儿启示。

敝人虽然年岁不高，才五十挂零，却是一个爬过三十多年格子，而且还准备一条道走到“黑”的“老憨公”。文学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热爱和喜欢，而是变成了血脉和骨肉，融了我生命的旅程之中。别人把文学当作附庸风雅的点缀或升官晋爵的敲门砖，目的达到了，这砖就被扔到一边，无人问津。唯独我这个傻帽一直守望着这片净土。为了文学，我放弃了仕途，选择了孤独；为了文学，我舍弃了繁华，独守清贫。不单我自己，我们这个家也都是文学的产物，我老婆年轻时就是我的一个文友，我们的相识、相爱全是文学这个月下老人一手牵的线。当时，我在县文化馆当文学干事，编辑《铁牛潭》杂志，我老婆在上面发了一篇小说几首诗歌，两人便有了书信来往。开始只谈文学，后来聊的范围渐渐宽了，最终聊成了朋友恋人妻子。我的两个孩子也是文学的结晶，这里不说因了文学的牵线搭桥让我娶妻生子这一事实，单说孩子们的姓名，在我还没找老婆的时候就拟好了，用的是我自己的笔名和自己的姓氏的谐音，再加上另外一个字，当然这个字还是留下了余地与老婆商量的。

回想起来，至所以选择这条“道”，与自己的家境和性格有着极大的关系。我出生贫寒，一家三代挤在两间破屋子里，父亲只有一只眼半条命，自小就被人瞧不起，这就为我自卑压抑的性格奠定了基础。上学以后，因为记忆力和理解力比一般孩子强，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也就慢慢找回了一点自尊和自信。可我处的那个时代，是知识贬值的年代，小学和初中还读了几句书，高中两年就完全荒废了。数学课专门测电杆做圆锥体，政治课则跑到十八丘搞社会调查，再后来就干脆住到严塘的十里冲挖荒山，根本就没正儿八经地上过几节课。我当时年龄小，加之家里穷，常常饿肚子，不仅个子矮，而且特别地瘦，黑，故得了一个“美国黑人”的诨号。加之，有个同学和我父亲同名同姓，这家伙一有机会，就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叫我的名字！”羞得我无地自容。是文学敞开她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我，安抚了我那个幼小的受伤的心。

说出心里话，我在一中读了两年书，对领导老师同学都印象不深，唯独对一中的图书馆记忆犹新。当时的图书馆在现在进门的主干道上，靠行政办公楼这个位置。管理员是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脸比较宽，有点富态，人很和气。由于工作量大，每逢轮学生借书的时候，都有一两个学生帮她找书或登记。我们班的费爱军同学就是其中之一。我从小就爱听故事，我的文学起蒙老师就是我的父亲，他给我讲的许多故事，到现在我还记得，并自觉不自觉地写入了我的作品中。我童年和少年唯一一点值得骄傲的事，就是有几个“死党”围在我身边转，而且这些人年龄都比我大，最大的要大四岁，其原因就是因为我会讲几个故事。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自然不会放过。于是我不得不放下自己那么一点点可怜的自尊，想方设法将班上几个子矮的同学的借书证全部“笼断”过来，个子高的男同学和班上的女同学，我是从来不搭话的。当时，图书馆的规定是一个借书证一次只能借一本书，我手头有六个借书证，就可以借六本书，而且是一周一换！为了能借到好书，我主动和费爱军搞好关系，让他帮我在图书馆挑选。一中图书馆的藏书本来比较丰富，据说是比县图书馆还要多。可我们读书时正处在文革后期，那些文学名著被当作“封资修”毁了，没毁的也打包封存起来了，能向我们开放的没几本好书。记得名字的有《艳阳天》《战地黄花分外香》《虹南作战史》，那时我对战争题材的书特别感兴趣，可惜这一类的小说也很少。之所以记得《虹南作战史》，我当初就是以为这是一部描写战争题材的书，可一借到手，却大失所望，原来是写农村合作化的。

我的家就住在学校河对面的光辉村，我在一中的两年，只读过一年搭学，其余一年半都是读的通学。这为读小说提供了大量的时间，我不仅上课躲在位下看，放学的时候，在回家的路上看。中午回家时，太阳光强，结果把眼睛看成了近视。由于学校正在批“回潮”，老师无心教学，学生学不学一个样，我便放了学就往家赶，有作业也请同学在晚自习时代我抄一遍应付了事，自己则在家毫无顾忌地看小说。记得有一回，快寒假了，学校组织到电影院看电影，样板戏，一共是八部，每个晚上一部，八个晚上。其时，有个同学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本薄薄的发了黄的书，一本十多万字缩写的儿童读物，书名就叫《孙悟空》，我好说歹说，最后以八张电影票为代价，那个同学终于答应借我一个晚上。这是我最早接触的文学名著，后来我又从当过造反派哥哥的手里，偷偷看过巴金的《家》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家》是一部残缺不全的书，没有封面，也没有书名，里面写的也尽是花花草草，我翻了几页，不感兴趣，丢在了一边，直到成年后，知道是部了不起的文学名著，才去重新阅读。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下子把我抓住了，主人公的命运，战场的场面，让我爱不释手。特别当我了解到作者只不过是一个读过几年书，被学校开除的调皮孩子时，便蒙发了这样一个朦胧的念头：“人家这样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双眼失明的残疾人，能写出这么一部了不起的书，我一个读了八、九年书的高中生，就为什么不可以写书呢……”

高中毕业后，我在农村累了两年力。其间，一度我们大队招小学民办教师，我虽然考了个第一，但终于因为我们这个家穷在大队没个说得上话的，结果是“没有黑板高”而名落孙山。恢复高考那年，当时正担任了生产队记工员天天在园田化战斗一线的我，从文革前考上南京大学的堂姐家里翻出了几本发黄的数学教材，依葫芦画瓢做了几道例题，便匆匆赶去应考，居然榜上有名，公社的广播还反反复复地念叨了好几回。然而这在这时，我犯了人生的第一个大错误。高中时看书多，把眼睛看成了近视。亲戚们担心体检过不了关，暗地里找了一个医生打过招呼。体检时，眼睛倒没什么，但表上记载是“肝大一点五”，当时招生还没完全走上正轨，连肝功能化验都没有进行，肝大很有可能被认为是不合格则排除在录取对象之外。我这个人蠢到家了，一直到体检结束都没有亮出自己的身份，把这层关系说出来，白白地浪费了这么好一个机会。我当时报考的是本科，第一志愿是湖南大学，当时分数比我少的都录取了。我等呀等，自行车的铃铛一响，我就跑去出看有没我的信。直到第二年，好学校都录取完了，扩大招生面积时，我又自己跑到人民医院化验了肝功能，寄到省招生办，这才被一家师范学校录取。

师范的课程基本上是高中的，我几乎没花多少力气就考了个全年级第一。但我没拿到奖学金，因为拿奖学金有规定，必须每门课都是85分以上，我那时语文拖了后腿才打了82分。当时我想，只要自己发愤读书，来年再考个理想大学，应该不成问题。可后来政策不允许，校长班主任大会小会点名不点名地批评我，好高骛远，不安心本职工作。于是我放弃了大学梦，用少部分时间和精力应付学习，大部分精力转入了文学创作。第一次投稿就是万多字的小说，投到湖南的《湘江文艺》，得到了一封铅印的退稿信，上面还有编辑亲笔写的三个字：“一般。退。”我心想：“第一次学写，便能写个一般，多练几次，不就能发表，成为作家了。”于是，便一发不可收拾。因为文学，我便从老师校长瞩目的几个尖子生中渐渐淡出，加之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也不会向校长老师提什么个人要求，而且错误地认为小学比初中自由，有时间搞创作，便胡乱地分到了乡村小学。这是我人生走错的第二步棋。

其时正是八十年代初，随着对“真理”的讨论，文学也逐渐复兴，最终渐入佳境，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浪潮。先是“伤痕文学”，接着是反映改革开放的“现实主义”，再是“寻根派”。那时的作家比当代的歌星影星还红，一年一度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评一次，推出一批名家。那些获了奖的作家、作者，昨天还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今朝便是“一举闻名天下知”。惹得我们这些有点墨水自命不凡的“热血青年”，一个个拚命往文学这条道上挤。于是我便将自己这颗幼稚而纯洁的心，装在厚厚的信封里在全国各大城市作免费旅游。我给自己暗地里订了个计划，25岁发表作品，30岁成名。具体分两步走，第一步在《青年文学》《青年作家》《萌芽》或其他省级报刊上发表作品，第二步冲击《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十月》等大型权威杂志。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先后参加了《鸭绿江》《人民文学》《文学月报》等杂志社举办的文学创作培训班。我不知道自己投过多少篇稿，也不知道自己收到过多少篇退稿信。曾记得有段时间，我把那些退稿信订成厚厚的一摞，竟然比日记本还要厚。那些退稿信，大多数是铅印的，只有少数几封是手写的，也有铅印空几行让退稿的编辑写几个字的。曾经有段时间，我每天都要收到一封甚至几封退稿信的，等那些信，我都像当年等录取通知书和以后等恋爱信一样急迫，一遇到编辑手写的信，我总比小孩子过年还要兴奋，一二十个字的一两句话，往往要看上好几十遍。

记得那年春节，大年初一的晚上，我们几个文学青年办了一个名为“蓓蕾”的文学社，为了助兴，在县城的副食品加工厂也就是现在工业品市场聚会，举行了一场诗歌朗诵会。当时的物质条件非常匮乏，家里根本就没什么音响，为了有点现场效果，几个社员跑了近百里路，到列宁中学借了一套扩音设备。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当大家兴致正浓，一辆呼啸的警车开了过来，从上面跳下几个大盖帽，很快驱散了那些看热闹的人们，把那些借来的音响设备装上车，拖走了。事后，教育局、文化局、公安局，三家召开联席会议，经过调查讨论说是一场误会，于是把那套“缴获”的音响设备退还给了所借的学校……

“皇天不负苦心人”，我的作品终于发表了。1984年《湖南日报•湘江》副刊上连续发表了我两篇小说式的散文《老人和船》《远山，有一座小屋》，那一年我恰恰25岁。我的第一个目标算是达到了。可第个目标却遥遥无期，现在回想起来，我为什么没有成功，就是差最后那么一哆嗦。因为我是一位新时期的青年，自己是跟随着文学一路成熟过来的，由于地理环境个人经历文学素养等诸因素，自己这个文学青年远远没文学本身成熟得那么快，我在浪潮后面追赶，永远是追不上的，加之身在山城小县没人推荐，就更难出人头地。尤其是成家后，我的老婆已经由当年的文学青年变成了一个很务实的家庭主妇，她看我写了这么多，没发表几篇，也就一而三再而四地劝我不要费力不讨好地瞎忙乎。再加之影视歌舞的兴起和经济大潮的冲击，曾经风靡一时的文学像一只受了伤的小鸟，舔了舔自己的伤口，退到了一个毫不起眼的角落。各地的文学刊物纷纷停刊，少数几家坚持下来的也大都变了味，靠向读者献媚或半乞讨才能维持生存。我投出的稿子像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渐渐地我就不再投稿了，也没信心拿起沉重的笔。但我从没有停止过有关文学的思考，有时睡梦中也还在构思，可惜许多好的“构思”，一觉醒来全都忘了个一干二净。那年月，我去学校上班是骑自行车，最少有二十多里路程，最多的有六七十里，我是一边骑一边想着文学的那些事，构思小说，编故事，虚构电视剧本的人物、情节，直到现在我还有边走路边思考问题的习惯。经过一番调整，我转手开始写电影电视剧本和长篇小说。这是一种细致活，得耐着性子慢慢熬。曾记得98年发大水那年，我有个叫《乡村警察》的二十集连续剧，引起了编导和投资商的的兴趣。当时手机还是个紧俏货，我一个普通老师根本消费不起。而那些长途电话隔三差五地从全国各大城市飞来，每次我都要从上课的五楼跑下来，到两百米以外的办公室去接电话，尽管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心里却美滋滋的。不久，就有一个叫彭沛的女导演带着一个剧组的筹备人，其中包括一个美工、一个制片，来到茶陵找到我，说要投资拍摄我这部电视剧。为此，县公安局还派了专车把我和剧组的人送到了清水铁矿，去踩点剧中的外景。另外，北京一个制片商带了几个人把我请株洲市一家大宾馆，要我签委托书，授权他们拍摄这部电视剧。结果都因投资没到位，最终不了了之。

回想与文学相伴相随的三十几年，有喜有忧，笑过也哭过，流过泪，甚至流过血。因为在世俗人的眼里，我就是另类，是怪物，是癫子。童年时，我生就性格内向，孤僻，怕见生人，更怕见熟人。常常是碰见熟人就绕道避开，实在避不开，便勾着脑壳眼睛看着自己的脚尖，等人家走远了，才敢抬起头……故得了个绰号叫“勾脑”。长成年后，又沉溺于文学的乌托邦，与现实世界常常是隔隔不入。许多行为习惯为常人不理解。我也知道不对，也曾试图改变自己，一度也与亲戚、同事、朋友打成一片，打字牌，摸麻将，下棋，侃大山，甚至还办起了一个以文化娱乐和心理健康为一体的服务机构——“家庭幸福俱乐部”。可打牌包输，侃大山本来就有背我的本性，“家庭幸福俱乐部”倒是红火了一段时间，但我是个只能从文，不会经商料，让别人钻了空子，净亏了两万多块，只好关门歇业。无奈之际，只有退回到文学这狭隘的温床上，去安抚那颗受伤的心。

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教师文学编辑，文学编辑教师，这两重身份中置换，翻烙饼一般，翻来覆去。无论是做老师还是做编辑，对文学那份痴情终于不渝。这三十年中，我亲手创办的文学社团有三个，加入的文学社团有五个，其中“蓓蕾”文学社属首创。我创作作品有小说、诗歌、散文、影视剧本几百万字。其中，长篇小说四部，电视连续剧四部，电影剧本和电视单本剧各一部。长篇小说《回水滩》（第一部）的出版填补了我县本土长篇小说创作的空白。我主持编辑或参予编辑的过报刊有《铁牛潭》《蓓蕾》《文学沙龙作品选》《云阳雨》《铁犀》《星星草》《犀城生活报》《犀城文艺》《平水浪》，尤其是《犀城文艺》一度从组稿修改编辑到拉赞助再到排版校对，全是我一个人，苦是苦点，却苦中有乐。如今我是五十有三，早已过了知天命的年龄，看着身边的同事和亲戚身患绝症，撒手人寰，不禁生出几份兔死狐悲的紧迫感。我暗暗告诫自己，一定抓紧时间，用五年时间完成我那部构思了二十多年的长篇巨著。这部小说结构恢弘，时间跨度大，人物繁多，其主旨是通过云阳山区蓝豹岭、绿鹰寨、黄龙坳三大家族一百年的历史变迁，发映整个茶陵的百年沧桑，以此来折射整个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目前，小说的第一部《回水滩》已经出版，第二部《云阳雾》快完稿，第三部《铁牛魂》第四部《洣水潮》第五部《犀城风》也在酝酿构思之中。算命先生说，我这个人命还算勉勉强强，但运不好。早在高中读书时，我曾看过一本称筋骨的书上，上面有一首提示命运的七言诗：“劳劳碌碌苦中求，东奔西走何日休，若是终身勤亦俭，老来方可免忧愁。”从我走过的前半生来看，也的确如此。有时，不禁这样想，万一在我这个夙愿没完成前，被检查出得了什么绝症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拒绝手术和化疗。因为我不想把自己的短暂的有生之年耗在病床上，既然我们没有办法把握住生命的长度，那么就一定要把握好生命的宽度和厚度。战士奋战在疆场，我唯一愿望让自己的生命终结文学的耕耘里，终止在方方正正的稿纸格子里或长方形的电脑键盘上。

三十多年的追求，三十多年的坚持，三十多年的不归路……文学，我的爱人，我的骨肉，我赖以生存的空气和水，我的白米饭，我的老料馒头，我的五谷杂粮……您已经实实在在溶入了我的血脉之中，成了我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可以一天不吃饭，一天不喝水，一天不睡觉，但不可以一天阅读或思考文学。尽管我写得多，发得少；尽管我的小说影视剧本大部分还没有出版拍摄，但我相信我写的作品一点也不比好些出版了拍摄了播放的差。我坚信：“是金子总有发光的那一天！”曾几许，有几个同事或“好友”总是戏谑地称我“作家”，当时我听了，不是滋味，甚至有点羞愧，觉得自己比起那些真正的作家来说，自惭形秽。现在我可以自豪地对大家说，我就是一个“作家”，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加入了市作协，五年前加入了省作协，而且我相信，只要我完成了那部长篇巨作，是完全可以加入中国作家的。我就是一个“作家”，我的人生是“写作人生”。我这一生再也不会放下拿中的笔，再也不会离开电脑键盘，我的生活就是写作，看书，看电视。我没有节假日，休息也是上班，上班也是休息。我不图名不图利，不救发表，更不奢望获什么奖。我只求能静下心来，一心一意地写作，为历史和后来人留下一点可以看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