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挂

牵挂

夏日骄阳，中午亮得刺眼，人不敢抬头望远。无风的院落，梧桐静立，强打精神撑起宽大的叶片。阳台上，鸟笼里一只鸟闭目养神，一只鸟落寞叽啾鸣叫，期待热情的回应。面前几张发黄的旧照片，驱走了倦怠瞌睡，带着我的思绪飘扬，飞到了家乡那绵延起伏的山峦，那麦浪涌动的田野，那遍地开放，默然凋谢的山花丛中，一排参差的身影，散发着泥土的芳香向我走来，那中间有莲、冬梅、哑女……不管她们经历过多少欢乐和苦恼，也不管她们现在生活得幸福或痛苦，但她们走来过了，迈着坚定的步伐，就在你我之间，正如那漫山的野花、遍地的青草，也同样是装点世界的靓丽风景，令我难忘而历久弥新，时刻提醒我品味生活，珍惜人生。

莲

这个身穿方格褂的女孩就是莲。她和我同年生，比我大三个月，个头却比我矮半头，因此，我从不屑喊她一声“姐”。每天饭后上学前，我总会推开后窗，冲她家大喊一嗓子：“莲，走啦。”我们两家是前后院邻居，有什么事，不用出门，打开窗子，两人就能叽叽嘎嘎半天。不一会儿，莲就左手抓着书包，右手攥着长长的煎饼卷，和我在小胡同口会师了。莲总是比我吃饭晚，总是把一头枯黄的短发，梳得整齐、顺滑，她那双细长的眼睛，总是给我似睡非睡的感觉。

我和莲小学时同班，上下学都同来同往，我俩在一起总有比不完的事。考试比谁得的分高，割草比谁割的草多，甚至两家的人口也纳入比较的内容。我的数学总比她多那么一二分，她的语文总能领先我，而让她报“一箭之仇”；更让她自傲于我之上的是，每次出去割草，她那小筐里的草，总比我的重两三斤。有时，我都怀疑收草、过秤的三爷爷，会不会弄错。要知道，每次割草我都把小筐塞的结结实实，扛在肩上压得生疼。每见三爷爷提起称杆，把小筐一勾，秤砣一捋，张口报出数来，我却总是差那么两三斤，心里就倍感失望，我多么盼望能超过莲一次。终于我有了好主意，那天我割的草真得比莲的多了点，我忐忑地瞅着莲，偷偷把两块石头扔出筐外，莲没有觉察，旁边的三爷爷一巴掌打在我的后脑勺上：“小丫头片子，少给我耍滑头，我早看出你心里有鬼。”我被三爷爷当场揭穿，莲用眼白扫了我一下，一声没吭，我却觉得脸上火辣辣的，一直烧到了脖根儿；还有一比是莲好多年没能超过我的。因为爷爷、奶奶在我家住，我家的人数，总比她家多两口，而她的爷爷、奶奶早就故去了。

莲在家居长，下有五个妹妹。她娘几乎每隔一年都给莲生下一个妹妹。第一个妹妹叫“转”，第二个妹妹叫“改”，第三个妹妹叫“换”。不管是“转”，还是“改”或“换”，都没给她娘带来希望——生个儿子。随着一个个妹妹的出生，莲的那双细长眼，每天到晚就更无精打采了。而我从窗口那一声喊：“莲，上学啦。”总要着急等很长时间，才见莲抱着煎饼，蓬乱着那头枯黄的短发，赤脚跑出来。

每到夏天，莲总会有一段时间光着脚板儿，一直到入秋，天气很凉的时候，莲的脚上才会有一双新布鞋。每逢雨天，她都把新鞋抱在胸前，光脚进了教室，拿破布把脚擦净，才穿上新鞋。放学，她又脱下鞋，抱着，光脚在泥水里一路“扑嚓”，小跑回家。那双被她保护尚好的鞋，每隔一年，会从“转”的脚上，套到“改”的脚丫。当然，轮到“换”做鞋子的主人时，它们早被一次次的洗刷、缝补弄得面目全非了，但它们还要在“换”的脚上，承担将近一年的历史使命。

冬天，莲的父亲又病了，我时常听到他在院子里，一连声的剧烈地咳嗽。有时，他咳得喘息不停，憋得脸色涨紫，脖子里青筋暴挺，我真担心他那口气能否喘得上来。就在一个雪花狂舞的寒夜，莲最小的双胞胎妹妹“冬儿”、“雪儿”，来到了四个姐姐中间。第二天，我喊莲去上学，她破天荒头一遭儿，立刻跑到窗下向我宣布：“我家人口总算比你家多了。你先走吧，我得洗冬、雪的尿布。”

随着冬、雪的降生，我喊她上学的那一嗓子，象征性地成了莲家里的闹钟，她家没有表，她不知到时间。她在家有干不完的活，洗衣做饭、刷锅洗碗、喂猪喂鸡……很难说，她的早饭是背着“换”，狼吞虎咽扒进嘴里的，还是在上学的路上匆匆塞进肚里的。莲上学迟到成了家常便饭，有时，她甚至迟到整整两节课。每当莲慌慌张张站在门口，喊一声“报告”，低头捏着衣角，溜墙根儿走到座位上时，我都会替她难过。她的学习成绩逐渐下滑，再也没赶超过我一次，我替她惋惜，更替她着急。

一天晚上，娘把我和姐姐穿小了的衣服收拾了一包，让我送到莲家，那情景让我大吃一惊。莲的母亲正蹲在灶前煎药；屋内昏暗的煤油灯下，莲背着“改”趴在桌上写作业；“转”拍着冬儿、雪儿坐在凌乱的床上打盹；“换”啃着块硬邦邦的黑窝头，有一口，没一口地嚼着；偶尔，一阵急促的咳嗽，从里屋传来……我的眼泪悄悄溢出眼窝，瞬间明白了莲的母亲年关盼望救济款的焦灼和无奈。

小学毕业前夕，莲在回家的路上告诉我，她终于有个弟弟了，爹娘欢天喜地地叫他“根儿”。然后，她就缄口不语。快到家门口，她才慢吞吞地告诉我，“改”今年要上学了，家里供不起她们姊妹三个同时上，她爹身体不好，她娘想让她下学回家干活，还说女孩儿识字再多也没用，白花钱，早晚是人家的人。听着莲的话，我心里非常难过，朦胧感觉到，她的生存方式轻易就会被改变，而且我俩谁也无法扭转。

一天放学后，我约了莲偷偷去照相馆照相。照相馆新来的带有荷花和船的布景，早就让我垂涎已久。我穿一件石榴红的新褂子，书包里藏着姐姐的粉红方格褂，借给莲照相时穿。莲说过，她最喜欢粉红色。

莲握着假桨，坐在我的对面，认真地做划船状，满脸洋溢着幸福的微笑，细长的眼睛里闪现出宁静和神往。聚光灯下，枯黄的短发，梳得光洁、顺滑，粉色方格褂映照着莲的脸红润而美丽。那一刻，那个布景道具，唤醒了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莲最终小学没毕业就辍学回家了。当我把我俩的合影给她送去时，她正跟父亲在场院打场、晒麦粒。满头乱发和麦秸纠缠成老鸹窝，几绺汗水打湿的乱发，紧贴着烈日暴晒的黑红的小脸。她默默接过照片，来不及细看，就装进脏脏的裤兜，又埋头于漫天飞扬的麦秸迷雾中。那一刻，我真不知道她的生命之舟到底漂向何方？

几年后，莲的娘为了给根儿攒钱盖房、娶媳妇，为了500块钱的彩礼，把莲嫁给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邻村瘸子。莲偷偷向我哭诉过几次，但她说为了全家能过上好日子，她愿意嫁给那个有钱的瘸子。我也替她抱怨命运的不公，但我无能为力……

我听说，当莲生下第二个女儿时，又遭到丈夫的一顿暴打，“没用的东西，断我的后，老子白花了500块钱，连个儿子都没捞着，打死你这丧门星。”

冬梅

冬梅是我们中间最漂亮的女孩，最会梳辫子。前额的发丝总是蓬松卷曲着，映衬着那双大眼睛活泼又迷人。

冬梅是姐姐的同学好友。因我最爱跟脚，常常影子似的坠在她们身后，渐渐，冬梅也成了我的好友。

记得，冬梅常在夏天晚饭后来我家。我们抱着凉席，爬上东厢房的房顶乘凉。晚风轻快掠过全身，把积攒了一天的闷热、烦躁、疲劳一扫而光。静静平躺着，了望蓝色的夜空，满眼是数不尽的星星在闪烁，树上偶尔阵阵的蝉鸣，和着水中鼓噪的蛙声，让我们觉得似在空中飘浮。冬梅又轻轻唱起歌来。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冬梅的嗓音甜润、清亮，我往往陶醉其中，伴着她的歌声朦胧入睡，一觉到天亮。至于是姐姐还是冬梅把我背回床上，我总懒得去问。

冬梅样样都好，只是不爱看书、学习。冬梅最爱摆弄她那乌亮的头发，尤其前额那几绺蓬松卷曲的发丝。她每天早上都把竹筷子放在火上烤热，然后分别把细细的发丝轻轻缠绕上去，略等一会儿，把竹筷抽出，额头上的发丝就蓬松卷曲起来。我和姐姐虽然也觉得那样好看，但都嫌麻烦，从没弄过。冬梅每次来我家手中都拿着活计，有时织一副手套或勾一条围巾，有时纳双鞋垫或绣对枕套。我和姐姐做完作业，总会羡慕欣赏、啧啧赞叹一番她那双巧手的杰作。然后她手上忙，嘴不闲地哼唱起最流行的电影插曲，什么《洪湖水浪打浪》、《牧羊曲》、《主席的话儿记心上》等等，这些歌我都是跟她学会的。她还喜欢唱豫剧，那时各村都演电影《朝阳沟》，她竟跟着放映队转了11个村，看了11遍，能从头到尾完整唱各个片段。而且唱得字正腔圆、有滋有味。

初中毕业后冬梅不愿再上学，闲呆在家，一晃就是一年。姐姐到城里读高中了，她就成了我的常客。

一天，冬梅又唱起栓宝劝银环下乡的一段：

“咱两个在学校整整三年，

你叫我看《董存瑞》，

我让你学《刘胡兰》……”

看着冬梅上下翻飞的巧手，听着她感情充沛的唱段，我竟然想起春节间的一个笑话。大年初一那天，胡同里相互拜年的人，凑巧聚到光棍李彪家，墙上新贴的年画——《嫦娥奔月》，引起满屋里欢快的打闹。村支书的大公子说，李彪要交桃花运了，已经金屋藏娇了。李彪憨憨地笑着说，要真能娶上个俊媳妇，俺成天干活、洗衣裳、做饭养着她，她光陪俺说说话也高兴。众人“哄”地大笑起来，村支书的大公子那热辣辣的目光，就放肆地在冬梅的俏脸蛋上涮过来涮过去。大概从那时起，三姑六婆的脚片子，踢烂了冬梅家的门槛子，村支书也派人来提亲，这是多么光彩的一门亲事。可冬梅一概不谈，丝毫不动心，连爹娘也猜不透闺女的心思。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冬梅总给我带些精巧的小玩意儿，像各色花布缝的沙包、杏核儿串的手链、核桃挖的花篮，我都高高兴兴地收在一个纸盒里，找机会拿到别的孩子眼前去炫耀。冬梅老爱打听我的数学老师，比如，他上课对你们凶不凶啊？他课下喜欢干什么呀？有没有女孩找过他？我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的小脑瓜潜意识里觉得，他们之间似乎该发生点什么。我的数学老师长得又高又帅，他那双眼睛亮得能看穿你心里的任何秘密。

冬梅的发辫梳得更漂亮了，额前的发丝卷得更妩媚动人了。

终于，一场小雪宣告了漫长寒冷的冬天的开始。那些年，趁冬季农闲，各村都组织宣传队在春节期间搞些演出活动。主要有高跷旱船、龙灯赛，也排演一些戏剧，像《穆桂英挂帅》、《二嫂改嫁》、《刘巧儿》等，而上演次数最多的最受欢迎的，要数《朝阳沟》了。就连我们小学生，放学后几个人都在院子里演《朝阳沟》，我的新书包曾有幸被多次当作道具（银环下乡背的书包）。那年，冬梅在我们村的宣传队里是主角，尤其在她钟情的《朝阳沟》里。而且，我还发现一个秘密，每当冬梅上场演出，我的数学老师都坐在舞台边缘，捧着剧本提示剧词，尽管冬梅从不忘词，数学老师的眼也就从不落在剧本上，而是随冬梅的移步换形，闪烁追随。冬梅唱得也就更激情澎湃，认真投入了。

春天来了，热闹了一冬的宣传队解散了，闲散了一冬的人们开始忙碌起来。冬梅已经半年多没来我家了。大街、小胡同的墙上，突然一夜间写满了冬梅和数学老师的“流言蜚语。”那时，自由恋爱在那些祖祖辈辈恪守传统礼教的农村人眼里，不亚于洪水猛兽。冬梅娘的脊梁骨被戳得直不起来了，冬梅被爹娘关进了黑屋。冬梅娘气得在闺女的窗外，跳脚大骂，“好门好户的，你不进。偏偏找个穷酸教书匠。不知好歹，丢人现眼……”冬梅趴在床上，用被子把头一蒙，一声不吭，整整三天不吃不喝，以绝食抗争。

女儿是娘的心头肉，冬梅娘终于败下阵来，默认了穷酸女婿。

一天，众目睽睽下，冬梅挎着数学老师的胳臂，并肩在胡同里漫步，嘴里哼唱着歌：

并蒂的花儿迎风开放，

幸福的鸟儿展翅飞翔，

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

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

啊，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充满阳光。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我从没见莲有过这样的微笑。

哑女

我家那盘石磨是胡同里唯一的石磨，自从我记事起，它整天就“呜隆呜隆”地唱啊、唱啊，胡同里的女人、孩子围着磨道转呢、转呢，似乎永无停息。石磨不算很大，一个大人或两个十多岁的孩子就能推得动。当早上金灿灿的阳光洒向大地，伴着晶莹的汗水从脸盘上滚落，又细又黄的磨糊就在磨盘上流淌，然后淌进磨盘下的干净水桶。那边早已支好熬子，点起一把火，随着“吱啦”几声磨糊在热熬子上的欢唱，一张圆圆的煎饼，散发着玉米的浓香，被平展展地甩到盖垫儿上，不出半小时就被端上饭桌，成为农家早饭的美味。

哑女平均每隔一天来我家磨一次糊。哑女的三个哥哥身强力壮，都是大饭量，两大桶糊的煎饼全家人还不够吃两天。人家磨的玉米糊是金黄色的，哑女磨的糊却是灰白色的，里面羼杂了多半的地瓜，刚下熬子的地瓜面煎饼虽然松软好咬，但吃到嘴里散口难咽。哑女长到16岁也没念过一天书，常年的体力劳动却锻炼了一副棒身板儿，粗壮的像个男人，只有一条乌黑的长辫，坠在腰际，时刻提醒你，我是女孩。哑女总是一个人来磨糊，一个人推得磨子飞转。我看她干的带劲，常跑来帮她往磨眼里倒粮食。她就推着磨子跑得更欢了，直到我跟不上、跑不迭，逃出磨道，她才得意地“咿呀呀啊”叫着笑起来。哑女看似傻乎乎的，却是热心又仗义的人。每遇到推磨吃力的老、幼，哑女都不惜体力，全力以助，有时她会一连帮上三家。当人们冲她树起大拇指，她只会咧嘴笑笑，来回甩着粗长的大辫子，晃动着宽身板干得更起劲了。

真正走进哑女的生活圈是在那年冬天。那天我到铁路旁的防护林里拾柴火。偶然看见路基石子儿缝里有很多煤块儿。我丢下竹筢，顺着路基拣起煤块儿来。开始的时候煤块儿少，我用外套兜着，渐渐越来越多，虽然感到非常沉重，但为这意外的收获，高兴得放声高唱起来。正在此时，突然一种异样的感觉，待我回头一看，火车那庞大的车头正扑面而来，脚下的枕木颠簸起伏剧烈地震颤，我吓傻了，呆立在路基上一动不动。就在列车擦身而过的一瞬间，我被狠命一推，摔下路基。揉着生疼的膝盖儿，我睁开眼，面前是哑女那张因急怒而红涨的脸，她双手激动地比划着，直挺着脖子冲我“呀咿呜哇”半天，我明白，她救了我。眼泪在眼窝打着转，我拼命点头，多谢她的救命之恩。

从那次历险后，哑女每次出门拾柴都会来叫我，她成了我的保护神。

冬天的阳光是慷慨的。我和哑女常到西山坡搂柴火。山坡上厚厚的枯草、灌木，是我们的首选。哑女总把自己的大筐装得肚圆满挺，像个小山包。然后我们坐在向阳背风的坝堰下，我拿出金黄的玉米煎饼，分成两份，我知道哑女家很少能吃上这种煎饼。哑女三口两口吞咽下去，拿出带来的针线活，忙碌起来。我一边眯着眼晒太阳，一边胡思乱想。在那个一天一个棒劳力凭工分只能挣八分钱的岁月，一年四季能不断顿，还能买得起收音机、缝纫机或挂钟、自行车之类时髦家具，就算得小康之家了。哑女的三个哥哥常年在贫瘠的土地上劳作，却因没钱盖不起新房，而不能成家。那时女孩出嫁前，女方到男家相亲，首先要看房子，其次就看有没有“鸡毛蒜皮”，也就是家中摆设，当然不必齐备，有一两样也说得过去。因此，有些贫穷人家在女方来相亲的前夜，会四处告借一辆自行车摆在堂屋，或借一台收音机放在八仙桌最显眼的地方，搪塞过关。而哑女的爹娘从不搞这些虚晃，来哑女家相亲的女方，虽然一拨又一拨，但看看他们的老屋，及几件破旧的家具，都绷起脸，一声不吭扭头走了。

新年在寒风的催促中，终于来了。年味洋溢在孩子们簇新的衣帽上、鲜艳的头绳里，更荡漾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腊月三十上午是年集的最后半天，哑女叫我去买头绳。我的头绳、发夹，姐姐早就给我买好了，可哑女扎辫子用的还是截旧毛线。拥挤、热闹、噪杂是每个集市共有的特点，年集更是把这种特点演化的无以复加。哑女紧拉着我的手，随着推推搡搡的人流，好不容易挤到一个头饰货摊儿，货摊儿早被大姑娘小媳妇围了个严丝合缝。我俩瞅准机会，一头钻了进去。眼、手立刻在各种鲜艳的头绳、头花、发夹中忙碌起来，放下这一个，再拿起那一个。突然，我看见一个漂亮的蝴蝶发夹，洁白的翅膀上点缀着几颗晶亮的珠珠儿，正要伸手去拿，另一只粗糙的大手却抢先抓在手里。“五毛钱一个，不还价。”摊主的一句话，让我心里嘀咕起来：五毛钱，爷爷挣六天的工分还不够。如果买高桩馒头，能买五斤。我心里盘算着，眼睛却一眨不眨盯着那个蝴蝶发夹。那双粗糙的大手轻轻摩挲了几下，又把它放下了，待发夹未躺稳的一瞬间，又被那只粗糙的大手抓了起来，并被悄无声息地塞进裤兜。我惊讶地张大了嘴，猛抬头却看见哑女那慌张臊红的脸。我正想打手势告诉她点什么，她却一把掏出蝴蝶发夹，扔在摊位上，掉头独自走了。

年，转眼间就过完了。村里有了电磨磨糊，我家的石磨清闲起来，只有舍不得花钱的人，偶尔来磨糊。哑女也不来磨糊了，为给大哥换回个媳妇，她嫁给了嫂嫂的娘家哥哥。

窗外的鸟儿唧唧啾啾乱叫，唤回我飘摇的思绪。当我把这些陈年旧事，倾囊而倒，如揭开窖底的那坛陈年老酒，沉醉其中反复回味后，心里虽然有些释然，但却平添了几许牵挂，因为那些纯朴、倔强的姐妹，依然如那遍地开放的野花，无论经历过多少磨难与摧残，都会笑迎春风，粲然开放。姐妹们，你们现在过得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