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打盹儿的时代

那是1992年左右，那年我大概已经五岁了。

父亲推开大门从外面慌慌张张地大步跨进屋子里，小声对母亲说，“来了！”父亲的表情极其严肃。母亲也急忙放下饭碗，对我说，“孩子，先别吃了，跟我来。”我放下碗筷被母亲拽着手进了家里的一间放杂货的屋子。母亲在最里面的一个墙角处放了一个矮矮的木板凳，命令似地说，“来，快坐下。不许说话，不许弄出一点动静。要不人家就会把你逮走了。”我坐到板凳上，母亲便将房间里的一些杂物拉过来，在我的前后左右堆得严严实实的，她走得远一些，然后东看看西瞧瞧说，“嗯，没人会发现你了。听话，在这里待着吧，警车走了，就让你出来。”不一会儿，我听到她和父亲嘀咕了几声，便锁上大门出去观察形势去了。

我们家的杂货屋是放杂物的地方，也是堆放“娃哈哈”的地方，那里有父亲和母亲为我们几个孩子买来的各种各样的吃食，连我们自己搞到的好玩的东西也库存在那里。是个我经常钻来钻去的地方。可是挨过了几个小时的躲藏后，我再也不想念这间屋子了。这间屋子只有一个一平见方的小玻璃窗，晴天时，阳光是那么珍惜地一缕一缕照射进来的，况且午时一过，阳光就彻底地被黑暗和潮湿吞没了。

我坐在那里不知道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胡乱地猜想着我的父亲和母亲去了哪里，他们有没有危险，会不会被戴帽子的那些人扔在偏三子摩的里拉走了。那是个秋天，院子里有块菜园子，菜园子的一角长着的苹果树已经结下累累的果实。树枝都被压颤了，往日我蹲在菜园子的韭菜丛中就能用头顶到枝头的富士果。深秋的苹果香随着一阵秋风从杂货屋的小玻璃窗里吹进来，打瞌睡的我顿时苏醒了，突然间的饥饿感让我感到无助。像做了一场梦似的，我没有表，只能通过日头来感知时间。抬头见玻璃窗上没有了阳光，大概已经到了下午三点钟。可是我的父亲和母亲还没有回来。外面的警车声又响起了，然而这次是声音由近到远，最后渐渐地远去了。我们家住的是靠街房，房子后面就是警车畅通无阻的村子里的主街道。在屋子里的我揪着耳朵仔细听着，外面是哐啷啷的搬东西装车的声音，又一辆像似卡车的声音远去了。随后，我听到了邻居街坊们沸沸扬扬的吵闹声和后邻的伙伴凄惨的哭声。

大门外有脚步声传来，门开了。我的父亲和母亲回来了。

我听到母亲大步流星地跨进堂屋，向杂货屋里跑来。她喊我的乳名，然后噼里啪啦地急忙将我身边堆放的杂货搬开来。她喊我，我脑子里想着答应着她，可是我的嗓子里发不出声音。她急了，以为我出了什么事故。我两眼瞪着她，见她焦急的样子，突然鼻子一酸两眼一热，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她安慰我说，“走了，走了。都是妈妈不好。”

那天晚上，父亲和母亲吵架了。大概是因为父亲想把这件事情到底是个什么事一点一点地讲给我们听，这样在以后的日子里就会避免我们胡乱猜疑的惊恐和害怕，他相信我们几个都懂事了。而我的母亲则认为，我们几个年纪太小了，尤其是我，这么小的年龄不该承受和背负这么多的东西，还是瞒着我们比较好。一天晚饭后，父亲还是告诉了我们事情的原委。我倾耳听着，看着父亲游移的表情，躲落在一个衣橱边。那晚，我们几个谁也没有争先恐后地打开电视机看83版的《射雕英雄传》，父亲给我们打开电视调好频道时，我们几个已经早早地溜在被窝里了。我想着那天的警报声。

随后，连续十几天，警车在村子里响个不停。我已经练得耳朵灵敏，似乎那段时间一直是高度紧张。我们家在村西头，偏三子摩的一进村东头我便察觉了，一溜烟跑进杂货屋里，喊母亲进来堆杂货。几乎我在杂货屋里静静等待的每一天都会听到我们家房屋的后街上充斥着公家人的训斥声，村里妇女们的嚷叫声，我的童年伙伴们惊恐的哭声……有一次，我突然听到一个公家人吆三喝四地说，“你觉得我没法子了，扒！”他吆喝的是要把我的伙伴琴（化名）家的房屋铲平了。公家人对她们家确实不知该是如何对付得好。琴家中姐弟四个全都被她父亲带着躲到天津的老亲家去半年多了，家里的家电、家具摆设、粮囤里的囤积统统搬运到外地了，他们家是“作战有备”的，家里只剩下她母亲留守，死缠烂打。村子里的男人们是不能留下来看家的，因为公家人会把他们戴上铁铐抓走，“严刑逼供”。那天下午的时候，轰隆隆的房屋倒塌声传来。那时候公家人还弄不到吊车和铲车，只好雇人工，所以，他们要的不是整个房子是否全部铲平，而是把顶子掀掉，再在四面墙上弄些窟窿，只要这房子不能再住人就达到了目的。万事开头难，事情有了开头就好运作下去了。公家人“轰隆隆”的倒屋运动开始了。

时间也到了紧急点上。我已经不能再待在杂货屋里了。我被母亲拉进偏房的柴草屋里，和半屋子的柴草，半屋子农耕的生产工具作了伴。听到警报声，我不是躲在战时的防空洞里，而是跳进疏松的柴草垛里，整个人都埋在里面，只剩下脑袋瓜在外面，鼻子用来呼吸，耳朵灵敏地支愣着听察形势。我的母亲交代过，只要有警车开到咱的大门口，再有脚步声，我就得把头完全淹没进柴草里。偏房的柴草屋连一个小玻璃窗也没有，比起杂货屋来也更为阴暗，更为潮湿，有一个两扇对开的木板门。所幸，这个木板门两扇之间的缝隙有一寸多宽，屋外亮堂堂的光线和洁净净的空气从门缝里穿过来，我还可以借着这一线缝隙从屋里望向院子里高大的金丝小枣树，闻着紫红了的小枣散发出的甜丝丝的枣香，并将眼睛和心灵张望到北方秋天的高空。屋子里有七里啪啦的小虫滚爬在柴草上，木板门的上框上结满了蛛网，偶尔就会有蜘蛛荡秋千般悬荡在门缝的那一线光里。

有一天快掌灯的时候，父亲和母亲从外面打开门锁回来了。正待我兴奋着一天终于解放了时，听到母亲跟父亲小声嘀咕说，“晚上，你就把她送到妈那边去吧。”父亲不得已地点点头。我心里有一千一万个委屈，可是没有一点哭闹。晚饭后，母亲把我喜欢吃的小熊饼干带好，又装上仅有的几件玩具，对父亲说，“走吧，别耽搁了。”又嘱咐我，“明天情形好了就把你接回家来吃饭。在那里听奶奶话。”除了跟着母亲住外婆家，这是我第一次在晚上的时候一个人离家。我扒在床边的窗台上捏着一个积木，低着头，不动。父亲从椅子上挪到了床边，并坐下来说，“来，爸背着你，一会儿就到了。”祖母家在村东头的一个弯弯曲曲的长巷子里，偏三子摩的是不会去老人家追查的。

我终于磨磨蹭蹭地爬上了父亲的肩头，双手使劲搂着他。母亲在我身上披了件毛领黑大衣，拽拽我的裤脚。父亲便背着我向那个幽深的巷子走去了。

我们家屋子里的灯全是高度数的节能灯，光线亮白干净。而那一天的晚上，天空里没有月亮，那弯勾的一线月牙到后半夜才迟迟地升起来呢。星也是七八个天外。九十年代的乡村没有路灯，每一个封闭的小院都有围墙，围墙将每一户人家的窗子里散发出来的仅有的那么点光线也掩藏了起来。况且乡村家家户户睡得早，这钟点上连鼾声也有了。所以，从屋里走向屋外，满眼漆黑，什么也看不见。路过户家的时候，偶尔传来几声犬吠。这十多分钟的路程，漫长，沉沉地连缀着到达终点站的不情愿。

父亲敲开祖母家的门，祖母家的灯光是昏黄的。我跟着父亲一路从光洁没入彻底的墨黑，又来到了这在当时我并不觉得温馨的灯光下的柔和里。祖母喊着我的乳名暖暖地招呼我说，“快从爸爸的背上跳下来吧，奶奶接着你。”我看看她，又看看爸爸的后背，那么韧实，我抓着他的衣领不放松。父亲要走了，祖母把我从父亲的后背上抱下来，两颗豆大的泪珠子从我的眼眶里啪嗒一下掉了出来，然而这泪也就戛然而止了。这大概就是父亲所说的“懂事”吧，虽说只是懵懵懂懂的。我一向喜欢祖母，但那晚就是不想跟她讲话。

时间长了，偏三子摩的们已经摸索出整治村民们的办法，白天都躲躲藏藏的，晚上总该回家吧。他们白天不再来村里蹲点，起初村里人还以为管制计划生育的公家人再也不进村子了，因为二十来天的时间里，村中锁着的锁该撬的撬了，房子里该搬走的东西也都装车了，男人们该被带走的也逮走了。可是没想到警报声在晚上突然响起了。村子里的“长们”“主任们”竟然把公家人带到了村民们的家门口。“抄家！”并且连村子里牵连的亲朋好友也开始了搜查。

第二天的黄昏，父亲“如约而至”，我兴奋地被父亲攥着小手和祖母告别，要“回家”吃完饭啦，我嚷着。然而，晚饭刚刚过后，母亲就催促说，“赶紧送小丫头子走吧。”听了母亲的话，忙着叽叽喳喳和姊姊拌嘴玩的我突然哽咽，一个人溜到院子里的大枣树下。我爬上它矮矮的墩子般粗壮的枝干，坐在两个弹弓架状的枝桠上，顺手拈着已经熟透了的枣子。太阳早就没了。西边的天空低低的，飘荡着仅有的几抹红，我们家的房檐上一扑棱子麻雀。被雨水冲刷的干干净净而又几经剥蚀的瓦片上，一个烟囱悄然耸立着，向着天空的方向，那是我第一次站在一个较高的位置上得以看清，一天两次的炊烟袅袅升起的地方，曾经还有以后的日子，我都将远远地看着炊烟的起落，稀薄，来得知母亲的饭是否做熟了。烟囱斜吊脚下，一排发呆的屋脊静默着。我不是，“莫名”地忧伤。我又要离家了。

母亲又在喊我的乳名了。

父亲把我从树枝上抱下来后，我才发现地面上落了一层我用手一点一点碾烂的红殷殷的枣子和黄蜡蜡的叶子。可是父亲没有像往日一样敷衍母亲嗔怪我几句，母亲也没有。趁着天色已黑，他又把我背向那个幽深的村东巷了。可是这一次，他又把我背了回来。就在祖母把我从他的后背上接下去的那一刻，一瞬间的闪念，不知道他想到了什么，他突然又把我背起来，一步一步地回家了。

回家后，没等母亲开口，他就主动请缨说，“今晚，我和小平原一起藏在柴草房里。”以后的时光里，我常常想起和父亲在一起的那个深秋的晚上。现在想来，他所说的“一起”大概不只是一起渡过一个晚上的黑夜，还有父女间心心相融的“背负”。父亲摸黑坐在柴草房的小板凳上，我偎在父亲的双膝旁。他小声地给我讲起了他七个年头的部队生活。那些趣事消磨了黑夜。

又是个半月过后，已到初冬季节。村里又突然紧张起来。我不能留在村子里了。

到了晚上，夜深人初静。母亲给我裹好大衣，戴好帽子手套，围上围巾。父亲把车骑过来，我坐在后车架上搂着父亲的腰。说不出为什么，自从那个父亲讲故事的夜晚过后，我竟乖乖地不是那么不情愿地跟着他上路了。

乡村的路，羊肠，深蜿。一个线条就折向了遥远。一边是浅浅深深的壕沟，一边是初冬麦苗的藏藏躲躲。等车子骑到高坡上，光景又变了。高坡的土路上一边是浪滚滚的马家河，傍着河滩的果树园，一边是空闲下来等春耕的荒田地，以及攒在荒田里的玉米秸秆和棉花棵。那天风很大，北方的风总是嚎着的，马家河的水冲刷着河滩。上了高坡土路，父亲就回头问我“冷吗？”我说，“不冷，可是我有点儿怕。”就问父亲，“有老么猴吗？”老么猴是我们家乡大人们哄小孩子时吓唬他们的一种说法，我追问着。父亲没有回应。但是他又哼起了《牧羊曲》，这是支他忙了、闲了都会哼那么两三声的曲子。歌声随着风飘远了，我迷迷糊糊地歪在父亲的脊背上。

忽然，听父亲说，“小平原快醒醒哪，我们跳下车来捉迷藏好不好？”说着，父亲已经下了车。“快抓好车座，我们要躲起来了。”他推着车子一拐弯溜进秸秆堆旁的一个简陋的茅屋里，这是河滩边的果树园主人夏秋季节看果子的栖身处，到了冬季人去屋空，便荒凉了。我们刚刚躲进茅屋里，从高坡土路的那一边响起了偏三子摩的的警报声。我们倾耳听着，一辆，又一辆，又一辆，偏三摩的子车队一并呼啸过去了，驶向我们村子的方向了，也擦过了这间破陋的茅屋。父亲欢欣鼓舞地说，“小平原，我们赢喽。”那晚，我们平安地去了姑姑家。一住就是几个月。

回家后，知道村子里的我的玩伴们，有几个人家的房子已经残破不全了。村里所有生养了孩子的女人都被逮去强制“结扎”了。

我们村的村中间有个大荷花湾，荷花湾旁有几间瓦房校舍，东面上的教室被隔出来的两小间房子就是村支部的办公处。那残破的瓦房顶上安着一个高挑的长杆子，杆子上架着四个大喇叭，分别指向东、西、南、北。我得以回家后的日子，它终于消停了，再也不会半夜三更地便吆喝着人民公社时候的话语，“社员们，注意了——。”

一年过后，村子里大队部（我们村直到现在一直叫大队部，而不是村委会）的一个人来我们家。他随手递给我父亲一个“白条子”，然后扭头就走了。所谓的“白条子”就是没有盖上公家官印的收费单，这张“白条子”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计划生育超生罚款单，金额是4000元。母亲现在还常常感慨，现在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掏出40000块钱，然而那个年代却是拿不出4000元。

我的母亲是个聪慧的女人，她接过罚款单没有细读就看出了其中的事端，是张“白条子”，这绝对不是公家开的罚款单，几个大队部的人在作祟。而且母亲一下子就分析中了事情的内里，幕后的主要指使人。

她没有吃饭，撂下碗筷就跑去方家二嫂子家了。二嫂子是母亲在村里经常谈些知心话的人，母亲长她几岁，心胸也开拓些，所以她视我的母亲为亲人。母亲猜想“白条子”幕后的主要管事人应该就是二嫂子的三兄弟。后来，这段风波就借着二嫂子平息了。

后来，我问母亲说，“为什么一年之前，就是计划生育管制那么紧张的时候，却没人来逮走你和父亲，而且连罚款单也没有，就那样安安全全地躲一截？然而，一年后，计划生育已经解严的时候，我们却惹来了麻烦。”母亲正在院子里引着地下水浇灌菜园子，哗啦啦的水流呼吸着阳光，向一块又一块的菜畦流淌而去。长豆角就要开花了，浅浅的紫罗兰色的小花点缀在缠绕的架藤上。一个个花骨朵沁了水流，水珠子在蓓蕾上面滚动着，似乎一不小心便会淌下来。

“村子里换了大队班子。”母亲直起腰，淡淡地说。似乎，往事真得如烟。

“前一届是家鑫（化名）的书记，他的孙子就是第三胎，和你同一年生的，比你还大几个月呢。他怎么还敢向公家人告发咱呢？你来的还真是‘时候’。”母亲笑笑，又回头去抓吊瓜上的小白虫了。

十几年过去了。春节回家，像往常一样听母亲聊村子里的家长里短。

母亲说，“家鑫死了。”

其实，三四年前他就得了偏瘫，在床上一卧就是好几年。母亲说，“是个受罪的病。手脚不能动，嘴也不能说。”

他是十月初六撒手走的，而他的孙女十月初八出嫁。他死后，没动哭声，闭丧了。尸体就停放在正房的里间屋里。今年的北方冬天是个寒冬，整个冬天没有飘过雪，干冷干冷的。屋内，尸体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里冰封着，儿子守着他；屋外，孙女穿着洁白的婚纱登上了婚车，没有炮声。只有她的母亲牵着她的手。

村里人说，“可惜了一个好闺女。”她生得俊俏，研究生也快毕业了。

家鑫的老婆说，“这老的也不会挑个时候死。不知道孩子要娶吗？”村里人说，家鑫的老婆这是“说给活着的人听”。

家鑫家是村里的大家族，只他这一辈亲兄弟就七八个。况且，兄弟们也年龄已大，个个都儿孙满堂了，可谓人丁兴旺。说起来也是村里的一霸。在乡村里，尤其是早些年代，大概长老的威望不只是“德行”在说话，还有“人”，有“人”就有力量，就能“维持秩序”。家鑫的父亲“文革”前就是村里的“说话人”。村里每到过年家家户户都供着家谱，家谱上写着：子承父绩万年春。家鑫是父亲的长子，子承父“绩”那也是水到渠成了。

然而，他们家族内不和。在计划生育管制紧张的年代，家鑫不只将“抄家”的公家人带进了其他家族里，也揭发了自己的兄弟家。而且他擅自将一张“白条子”给了他的六弟，把罚款来的钱塞进了自己腰包里。当然，他的六弟媳妇也毫不客气地把他送进了公家人的监管所里。从此抹了官职。

所以，他静静地躺在另一个世界里的时候，他的六弟媳妇不哭不笑地说，“真是‘糟蹋’自己的孩子。人做事总不能太过火了，天地良心总会有应。”

这个家族渐渐地走了下坡路。因为，在这样的年头儿里，它再也没有了“老本儿”（就是祖宗传下来的殷实的家底）可吃。村里健壮的男女老少，读书，经商，打工，浪滚滚的大潮早已迫不及待地涌向了城里。

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那个曾经让我像光阴麻雀一样惊扰的年代，成了故事。在这十几年里，我的脑子晚上思维活跃，常常在梦境里，梦境也常常是美丽的。然而，每每遇到不愉快的梦时，我总是在管制计划生育的警车声里东躲西藏，躲着躲着，那偏三子摩的就从村子的东巷口嘟嘟嘟地开过来了。警报声呕呕呕地响着，村子里的马路上到处堆满了他们抢来的村民们的粮食、家具、电视机。马路上围观的人很多，但都没有声音，静悄悄的。几个带帽子的公家人从一家房子里拖出一个村人，用手铐铐着，那个人朝着我越走越近，可是脸却越来越模糊。我看着他，焦急，但发不出声音。他是我的父亲，可又不是。这个梦一直做到高考之前，后来的梦魇便成高考了，总是在梦中把不小心撕破的试卷手忙脚乱地修补。

后来，和伙伴们谈起这个“梦”时才知道，他们也时常被同样的梦纠缠着，梦里焦急但喊不出声音也哭不出声音。醒来时，窗外的阳光明媚、刺目，眼睛却肿胀得像个铃铛，不敢望向阳光里。

原来，那是一个“时代”在打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