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琐记

今天下班回家，成群结队跟着老师来城里来玩的小学生，勾起了我无限美好的回忆。

我的小学，座落在一个高坡上，与我家仅有一墙之隔。父亲在南墙上挖开一个半米见方的洞，安了扇木头门，那便是我通往学校的捷径了。得天独厚的优势让我从不担心迟到的问题，懒洋洋起床，慢吞吞吃饭，预备铃打响了我就从家里出发，钻过墙洞，目的地就在眼前了。

这样钻进爬出的生活一直过了两年。忽然我就厌倦了。我开始羡慕家远的同学，因为他们要走很远的路来学校，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是不时兴大人接送学生的，何况那时候也看不到满街跑的电动车摩托车，即便个别家庭有辆飞鸽牌自行车，就是很阔的事了，但如果没有重要事情发生，也是绝不会轻易骑到大街上来的。所以，同学们都是以步代车，一路上和伙伴们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是件多么开心的事啊！我的羡慕，还在于，冬夏天气不好的时候，家远的同学可以提前放学，而我们家在附近的，尤其是我，是坚决不被放行的。我们只好呆呆地坐在那里，看着同学们满脸笑容地从教室里鱼贯而出，去到外面那自由的天地里去了。雷电交加或者大雪纷飞的时候，家远的同学也不必来上课，而我们附近的，尤其是我，是绝不能缺席的。每每这些时候，我们在教室里大声朗读着课文，心里是极其不甘的。我开始想，为什么我的家不在更远一些的地方呢？我甚至对父亲抱怨，为何要安家离学校这样近。然后毅然决然地不再走父亲给我开辟的小道，而是每天早早起床，差不多绕过多半个村子，敲遍所有小伙伴家的大门，直到他家的狗狂吠不止，大人们在里面高声应着“起来啦，起来啦”，我才满意地赶去学校。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成了村里人的活闹钟。

我开始为家在学校附近而自豪，缘于邓爷爷的去世。1997年，邓小平去世，举国哀悼。在我们眼里，跟吃喝玩乐无关的事，我们是不关心的。只记得那时候电视上天天演的《葫芦娃》忽然间中断了，四个频道（就只四个：中央一套，山东卫视，东平卫视，梁山卫视）无一例外改播起了哀乐。街头巷尾，大人们都在说，邓小平去世了。我们似乎才明白了这是个重要事件。尤其是老师为此专门给我们开了严肃的会议后，我更坚信了事件的不一般。会议的具体内容与其说我早已忘记，倒不如说我根本就没记住。我在懒散的半梦半醒中，听到了这样一句话：“同学们，邓小平爷爷去世了，明天我们不上课了，集体看他的追悼会。”不上课了？我马上来了精神。“韩明月，我们要去搬你家的电视机，你回家跟爸妈说一声。”我好像成了临危受命的将军，郑重地回答了一声“行！”全体同学看着我，投以羡慕的眼光，那一刻，我特自豪！第二天一早，我家19寸熊猫牌黑白电视机就摆在了教室的讲台上，学校的老师们都来了，一本正经坐在凳子上，在观看追悼会的过程里，他们都不断擦眼泪。十二岁的我不太明白，为何他们对这个死去的爷爷感情这么深厚，我坐在底下，一脸肃穆，但我不悲伤，我只是觉得我家的电视机，怎么这么的好看！

不谦虚地说，我在小学里其实是个全面发展的人才，“德智体美劳”五朵小红花我都有。只是我的数学不争气，以至于全班选拔了6个学生去乡里参加“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我这综合成绩数一数二的，都被无情刷了下来。临出发前，我的班主任一再对我们说：“这6个同学绝对是大学生的苗子”，可惜，老天太不给我的老师面子，因为这6个同学上初中后成绩基本是中下游，连当初冒尖的数学，也被磨秃了，所以他们没等毕业就都中途辍学了。我原来一直将老师的话视为圭臬，自那以后，我就是信五分，疑五分了。

我特别淘，像个假小子，上树、翻墙之事常有；偷瓜、逮鱼自是不在话下。惨的是班主任是我家邻居，这其实是我当不上班里要领的主因。晚上黑灯瞎火捉迷藏，报数，从一数到二十，我一喊，整个村里的狗都跟着叫，卖力的后果是我嗓子哑了一个月，母亲带着我寻便几个村的诊所，都不见好转，于是禁闭半月，好了。所以，现在三舅家13岁的潇潇常把嗓子喊哑，颇有我当年的风格！说来惭愧，我这表妹是当班长，为人民服务导致的喉咙叫破，而我，在小学混了这么几年，最高的“官衔”就是三组组长。难得黄艺博这样的好干部能挂五道杠，可惜我一道都没有。虽如此，我领导组员八人，洒水扫地擦黑板，也是不亦乐乎！每逢周三，我安排了值日的任务：谁谁在家里扛根木棍，谁谁拎一个水桶，谁谁和谁谁带扫帚，剩下的带抹布。小学后面是一条弯曲的小河，一年四季水长流，尤其到了夏天，河里到处都是油油的杂草，成群结队的蝌蚪，所以那时候我们都是喜欢值日的，因为可以借着值日的名，集体到小河边玩个痛快，趁机捞些蝌蚪，放到汽水瓶养着，几周后，有的瓶子里变成了绿色的青蛙，有的爬出来几只蛤蟆。

我们最最开心的事要算是过“六一”了。刚进五月，老师们就要挑选、设计节目，我们就没黑没白地排练。六一当天，周遭的小学是要来我们中心校进行比赛的，所以老师要提前征集个人参赛作品。我自认为歌喉还是可以的，包括现在，我也常去KTV唱上几曲，往往得到大家好评，这自然包含主观因素，但机器却也能打出96分以上的成绩。可是，海选的时候我就被刷下来了，不是因为我的嗓音出了问题，而是我选唱的《小白菜》，被老师认为太凄惨，与时代主题不符。是啊，我们都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幸福孩子，怎么会允许“小白菜，泪汪汪”的事情发生呢？那时候我不懂辩驳，要是现在，我肯定要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学会忆苦思甜！最终我只在大合唱《我们的祖国是花园》里，露了个小脸，只是我那无与伦比的嗓音，无奈地埋没在了众声里。

我还记得，那天天特热，就跟2011年的今天一样，紫外线超标，我们露天的联欢会让几位领导遭了罪。节目才刚开始，他们就已经热得汗流浃背了，我现在想，那时候也不流行太阳伞的。危急时刻，我总是作为救世主的身份出现。我的老师，面带微笑地朝我走来，俯在我的耳边，告知我回家拿几顶草帽，我了然，飞奔回家，将我家大小破旧的草帽都取了来。可是草帽拿来了，谁去送给领导呢？这时候，李鲁平同学自告奋勇要去送。只见她拿着一顶越南帽，三步两步走到一领导跟前，径直从后面扣了下去，全场轰动，这可是比节目收到的效果震惊百倍。那领导吓得一个激灵，转过身来，连连道谢！我自恃清高，但自那以后，我很崇拜李鲁平。

现在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表演的节目，无外乎是歌颂祖国美好山河的歌曲，感叹幸福生活的诗朗诵：《春天在哪里》《猪八戒吃西瓜》，《闪闪的红星》，《小小牵牛花》……都是我相貌堂堂的高兴武老师弹风琴伴奏，他是五年级的数学老师，同时是四年级的历史老师，三年级的社会老师以及全校学生的音乐老师，这种全能型国宝，应该濒临灭绝了吧？

我已经很久没有去我的小学看看了，尽管它和我家还是一墙之隔。我给父亲的建议是，挖洞，让我的小侄女沿着我走过的路，将革命进行到底。十多年了，小学的样子已是天翻地覆，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垃圾箱的，值日生们总是隔着墙将垃圾扔出去，稍一用力就飞到了我家院子里；而现在，满学校都是动物形状的可爱垃圾桶；我们那时候，学校的大铁门特别矮，无数同学的头曾磕出过包，而现在，大铁门换成了电动安全门；我们那时候，学校的铃声是手动的，一根木柱子上，挂一个铁皮铃铛，上下课都是由老师去敲，可总有老师将此事忘掉，我们等待下课铃声的心也时常处于焦灼的状态，而现在，学校里安装的是电喇叭，铃声是《水边的阿狄丽娜》……

我不知道现在的孩子们做值日时还去不去小河里打水，偶或抓几只青蛙。他们现在都是戴着黄色的安全帽，放学后举着小旗排着队中规中矩地寻找门外久待的亲人，我体会不到他们是怎样的一种幸福；但是，我想，他们同样也想象不到我们放学撒丫子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