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惜忘年交

跟他第一次见面是在楼梯拐角处，他正端着茶杯往外走，看见我经过此地，连忙退回到门前，为我让路，当我们相视而对时，我看到的是一位身材单薄，高我一头，大我二十来岁的中年人。

看着他身后那扇呲牙漏缝的简易栅栏门，门背后那张单人木床，我明白了，这不足五平米的楼梯拐角就是他的栖身之地，由此而见，他在这个单位的处境，应该是在那个年代被纳入另册的那一类人。但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又与当时报刊杂志连篇累牍渲染的凶恶的阶级敌人对不上号，虽然四十多岁，但他面容和善，五官清秀，清秀中还释放出缕缕斯文之气，这不，刚洗过的覆脑长发软软的搭在前额，散发出一股洗发水的香波味；篮色咔叽布的中山装，领口半敞，使得内里的白衬衣显得纤尘不染；下身的棕色凡尔丁裤子虽然失去了新上身时的光鲜，却还是整洁有加；脚下的一双圆口黑布鞋洁净清爽，有鹤立之风。

他很友善的向我点了一下头，声音很细，对不起，挡了你的路，眼神却很清澈。

我则也回报以友善的一笑，心想，在我们这个全县闻名的以苦力著称的搬运社，竟藏卧着这样一位斯文人。

经观察，他是板车队的一名苦力。

说起搬运社的板车队，上了年纪的老绵阳人都知道，这是搬运社最彪悍的一支队伍。

先说板车，这种车全长七米，比当时的“解放”牌汽车还要长出一截，两边车身选用的是脸盆大的木头，下面用两只“黄河”牌车胎承重，故而可以载重五六吨，用以运输钢材，机器等重型设备。牵引它的动力就是部队退役的军马，而且是三头，驱使这辆车要五个壮汉，一名壮汉驾辕，称为“中杠”，算是全车的指挥；“中杠”两边是血气方刚的两名汉子，驱使两匹边马，称为“边花”；后边车轮辕木处斜伸出两根绳套，供后边两个汉子为板车加力，称为“飞娥”；这五个人都是搬运社精选出来的壮劳力，俗称“脚牛”。

这种板车在平路上行走起来是很霸道的，所谓“霸道”，就是它对周边的一切不管不顾，只管硬着头皮往前冲，请看：

“中杠”那肌肉鼓胀的双臂平衡着车把手，像一个威武的将军；两个“边花”挥动马鞭，扯着破喉轮大嗓子吆喝着“驾、驾”！驱使马儿杨鬃撒蹄，往前狂奔；两个“飞娥”则在板车前面开道，也扯起高喉咙大嗓门，不断警示着路边的行人和其他车辆，“让开、让开，板车来了”，随即是一烟黄尘，一声巨响，一路疾驰而过。

在上坡时，前面的“中杠”“边花”驱使马儿低头刨蹄时，两个“飞娥”就要回到后边绳套处，肩背绳套一步一撑，将板车往坡顶拉，有时因载重过甚，畜力欠缺时，两个“飞娥”还要用肩膀顶住下滑的车轮，一寸一寸的向上挪。

在下坡时，“中杠”要紧紧勒住驾辕的主马，使其缓步慢行，两个“边花”则将车把手向上翘起，使车尾触地，慢慢下溜，两个“飞娥”就要站在车尾上，用力拉着车轮下刹车木的绳索，使刹车木对车轮制动，以使板车缓缓下坡，有时因坡陡，板车下滑过快时，会传来前边粗野的骂声，妈那个×，你两个狗日的不使劲，要把我们前头的人压死唆！

可见，拉板车既要有气力，又要有巧力，但，气力毕竟是第一位的。

他在板车上的位置是“飞娥”，出工时的他就是另外一个人了。

他通常是一顶下坠，遮了大半个面孔的破旧草帽，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白汗褂，一条裤脚挽到膝盖，用“鸡肠带”（鸡肠粗细的一种白色棉织布带）系住腰间的黑布裤子，活脱脱一个苦力，特别是他那一顶褐黄草帽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的一句自嘲诗，“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这“破帽遮颜”应该是他当时最真实的写照，而“漏船载酒”应是他另一个层面的生活了。

我没有实地考察他驱使板车的粗野生涯，但却亲眼见到他每天清晨总是第一个来到板车边，用扫帚把车厢内的碎屑杂物清除得干干净净，又把马牵到车前，用一块半圆形带细齿的铁皮，梳挠着马儿的皮毛；中午收工后，他会坐在板车边，在一个小本本上记录每一架板车的工作量，而此时的这些彪形大汉都会比较尊敬的称他为张老师，还会给他敬上一支香烟。看来，他在这个最底层的队伍中的人缘关系还不错。

由于上下楼的邻居关系，我与他的交往多了起来。

或许是这个拐角太窄小了，还是从来没有人光顾，他那尺寸蜗居永远是有条不紊，整洁有序。一张木床占据着大半个斗室，罩在上面的白蚊帐明晃晃的，一方小木桌上蹲着的水瓶茶杯使这间陋室有了一丝人间烟火之气，小木桌边的一卧竹片马扎使这局促之地有了一点闲适之感，刘禹锡的《陋室铭》就是描写的这种情景吗？可惜他与“仙、龙”无缘。

我们交谈的时间大多在夜晚，此时的他面呈酡颜，嘴里散发着淡淡的酒香，在很客气的给我泡茶递烟后，就拿起当天的报纸细声细气的照本宣科，向我重复着当天的新闻，多为赞叹之语，如今年小麦又丰收了，这门大个国家，能解决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不简单啊；有时，我翻阅他床上新版的《中国通史》时，他会以敬仰的口气说，这个范文澜老先生不简单啊，这本书在延安就写出来了，得到了毛主席的指导，不简单，共产党的大文人。

在多次接触之后的一天晚上，我不揣冒昧的欲解开心中谜团，向其发问，老张，你一个人住在这里，没有家吗？

此时的他两眼放光，用带着陶醉的口气回答，有啊，我女儿正在读高中，我老母亲也跟到我们在一起，我们只有一间房子，太小了，女儿那门大了，所以我在单位要了这门一个偏偏，感谢单位领导啊！

他细细审视了我一番，然后真诚的邀请我，小李，明天到我家作客。

这是一间位于大杂院旮旯角的通间居室，不到二十平米，一张虽然陈旧，但却做工精致的雕花大木床占据了一半的空间，使剩下的面积显得相当窄逼，但在他母亲的张罗下，室内窗明几净，井井有条，没有几样家具，但带梳妆台的书桌，虎腿式小茶几却显得古色古香，而笔立在梳妆台一角，小青花瓷瓶里的几朵金盏菊使得这间不算宽敞的斗室内有了些许生气，虽然她是淡淡的，却表达着女主人在坎坷中的祈盼。

这天中午的菜肴不算丰富，却很精致，清一色的青花小磁盘，油榨花生米，凉拌豆腐干，鱼香肉丝，味道可口，齿留余香。要知道，在当时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主人家能端出这几样菜肴算是罄其所有了。

饭间，他不时催促在屋外阶沿上简易厨房里忙碌的老母亲上桌共同进餐，而他那个已经成熟，身材略胖的女儿，则在他示意下，不断的称呼着叔叔，往我杯子里倒酒。

他女儿应该是长相柔美，秀眉大眼，但却缺憾明显，僵硬的脖子使整个脑袋偏向一侧，一望而知，这是个残疾女孩。

最后一道汤菜端上了桌子，老母亲解下围腰，她没有像一般的家庭妇女那样，用围腰搽手，而是把围腰在屋外抖搂了几下，挂在墙壁上，再回到屋里的洗脸架前，在脸盘里净手后，又在梳妆台前对着镜子抹顺了散乱在额前的几丝头发，才坐上餐桌。

慈眉善眼的她上桌后指点着汤菜，对我说，这里头有鱿鱼丝，我老婆子不好给你舀，自己动手，多吃点。

看着我品尝汤水后满意的神情，老母亲来了兴致，我们家好多年都没有来客人了，你今天来我们家作客，证明你不嫌弃我这个儿子，来，多吃点；她另外拿起一双筷子说，这双筷子是干净的，说完，亲自给我布菜。

此时，他女儿已经背起了书包，很有礼貌地向我道别，老母亲习惯地对其叮嘱道，放学了早点回来。

看着孙女远去的背影，老母亲眼睛红了起来，她向我叹息了一声：

这娃儿命苦，她老汉受处分后，她妈神经受了刺激，把这个娃儿从二楼上甩下去，我儿子马上把她抱到医院，她妈清醒后晓得惹了祸，就上吊了，这娃儿从医院出来后就落下这门个残疾，她还要活一辈子人，还要嫁人，哪门生活啊！

一时间，屋里的气氛沉重了起来。

此时的他已经醺醺然了，他一改细饮慢啜的习惯，仰头将自己面前的残酒倒进嘴里，又拿起酒瓶，自顾自斟满，端到唇边，欲一口吞光时，似乎意识到什么，只是轻轻的舔了一下，放下酒杯，又很客气的招呼我吃菜。

大概是为了冲淡嘴里辛辣的酒味，他大大的喝了一口茶，很认真地对我说，女儿落了个残疾，要影响她一辈子，但又是件好事，可以不下乡，你看嘛，如果她是好好的，肯定要弄下乡，我们这种人家的子女，下了乡好久才回得到城里头呵？

他点起一支烟，缓缓地喷吐着嘴里鼻腔的淡蓝色烟雾，沉吟半晌，向我道出真情，我私下找过单位领导，想把女儿安到我们单位，领导责备我，你两爷子在一个单位，你就不害怕耽误她今后的前途吗？我想了一下他说得对，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好在我现在一个月挣得到八九十块钱，能够养活她，等她大了再说。

说到此时，他的眼神有些迷茫，他嘴里一支又一支燃烧的香烟使得屋内灰蒙蒙的，一片浑沌。

我至今还在自责，不该窥探他的隐私，虽然不是我的刻意所为。

一段时间，被搬运设称为最风流的那位卫生所的中年寡妇经常到我宿舍来聊天，而且通常是在晚饭后。老实说，对这个寡妇我是比较敬重的，我去过她家，为她的一儿一女补习功课，在当时每家墙壁上悬挂的像框中，我看见她年轻时身着部队军装的飒爽英姿，据她讲，抗美援朝后，她和丈夫转业分配到川南一家大医院，文革之初，丈夫被逼自杀，她拖着一儿一女辗转来到我们单位卫生所，为抚养儿女，曾有两次短暂的婚姻，均以无果而终，由此被世俗称为“风流”。

她面容白皙，体态丰腴，一身裁剪得体的简单布料显示着半老徐娘的风韵。每次她到我宿舍来都梳洗得干干净净，大方得体，对这样一位端庄和善大姐的来访我当然以礼待之，何况，我还辅导着她儿女的功课。

这位大姐走南闯北的经历给我带来了很多故事，她会给我讲在朝鲜战地护理伤员，回国后被组织保送到南京军医大学进修，南京夫子庙有哪些著名小吃等等。

她一般在我宿舍停留半个小时，夜色四合时离开。有一次临走时，她曾不经意间淡淡地说道，你楼底下老张的命太苦了，老婆死了，哪门漂亮个女儿又有残疾，我在给他联系大医院给他女儿作颈部矫正手术。

这天晚上十点过我上楼，往常的这时，楼梯拐角处一定亮着灯光，他一个人正向隅闷坐，或一口又一口吞咽着浓酽的茶水，或夹着手指间那一粒又一粒橘红色的亮点，今天晚上怎么了，楼梯前一片漆黑，用伸手不见五指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正待我掏出打火机用以临时照明时，近在咫尺的拐角处传来窃窃私语：

你女儿的事我联系了，一个成都的同事下周到绵阳来，到时你把她带到卫生所来。

这点钱拿去给你儿子买两只鸡，得了肝炎的人要好生补一补，娃儿家莫落下残疾。

接下来，是一声轻微的“吱呀”，从门洞里出来两个黑影，幽暗中互相愣怔了几秒，那个胖胖的身影轻咳一声，悄无声息地消失的夜色中。

面对这尴尬的一幕，我收起欲燃的打火机，尽量放轻脚步上楼。

这是一场交易，还是两个苦鸳鸯的夜合，我不愿往深处想，我心里五味杂陈……多年后，我时常想起电影《芙蓉镇》中，男主人公与女主人公要正规结婚遭据时，男主人公那一句黑色幽默，“鸡鸭都要做那个事”，何况身体健全的人乎？虽然他被纳入了另类。

过后的几天，我们正面相对时，他都很客气的向我递烟，然后快速的离开；每天晚上我上搂时，他也没有像往常一样招呼我到他那里小坐，而他那破烂的栅栏门却亮豁豁地大敞大开，一览无余地露出他屋里那雪亮的灯光，孑然的身影。

好在这件事只有我知，他知，她知。

往事越十年，换了人间。但他却陷入了灭顶之灾，被宣布为现行管制的坏分子。

在那天晚上的批斗大会上，搬运社的原革委会副主任，被他称为“单位领导”的那个中年汉子，被定为“四人帮”的代理人，像三伏天焉了头的庄稼，被竖在主席台上接受批判；而他，则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被五花大绑，低头立在主席台的另一侧，背后还站着一名威严的公安，但见这名公安站姿标准，腰间皮带棕色枪套露出的半截乌黑枪把闪着冷光，使得现场气氛笼罩着凛烈的寒意，虽然当时才七七年八月份。

主席台上是另一个副主任在在慷慨陈辞：

“四人帮”的爪牙张永孝，该犯出身于反动家庭，其父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邮电局长，本人解放后混入革大，后在江油工商局工作，五七年时猖狂向党进攻，被划定为右派，分配到我社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中不思悔改，多次向“四人帮”在我社的代理人递交翻案材料，并得到其庇护，还重用其为板车队记分员，由他来给工人分配公分，来剥削我们劳动人民。为使揭、批、查“四人帮”的斗争在我社深入开展，经报上级决定，对张永孝长期翻案的反革命行为定为坏分子，继续在我单位劳动改造。

看着深深勒在他肩胛臂膀上的火麻绳子，那蜡黄的面孔，那从鼻尖向下滴的汗珠，我的心不寒而栗。

批斗会结束后，我经过他门前时，雪亮的灯光下，他瘫坐在床上，手里拿着一个方形小酒瓶，一口又一口的吞咽着，和善的脸庞没有了往日的驼颜，还是在批斗会上的蜡黄，随着麻醉汁液的释放，蜡黄在渐渐转灰，由灰而慢慢泛青。

他知道我在门前，但他没有正视我，我知道他此时的心境，说什么都是多余的，我默默的为他关上了那扇破门。

漏船偏遭灭顶浪，这就是“漏船载酒泛中流”吗？

随后，搬运社架车队又多了一名“管制分子”，身材瘦长的他不得不整日躬着腰身，挤压出身上最后一滴滴血汗，一步一步丈量着这坎坷的人生。

云开终于雾散，枯禾终沾雨露。

两年后，他改正了右派，落实了政策。那天，他穿着一身工商人员的灰蓝色制服，来楼梯处搬运被盖，在送他出搬运社的路上，他的声音还是那门细，那门轻，那掩制不住内心的欣喜溢于言表，感谢邓大人，感谢邓大人，句句真诚，句句发自肺腑。

一年后，在街上遇见他的残疾女儿，经过疗治，偏向一边的头已得到了矫正，已经出落成一位秀美的大姑娘了，得知其被分配到某百货店上班时，我为她祝福；继而她戚戚地诉说着父亲因脑溢血去世时，我感到愕然，又为其痛惜，老张啊老张，你才五十出头，咋就这样走了呢？及至看到他女儿以过早成熟的柔韧表示，我要把我婆婆照顾好，等她老人家多活几年时，我心里连声叫好，前人承受的苦难已转化为后人的甘甜，一个风清气朗的新时代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