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新闻人物”

最近，我市张罗着举办盆景艺术节，电视台的记者光临“寒舍”摄了像。爸爸作为苗木经纪人，对着话筒拿腔捉调地讲国语，侃了一大段致富经。一时间，老爸这个“农二哥”在左邻右舍眼里俨然成了“大明星”。那档节目马上要播放了，老爸扳着指头“倒计时”期待着。为了一睹自己的风采，这回他决定“鸟枪换炮”，淘汰已用了10年的彩电，添一台34英寸的“大家伙”。他想仔细瞧瞧，采访那天胡茬刮得干净不，电视里的模样精神不，国语是否还凑合。

大家正为爸爸将“大出风头”替全家长脸说着恭维话，县城的大商场送货上门来了。老爸咧着嘴，一个劲地傻笑。一旁的妈妈“忆苦思甜”起来：“头一回买电视机，你可是用担绳捆绑着背回来的。”

我爸年轻的时候，虽然干着耕田耙地的活计，可对国家大事关心着呢。晚上收工后，他常去生产队长家抱回一堆过时的报纸，借着煤油灯微弱的光亮，一边吧嗒吧嗒吸着水烟袋，一边美滋滋地看新闻。自个儿乐着嫌不过瘾，还摇头晃脑地读给全家人听，碰上生字的时候，语速明显有些“打嗝”。

一年冬天，爸爸从河里捞的鱼虾卖得6角钱，换回来一只小喇叭。沿途中，他一直像守着宝贝疙瘩似的用双手捂在胸前，龟裂的手掌被风吹得血涔涔的。到家后，顾不得涂抹点蚌壳润肤油滋润一下，又忙着钉匣子、栽地线。为了拉入户广播线，爸爸把挂满银杏的粗壮枝头咬咬牙给锯了。

一日三餐，两稀一干，那时生活水平低下。但阖家老小能团团圆圆听听广播，也算农家一乐。音量低的时候，爸爸总差使我往地线根部浇半瓢水，据说那样会使音量大一些。

自从安上那能说会道的玩意儿，爸爸喝粥时不再弄出“呼呼”的声响，嚼咸菜时啧嘴的声调也同比例大幅度减弱，为的是不弄出声响，以免误了耳朵的“好事”。妈妈笑着说，是有线广播矫正了爸爸不雅的吃相。

生产队里年终分配的时候，爸爸咬咬牙，花了19块2毛钱，买回一台红灯牌收音机，这可是咱家的第一件家用电器。平日收音机端放在米柜上，用妈妈从未舍得用的方巾遮挡着灰尘。有了收音机，全家听新闻、学歌曲，再也不受时间限制了。可购买电池，成了我家一笔不小的开支。全家人宁可少摊几回荞麦面饼，少炒几次蚕豆、爆米花，就这样，从牙缝里挤、大碗里省，也不让调频调幅收音机调不出声。夜深人静、黑灯瞎火的当儿，有电台播音员陪伴着，我独自一人在家也不觉得寂寞孤单，指示灯明明灭灭，就像爸爸坐在床头燃着纸捻子抽着烟枪。

刚推行联产承包制那会儿，爸爸干完一天农活后，常常跑上五六里路，赶到公社大院看电视。那比手帕大不了多少的屏幕里，不时跳跳蹦蹦窜出人影来，让爸爸啧啧称奇了好一阵。可是，终因去得较晚，不一会儿，电视上就打出了“再见”的字幕，爸爸自我解嘲那叫“铲电视锅巴”。回来后，对家里人又是一顿海吹：“嘿，我还看见中南海的大官跟长鼻子的外国人握手呢。”那神情，就像他刚从天安门赶回家似的。

一转眼，七八年过去。我家预缴了上缴款，承包下生产队里的鱼池，留足乡亲们的“数儿”，还多下6箩筐鲢鱼、鲫鱼。爸爸气喘吁吁地往菜市场跑了3趟，扁担都挑弯了。这一回，花费750元，买了一台17英寸三元牌黑白电视机。爸爸的担子前头是混凝土疙瘩，后头是电视机。回来的途中，他亮起粗嗓门，很夸张地打着收麦号子。在歇下担子的当儿，凹凸不平的混凝土块滚落河里，爸爸只好把电视机背着回家。当晚的电视节目中，两条裤脚不一样高的江南农民介绍了发家致富的门道，爸爸羡慕得近乎嫉妒。

后来，我家责任地全栽起了苗木，销往外地卖得好价钱。现款把两只海鸥洗衣粉袋撑得豁了口子。爸妈熄了日光灯，用手电筒照着，蘸蘸口水在被窝里数钱。望着边角锋利得能刮芋艿的一叠叠10元新钞，老俩口兴奋得一夜没有合眼。

在年底，镇政府召开表彰大会，爸爸戴上大红花，在干部作报告的麦克风前嗡声嗡气介绍了经验。走下台时，紧张怯场的爸爸棉毛衫湿得几乎能挤下水来。

在会场上，老爸不太放得开手脚；可在生意场上，他总能尽情甩开膀子。他把左邻右舍带动起来，院子里种下杜鹃、雀舌、吊兰、文竹，庄稼地里栽下腊梅、冬青、黄杨、翠柏。走进农家，随处飞着红，溅着绿。一方水土培育了闻名遐迩的花木盆景，党的惠民政策润泽了如派盆景传人的心田。

身居花木盆景之乡，地处长江下游北翼，老爸走南闯北这些年，日渐老练起来。今非昔比，不讲方音，不夹带口头禅，接受采访时，居然前鼻音、后鼻音也能区分得八九不离十，怪不得老爸这些年总喜欢跟着主持人鹦鹉学舌地练习普通话，这回可派上大用场。哈哈，风水轮流转，今年“新闻人物”出在我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