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记忆（二篇）

一、手写的书信

在我读大学的年代，交“笔友”活动非常盛行。那时候还没有个人电脑和电子网络，陪伴我们的只有收音机和卡带式录放机，显然，这样单调的业余生活无法满足青春活跃的思想，和同学们书来信往就成了我们最重视的和外界交流方式。对于热爱文学的人来说，在报刊杂志上读完或者在收音机上听完一篇文章记下作者的地址，然后写信交流感悟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所有的书信都是手写的。特别是到了周末或者是晚上，伏案疾书给朋友们写信就成为了我们打发时光的最好方式。我的笔友最多的时候有三十多人，这么“大”的数字主要是缘于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子夜诗会》发表了两首诗歌。从这一天开始，我的笔友数量不断攀升，回信的任务量越来越“大”，但我却乐此不疲，总是认真地读信、回信。现在想来，这里面或多或少地也包含着青春的骄傲和虚荣。

从这些书信看，我的笔友大多都是在校的学生，我想，也许他们也和我一样热爱文学和交流思想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上海的文友刘芳和南京的文友石彬彬，我们书来信往的时间最长——直到大学毕业，而且他们还给我寄来了个人照片，这些，都是彼此非常信任的笔友才会有的举动。当一个宿舍的同学聚在一起，分享笔友来信和照片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你一言我一语，似乎很有些“研讨会”的气氛。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整理了一下笔友的来信，四年间竟然积攒了二百多封。尽管那些课本被我们当做垃圾卖了个精光，但这些手写的书信我却舍不得丢掉。我把它们小心地按人分类打捆，带回了工作单位。毕业以后，也许是通信地址变故的原因，我和笔友们最终全部失去了联络。再后来，工作单位的变动和几次搬家，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些书信被“集体”遗失了，我那段青春的美好记忆再也找不到直接的证据了。

现在，我已经好几年没有拿起笔给任何人写信了。电子网络和手机通讯的兴起，已经将那个提笔写信的年代彻底遗忘了。偶尔，我会在搜索引擎上试着搜索那些曾经熟悉的名字，试图在茫茫人海间找到笔友们的联络方式，再提笔写一封问候的信，不过都以失败而告终了。但我相信，他们依然和我一样仍然热爱着文学，只不过，在网络上他们不再使用真实的姓名，而是用笔名替代了吧！

二、“卖粮难”与打白条

1990年代前后，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促进作用，农村的粮食产量逐年攀升，农民们的喜悦和幸福之情常常溢于言表。对于向上级下派的“征购提留”任务，他们并没有什么“抵触”情绪，只是在缴纳以小麦为实物的过程中，产生过不少的怨言：“卖粮难”与“打白条”当属那个时代关于农村和农民的最热词汇。

那个时侯我还是一名中学生，暑假期间我常常跟随父亲到指定的“粮所”去上缴小麦，如今仍然记忆犹新。在准备到粮所上缴小麦的前几天，为了保证一次成功，我们就将小麦摊在如火的骄阳下进行晾晒。上缴小麦的那天往往天还没亮，我们就装车出发了。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卖粮的队伍已经在粮所的门前排出去一、两公里了。“三伏天”的太阳总是毒辣辣的，但是我们还得感谢它，因为如果是阴、雨天，粮所是不会开仓收粮的。当我们轮到上称称粮的时候，“质检员”总是说这说那，不是“水分高”就是“杂质多”，有时候一百斤小麦要被扣去好几斤。老实巴交的父亲一般都不会争辩什么，倒是我年轻气盛受不了欺负，总要和“质检员”拌上几句嘴。这时候父亲除了训斥我，还会向粮所的工作人员陪着笑脸求情：这大热天实在晒得人难受，谁也不愿意在太阳下多待一分钟。这还是顺利的时候，遇到不顺利的时候，弄不好要排到凌晨一、两点。最惨的是甚至排了大半天的队，“质检员”干脆就说“粮食不合格，不能入仓”，我们还得拉回去重新晾晒后再来排队。在那几年间，年年我都遇见过因为“卖粮难”而导致农民中暑或者相互争抢卖粮打架的事情。

粮食卖过后，除了上缴“征购提留”外多余的粮食要结算给我们，也不知道是粮所的确没有现金还是什么原因，总是写一张欠条了事。为了把卖粮的钱领到手中，我们又不得不在太阳下重新排起长队。领取卖粮钱往往比卖粮食还要麻烦：总是排了大半天的队伍，还没发给几十个人钱就没有了。这样的事情总要折腾着我们在近四十度的气温里跑许多的冤枉路。

后来，“卖粮难”和“打白条”现象终于引起了上级的重视，中央几乎每年都要发文件强调解决这些问题，地方各级政府也想出了很多办法，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很多。为了不打击农民向国家上缴粮食的热情，报纸、电视上还经常报道“卖粮大户”的光荣事迹，只是，我身边熟悉的人一个也没有上报或者上电视。

现在，国家取消了农民的各种税赋，农民还可以得到“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等多项惠农政策的照顾，再也不用为卖粮食而备受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