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推敲”看诗文的修改

朱光潜在《咬文嚼字》一文中有一段关于贾岛“推敲诗”的分析：

韩愈在月夜里听见贾岛吟诗，有“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两句，劝他把“推”字改成“敲”字。这段文字因缘古今传为美谈，今人要把咬文嚼字的意思说得好听一点，都说“推敲”。古今人也都赞赏“敲”字比“推”字下得好。其实这不仅是文字上的分别，同时也是意境上的分别。“推”固然显得鲁莽一点，但是它表示孤僧步月归寺，门原来是他自己掩的，于今他“推”。他须自掩自推，可见寺里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和尚。在这冷寂的场合，他有兴致出来步月，兴尽而返，独往独来，自在无碍，他也自有一副胸襟气度。“敲”就显得他拘礼些，也就显得里面有人应门，他仿佛是乘月夜访友，他自己不甘寂寞，那寺里假如不是热闹场合，至少也有一些温暖的人情。比较起来，“敲”的空气没有“推”的那么冷寂。就上句“鸟宿池边树”看来，“推”似乎比“敲”要调和些。“推”可以无声，“敲”就不免剥啄有声，惊起了宿鸟，打破了岑寂，也似乎平添了搅扰。所以我很怀疑韩愈的修改是否真如古今所称赏的那么妥当。究竟哪一种意境是贾岛当时在心里玩索而要表现的，只有他自己知道。如果他想到“推”而下“敲”字，或是想到“敲”而下“推”字，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问题不在“推”字和“敲”字哪一个比较恰当，而是在哪一种境界是他当时所要说的而且与全诗调合的。在文字上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感情上“推敲”。

朱先生的观点实在令人拍手叫绝。尤其是“在文字上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感情上‘推敲’”一言。

古诗言：“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文学本身就是一种主情的东西。文学创作从根本而言是作者因境而生情，情不能自己，而发之于笔端的自然流露之物。即钟嵘在《诗品序》中所云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灵，形诸舞咏”。也是刘勰所言及的“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写全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随物宛转是依附于物，与心徘徊是以心为主，最后还是落到心上，情上。因此，“咬文嚼字”在表面上像只是斟酌文字的分量，在实际上却是调整思想和情感。所以对于文章，我较倾向于保留其原貌，能不改则不改，能少改则少改，尤其是他人之文。因为为文极推“立一家之言，抒一己之情”。一人之所言，定有其道理，自有其意境，乃作者当时心境的流露！所谓情境，情境，情因境生，无当时之境，又何生的作者之情？无作者之情，又何以去改诗改文？即便是自己的诗文亦是如此，特别是情到极至，不吐不快，而一气呵成之作。只要无十分科学性或语法上的错误，则不必改，一字改之，可能便会一情破散，甚至意境全无矣。且情感乃瞬息万变之物，一秒之差，情感便会有所不同。“世界上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更何况情感乎。所以修改者，应慎之。批评家们亦需慎之啊！

是不是如此，文章便无须修改了呢？当然不是，朱先生在《咬文嚼字》一文中谈到：“文学借文字表达思想情感；文字上面有含糊，就显得思想还没有透彻，情感还没有凝练”修改便是通过对文字的“推敲”，使思想透彻，情感凝练。

如何修改？改到何种程度为妙？

韩愈在谈到自己做古文时说，“推陈言之务去”。现代人亦大谈创新，推“陈”出“新”。何为“陈言”，朱先生在其文中谈到“从前做诗文的人都依靠《文料触机》、《幼学琼林》、《事类统编》之类书籍，要找词藻典故，都到那里去乞买，美人都是‘柳腰桃面’，‘王嫱、西施’；才子都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谈风景必是‘春花秋月’，叙离别不离‘柳岸灞桥’；做买卖都有‘端木遗风’。”，它们是从前人所谓的“套语”我们所谓的“滥调”。既为“套语滥调”，必阻碍了创造，对于读者，便也就“引不起新鲜而真切的情趣”。

由于人的惰性，当“一件事情发生时立即使你联想到一些套语滥调，而你也就安于套语滥调，毫不斟酌地使用它们，并且自鸣得意，”而对诗文修改，便是要去这些套语滥调，斟酌出更能表现自己情感且有新意的鲜活意象或词语来。曾经在书上读得一位老诗人写诗的过程。诗题为《黑龙潭崖畔小立》，诗第三节原为“我撒下几瓣桃花/请捎给大海”，是他由“潭水”联想到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顺手把“桃花”拈了来。细细咂么，觉得有点情味。但作者自己却觉脸热，似乎看到李白在笑话他：“那桃花是我的呀！”一个有志气的诗人，就应该是独创，不该依傍任何人。不管他是李白，还是杜甫。于是他丢掉了那“桃花”，借助于灵视去搜寻新的物象。‘黄花’‘红叶’都落俗，他忆起，四十五年前登泰山，在后石坞曾看到一些野百合，红得发亮，蜡制的一般，似乎神仙境界之物，使人难忘。把它献给大海，想来海会高兴，于是改为：“我投进一枝百合/请捎给大海”。作者改后说：“也许‘百合’比不过李白的‘桃花’。但没有在李白面前低头，尚堪自慰。如果投进的是‘桃花’，大海也许会皱额头。谁都喜欢新鲜不是？”录下这一段文字，无非是要说明，为文者要敢于求新，求变，不仅是在词语、意象的运用上，在思想情感上，着笔的角度上更是如此，正如朱先生说的：“语言跟着思想感情走，你不肯用俗滥的语言，自然也就不肯有俗滥的思想感情，你遇事就会朝更深的一层去想，你的文章也就真正是“作”出来的，不致落于下乘”。这便是提醒我们为文者当以锻造、蕴籍思想，启发激活思维，培养独创之心为要务。

可见，文章的修改与否，实需慎之，慎的是自己的情感是否与文中之情相通；近来之思想深度是否较往日更加深厚，深厚多少；所造之词句是否能准确、生动地表达自己当下之情感，所改动之词句是否为需去之“陈言”，……若所动之词句皆合乎以上诸论，则当改之，有一不合，则需慎之又慎，若王荆公（王安石）修改《泊船瓜洲》一诗一般：据史书载，“吴中士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这是诗作成后，诗人静神凝思，感觉“到”字只为“来到”之意，春风来到了江南，至于怎样来的？来的结果如何？这春风之中又蕴着何种情感？皆难以看出。后改作“过”，“过”字似乎较“到”有了动感，但“过”易让人想到路过，春风之于江南，难道只是过往的行人而已？草率！所以难以言尽春风对江南的喜欢与眷恋，自己的情感也无法抒尽。“入”一字是一改“过”之草率如行人之意，而倍增了春风入乡、诗人恋乡之情——春风本就属于江南。但却让人感觉春风到了江南便已进入了老巢，不再流动，失去了春风的活力，死气已溢满了全篇。“满”较“入”有了些许生机，春溢满了整个江南的空气，到处洋溢着春的气息，但在读者的潜意识中仍会有个框框，有个罩子罩在了江南的大地上，让春风不得自由的游走……唯有一“绿”字，既道出了春风已到，又描绘出了春风着意点染江南的动人场面，让人不由地心中绿意盎然，眼前绿草萌生，绿烟袅袅……似乎春风格外地钟情于江南，在江南的大地上自由地嬉戏，顽皮而活泼。正如作者自己对江南故乡一般。

确实，改文是在改情感，改思想，改意境，改的目地是使之趋向更恰当、更妥贴、更高妙。这恰当、妥贴、高妙，其实皆为情感所牵，是为情感而言，皆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因此为文之修改，只要将情感改得更浓烈，更动人，便是改得绝妙，有若王荆公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