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诚待人，己受益

今天，我站在人生旅途中的这个站点，回望追思那旅程来时路上曾陪伴我走过了二十六载风雨春秋的他。他曾那般的深爱着我，严厉督促而又悉心呵护着我、他想让我成为一个拥有自己独立思维的人。他的睿智、他过人的才气、他的潇洒倜傥、他的正直、他的音容笑貌，甚至包括他在大发雷霆时的咆哮，历历在目。我知道，这所有的一切均源于爱。他值得我用自己的一生来思念，来尊敬......

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中期，有一位在黑龙江省公安厅工作的青年公安干部由于“出身问题”被“下放”了。在那样一个飒风萧瑟、落叶飘零的深秋，他带着自己妻子和正在哭闹的年幼长子回到了自己阔别已有数载的故乡，黑龙江省双城县。他没有丝毫的财产，仅有几件简朴的衣物，这些便是他当时的全部家当了。

时年25岁的他，被组织安排到当时的双城县第一副食品商店工作，职务是经理。虽然他是一位惨遭“下放”的干部，但这一仕途的波折却丝毫未影响他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未消蚀他对社会大众服务的热忱。经过惨淡经营，仅仅几年的光景，他便把一个县级的副食品商店经营的有声有色，以至于现在的老人们在回忆双城往事时，都会异口同声地说，当年“一副食”是双城最为繁华的商场、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就连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商店依然是副食品门类与数量供应充足，使市民们在那个艰难的年代中没有承受其他兄弟市县所遭受的饥荒……看得出，老人们的追忆是饱含着无限的感慨与真情回味的。

1960年，双城第一副食品商店被评为全国的“十大红旗商店”之一，营业员夏凤贤女士（回民）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同年，身为经理的他与夏凤贤女士一道去了首都北京，参加全国劳动模范大会。这次大会后来在文献中被称作为“群英会”。在北京他受到了周恩来、李富春、蔡畅、邓小平等当时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他是一个喜欢直言不讳、畅所欲言的人，就基层商业单位存在的一些客观现象和问题，他向中央领导们开诚布公地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独特看法与见解，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他向当时商业部提交的关于商业基层单位整改的计划书《三参一改》，被商业部部长姚依林同志接受采纳并面向全国推广，此项改革一直沿用至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期。

当年的他是一位成功的官商，但同时可能是由于遗传基因的缘故，并未受过较高教育的他却酷爱写作。关于他的写作，我在成年后陆陆续续地听到了一些令己惊愕不已的传闻。有一种说法，大意是当年的他与一个同为基层干部的青年志同道合，关于文学艺术有相似的追求。经常在一起通宵达旦地探讨一些文学上的问题，并且一同在地方杂志或报刊上发表他们两人的作品。遗憾的是，那位青年干部却是一位嫉妒心极强的人，感到自己的创作总是超越不了他的时候，日久天长，便渐渐地由妒忌演变成为了恨。时逢文革来了，这个干部认为自己终于等来了报复自己对手的机会，便为他罗织了一大堆“反党，反中央”的罪名，贴出了“大字报”：什么他是满洲贵胄的遗族，与在台湾的莫德惠家族有割舍不清的关系，大放厥词公开反对“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露骨地与党中央毛主席唱对台戏，是“右派反革命头子”邓小平在双城的代言人和“黑打手”总之，“大字报”中每一条对他均是字字逼人，句句阴毒的，这些罪名在那一个荒唐的年月是足已使他致命的。虽然罗列的通通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诽谤，但却又均有一些依据。

面对“大字报”一心想置于他死地的不公正指责，面对那个疯狂年代已经丧失人性的人们排山倒海式的批斗，面对年复一年夜以继日的攻讦与侮辱，他却是始终保持缄默的。他不为自己辩护，也不解释。同情他的人，包括他的老领导、他的同事、他的妻子均问他为什么不反击，为什么不辩解？但是，任何人都是难以了解他当时的内心世界是如何思虑的。总之，他这一沉默就是十二年。十二年是一个漫长的时间过程，在这期间，他白天是位优秀的青年领导，干部职工们均为他的才干而折服。夜晚，已经被戴上“三反份子”、“右派”等等名号帽子的他则要被造反派们带去批斗，要向人们深刻“检讨自己”、“批判揭发自己”。白日中向自己唯命是从的下属，晚间却成为批斗自己的革命群众，一个畸形的社会上演着如此滑稽的闹剧，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是荒诞不经的。但在那种人文形态已经畸变的年代，却是不为人所惊讶的，人们业已司空见惯。在这整整的十二年里，他的政治前途基本停滞了，他为赞誉商业系统新气象而编撰整理的报告文学《金凤朝阳》也被迫因刘少奇同志与邓小平同志的被打倒批斗而中途夭折。

周围的人开始对他扼腕惋惜，认为他再也不是那个意气风发、魄力十足的青年了。人们认为外表俊秀潇洒、才气过人的他向命运与不公投降低头了。难道他真的是消极不振了吗？难道他真的是失去了与不公抗争的勇气和斗志了吗？人们想错了，他决非懦弱。在他被批斗岁月中的某一年，一名双城县的商业职工大孟因患有间歇性精神分裂症，在一次发病中挥刀砍死了自己的妻子，被害人身首异处血腥场面惨不忍睹。虽然当时的“公、检、法”已经被“革命群众砸烂”，但针对这起重大的恶性案件，当时的法律机构还是批捕了大孟，并在最后判处大孟死刑。已经沉默多年的他，却因为“大孟杀妻”事件而不再缄默了。他首先顾及的是大孟家中的三个还未成年的孩子，在那样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失去了母亲又失去了父亲的孩子，很可能会面临饿死的厄运。并且更重要的是，同时他又了解到大孟已经患有间歇性精神病多年了，这件事是大孟单位与邻里众所周知的事情。人们回忆：当时因为受到多年的批斗，并长期遭受精神摧残与非人的折磨，已是瘦弱且身心俱疲的他，在大孟杀妻案庭审的那一天却是精神抖擞、目光如炬的。他举证了诸多的事实，拿出了关于针对精神病人犯罪的国家相关法律条文及国家的人道主义政策。他掷地有声地说：“大孟请不到律师，我今天就是他的免费律师。”在他条理分明、铿锵有力的辩护词下，大孟最终被裁定无罪释放了。虽然那时的人们对“律师”这个名词的概念还颇为模糊，但人们都清楚的知道，是他挽救了大孟的性命，更是挽救了一个破碎残败家庭啊！

人类的正义终归会战胜邪恶。是白的黑不了，是黑的也别想漂白，公理最终取得了胜利。“四人帮”被打倒后，1978年他被自己服务终身的政府平反了。平反后的他，被双城人民亲切地赞誉为“非党县委书记”。因为他一生都不是党员，却是一直都在做着为民服务、为民请命、为民造福的高尚事业。他为无房的职工解决住房问题，为两地分居的夫妻调转工作……在人民的心中他就是一位当代的“包青天”。

在50岁那一年，他响应国家的号召光荣离休了。但是，刚刚挣扎出文革苦海不久的他并未脱离行政，依然积极地参加并主持政协工作，为地方经济的建设和发展献计献策。同时，身为少数民族满族中的一员，他觉得自己应该为发扬传播本民族的文化贡献一份绵薄之力。直至在他辞逝之前，他先后整理出版了《女真谱评》、《阿骨打传奇》、《女真神话故事》、《满族萨满神话》、《瑞白传》、《康熙皇帝的传说》等六部满族长篇丛书。现代短篇故事先后出版：《小偷偷了贪污犯》、《气管里的螺丝钉》等等揭露当今社会丑恶现象的诙谐深刻文章二十余篇。他在后半生中笔耕不辍，收录满族故事三千多篇，字数达千万字。

由于多年的劳心与超负荷的工作，使他患上了肝硬化这种不治顽疾，生病六年后，他于2002年作古。斯人已殁，庆幸的却是，文革结束后他与那位“欲索其命”的“文学青年”摈弃前嫌，在他生前，两位即是曾经的朋友，又是曾经仇敌的老人还偶尔在一起小酌谈天，只是再也不谈文学创作上的事情了！有一次，那位嫉恨他的“老友”在酒至微熏时建议他出版自己的自传，并且信誓旦旦的说要为他花钱出版，他知道“老友”说的话是发自肺腑的真话，因“老友”目前确实有这个实力。但是，不知道是因为何种缘故，最终他还是婉言谢绝了！这位当年据说是因为嫉妒他，而书写“大字报”攻击污蔑他的青年今天依然健在，大概是觉得写作不是自己的专长，或是认为写文搞创作是穷书生才做的事情，总之，这位当年的文学青年早已经抛离了自己当年的写作初衷。“青年文学干部”的一生也并非是平平淡淡一帆风顺的，官运谈不上亨通，但却是在离休后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如今已是财运滚滚、生意兴隆，其儿女在本地也都是现在人们艳羡不已、津津乐道的那一类“体面的成功人士”。

生前，他是全国文艺家协会理事，全国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民间文艺家常任理事，他就是我的父亲马亚川。我是父亲在48岁那一年才出生的，对他人生道路上的种种轨迹无从知晓。但我却是个天性喜欢探究过去往事的人，于是，便也曾问过他：“父亲，X叔叔当年那样对待你，甚至是想置你于死地，而你为什么不反驳他恶毒的污蔑，然后向社会还自己一个清白呢？”

我清晰的记得，父亲对此回答的很是简单，他淡然的说：“解释，其实是一种为己辩护。而辩护便是心虚的表现。如果一个人是光明磊落的，那么又何须心虚？既然不心虚，又何必为自己辩解呢？”

1997年，本人开始着手酝酿编写自己的第一篇长篇小说《变迁》，看到我对文学艺术的偏好，已是古稀之年的父亲其心甚慰，每夜均对自己孜孜不倦的加以指导，昔日的殷殷教诲之景犹在眼前。他说：“一个人若想写出精美并感人挚深的文字，首要的就是真实。真实的人才是纯粹的人。只有纯粹的人才会书写出绝美绝伦的篇章。还记得你曾问过我X叔叔当年因写作而嫉恨我，但是他后来为什么却要放弃写作这个问题吗？我现在告诉你，是因为你的X叔叔因嫉妒与说谎而使自己的心灵蒙上了尘埃。蒙尘的心看不到这个世界的美丽与绚烂，因此便对人生失去了发现……最终也便没有了灵感与激情，没有激情和灵感的人也就什么都写不出来了。”

2002年的6月中旬，身患肝硬化多年的父亲神智开始出现时而半清、时而半醒的状况。在他清醒时，向我说出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段箴言：“人生最珍贵的财富就是以诚待人。老子说，以诚侍伪，久之，则伪化为诚。诚实地说真话有可能会得罪人，但却是能够净化自己的灵魂的。华丽的谎言人们大多喜欢听，而且说谎通常会博取他人一时的好感，并有可能还会使自身得到一些额外的利益，但终究会令自己丧失了做人的高贵。说谎与造谣者是卑贱的表现，是奴隶的化身。咱们满洲在清朝的十二位君皇没有一个是喜好说谎的。诚实者崇高，因他是在对自己负责；说谎者卑微，因他在欺骗他人的时候最先欺骗的实则是自己。以诚待人，最终受益的将会是你自己……”

光阴荏苒，岁月飞逝，瞬息间，家父辞世已有九年的光景。在这些年里，每当自己遭受到那些世态炎凉、社会不公、事业失败、疾病折磨等等的坎坷与不幸，就会想到父亲临终前的那句话：“以诚待人，己受益。”这句话，使我联想起父亲生前所承受的种种艰辛与苦难，想到他崎岖多舛的命运，那么就我目前所承载的这些所谓的不幸又都算得了什么呢？我想，父亲如在天国有知，定会对我说：“只有能够承受苦难的人才有资格享有幸福。记住父亲的话，无论何时都不许说谎，因为你不是一名奴隶。”

父亲，是您那严厉又仁慈的爱给予了我无限的力量与勇气，才使我在生活之中不断地战胜重重困境与迎接严峻的挑战。诚实的人，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果敢的巴图鲁（满语：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