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前忆父亲

题记：父亲离开我们快六年了，很早就想写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动笔，又是一个清明节来临，这种愿望便愈加迫切，如果不写，总觉得一个心事未了，于是利用空闲，断断续续将印象中的父亲还原，以示纪念。

父亲2005年3月31日（周四）晚11点多去世，也许是心有灵犀吧，父亲走的那一夜，我句容家门窗被寒风刮得响了整整一夜，听来毛骨悚然，就像是父亲临终前的预兆。也怪，平时我夜里都把手机关了，唯独那天夜里起床小解，心想会不会父亲要走，还是把手机打开，防止不测（本打算周五请假，周六回老家见上父亲一面，因为之前已接到父亲病危的通知，已从心理上做好了他走的准备）。果不其然，早晨5点多大哥来电话，说父亲昨晚11点多走了，让我赶紧回家，虽然我已做好了思想准备，但还是接受不了，一股凉气直冲胸口和脑门，啊，我含辛茹苦的父亲，子女还没让你享到什么福，你怎么这样早就离开我们呢？我实在无法从感情上接受，二话没说，就往老家赶。

想当年，每年回家探亲，尤其是刚考上司校，寒暑假回家时的感觉，真的好爽，即使工作后，每每坐上回老家的车，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因为那儿有我儿时的记忆，少年时代的美好时光，那儿的一草一木我都深深眷恋，魂牵梦绕，更主要的有牵挂我、疼我、给我做好吃的父母在家等我，而今我却是奔丧，人生最不想碰到的几件事之一，一路上再好再美的人和景都与我无关，我整个的就是一付哭丧着的脸，“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少小离家老大回，人到中年父不在！

父亲1938年出身在苏北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因家境贫寒，小学四年级没能上完就回家务农，放牛、插秧、锄草、挑河，样样都干，作为一个男劳力，等于家中的一个顶梁柱，但父亲不知是自学还是专门跟账房先生学习过，反正打得一手好算盘，在后来生产队大集体劳动中被重用为计工员，进入生产队（村民小组）“领导班子”，生产队长大字不识一个，但点子多口才好，他们一文一武，最佳组合，队长全依仗父亲帮他计账算工分，核算成本，分配各家各户年终的收入，全生产队一百多户，几百个劳动力，队长好选，“管家”难做。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个不苟言笑，对我们子女管教相当严格的人。相较而言，我们更喜欢妈妈，因为妈妈不凶，我们不怕她，而父亲像一只老虎（属虎），每当他从外回到家时，我们便不敢欢笑，压抑得有点可怕，父亲与我们几乎没有什么交流，我小的时候（记事时起），总不想和他睡觉，他的威严让我们兄弟几个不寒而栗，就是我们成年了，可以与他平起平坐的时候，总还感到跟他有代沟。记得每当我们不听话时，妈妈总是拿爸爸吓唬我们：“你爸爸要回来了！”，我们也真是老鼠见了猫似的，立马收敛，也许是管得太严太死，我们兄弟几个经常把我们的这种被动胆小而又没有闯劲的个性，归根于父亲家长制教育的结果，也为自己的平庸找个借口，这其实是对父亲的不公平。

父亲只活了67岁，而我爷爷却活到70多，生活条件好寿命反不如他的父亲，原因何在？这可能与他们成长的环境不同，我爷爷小的时候家境较为富裕，是小地主是阔少爷，而且只有我爸爸和叔叔两个孩子，到年岁稍大时，我叔叔从北京（读大学分配到北京工作）每个月寄10元钱给他零化，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苏北农村简直是个奇迹，他农活也少干，地里的活多半是父亲替他分担，也就是说无论是年轻、年老，我爷爷的日子都比我父亲过得悠闲轻松，吃的苦少得多。

父亲生在旧社会，大半生经历了新中国最艰苦的历史发展阶段，由于土地革命，原本殷实的小康之家经过没收土地，上大赛，人民公社等政治运动的冲击与洗礼，变得和所有农民一样一贫如洗了，农活苦不用说，吃不饱饭，挨饿受冻则是经常的事，由于要养活我们四个子女，父亲在严峻的现实中早已养成了勤俭节约，节衣缩食的生活习惯，我们做事的不大气，可能也是常年受父亲影响的结果，真是环境塑造人啊。

父亲的一生，操劳太多，做了不少人生中的大事，如砌了2幢三间的瓦房，就是他平生所做的大事之一。也许城里人不理解这所谓的大事，但在农村，要解决子女的终身大事，没有几间像样的瓦房断断是不行的，但问题是对于经济不太宽裕的家庭来说，砌房的艰难不亚于现在的城市购房，一家人不脱几层皮，不掉几身肉房子就砌起来了？盖房是个折寿的活，我二哥的房子砌起来后，我发现父亲明显老多，原本挺直的腰杆像问号一样弯了下来，头发也一下子花白了许多，我终于知道人是怎样一步步变老的。在中国这个社会，不把子女都养大成人，成家立业，父母的使命就没有完成。同样，我的父亲直到我成家后，他才真正感觉松了一口气，了却多年的心愿，但即使到了年老体弱，受敬养的年纪，他们也不要我们负担，而是自食其力，略有节余还补贴子女。

父爱如山，惯于沉默的父亲就是一座山，在我们取得成绩时，他只微露悦色，从不当面表扬，与现在专家所谓的赏识教育相差甚远。不过，我觉得父亲的教育更能让我们经受得起挫折的考验，而现在的赏识教育表扬鼓励太多太滥，反倒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父亲对我们的爱从不放在嘴上，他经常教育我们对孩子的爱要放在心里，做在行动上，让孩子自己慢慢去体会。的确如此，许多爱一旦说出，便失之浅薄，有索报之嫌疑。

父亲一生中最感到荣光的事，就是我考上大学，转了户口，用农村人话说“洗干净了泥腿”。其实我那时考的只是中专，不过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专不比现在的本科差，因为那时的高考录取率特低，我所就读的一所农村普通高中，经过一轮预考淘汰，一个年级几百号学生所剩无几，再参加最后的高考，一槌定胜负，能录取三分之一老师就特别有成就感了，由于我是应届生考取，感觉不一般，清楚地记得高考成绩揭晓的那天父亲的“反常举动”。在得知比录取分数线高出2分时，我欣喜若狂，顾不上和其他同学多扯，蹬上一辆破旧的飞鸽牌自行车，火速往家赶，整个人精神焕发，春风得意，犹如脚踩风火轮，到了家就找父母汇报，忙农活的父母还在田头饱受烈日的煎熬，我赶紧到棉花田找父母，此时父亲正在掐棉花顶，我冲他喊道：“爸，我考上了，比录取分数高两分”，父亲顿时像注了兴奋剂一般，连说“好！好！”。随即停下手中的活，回家烧饭，这是我所从来没见过的，因为饭应该是我来煮，实在不行，就是我娘回来，动到他还真是平生第一次，这大概是他表达情感的一种特殊方式吧，觉得我给他增光减负，要好好犒劳犒劳我，农活再忙都是次要的了，父亲的这一反常举动让我记牢一辈子，这也反映了一个农民渴望子女有出息，为自己减轻负担的真实心态，要知道我考上了学校，就是公家人（八十年代大学生太少，被称为天之娇子，就业全部由国家包分配），就拿工资吃国家粮，父母不用再为我砌瓦房娶媳妇了，这是个多么了不起的壮举！每每想到这，我对我所从事的监狱工作都一直怀抱敬畏之心，不敢艄加懈怠，更不敢做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觉得父母把我养大已不易，培养成材更不容易，我怎能给他们脸上抹黑，让长眠于九泉之下的父亲难以心安？我当更加珍惜岗位，珍爱自己，好好工作，努力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对得起这么多年的人生打拼！

父亲对苦难有深刻的体验，这也决定了他的消费观——太过精打细算，有时近乎苟刻。在我们姐弟四个都已成家后，他的日子也和改革开放后许多中国的百姓一样，日渐好起来，他最大的爱好便是喝酒。人们常说一个人在他的爱好上是最舍得花钱的，可我发现他是个例外。虽嗜酒，每天必喝，可总舍不得买好酒，就连普通的白酒也少买，平时喝的都是村上一户人家自酿的大麦舂子酒，绝对是下脚料，只要有酒味就行，几元钱一大塑料壶，经济实惠，这种劣质酒好的地方是省钱，害处是长期饮用会对身份造成极大的伤害，在连续喝了十多年后，终于遭到报复，2003年底他感到胃子不舒服，但一直未告诉我，生怕做儿子的在外烦心，影响工作，中国的父母为了孩子自我牺牲的精神是共通的，拖到2004年5月才到我这儿治疗，其时肿块已有拳头大，一查，胃癌中晚期，立马在湾山医院开的刀，这是父亲来我这儿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休养短短几个月，感觉身体各方面无大碍，能吃能睡能做事，脸色也红润了，我们为他重拾健康而高兴，他也急着要回老家，说老家还有许多农活等他忙，我们劝他不要再忙了，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他硬是不听，8月14日回到大丰，回到生他养他一辈子的地方，老家的条件当然没有我这儿好，但我相信他在老家会感觉更自在，树高万丈落叶归根，老家才是他最终的人生归属。我们有些人为了孝敬父母，总希望把父母接到城里享离清福，殊不知这是对父母的伤害，要知道已习惯老家生活的父母，让他们在原来的土地上养老，才是最健康，最好的选择。

到了老家，没有我们监督，他的老毛病又犯了，虽然手头不缺钱，但就是舍不得花，日子过得清苦不说，农活一件不落，完全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健康人，几个月后当我接到哥打来的电话，说父亲癌症转移扩散，我的心往下一沉，完了！检查报告等于是对他的死刑判决，这意味着他存活的时间已不多，2005年春节我提前回老家，为的是能多陪陪父亲，这是我陪他过的最后一个春节，虽然大年初一也说些身体健康之类的祝福话，但我们心里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感到特别的酸痛和无奈，这是我有生以来过得最难受的一个年，父亲也知道自己的大限已到，说今后你们回来就没这么便当了，父亲是个感情不外露，特别坚强能忍的汉子，在我的印象中就从没哭过，但说这话时两眼红红的，禁不住潸然泪下，我们也都哭成一团，这是他对亲人的依恋，这是对人世美好生活的无法割舍和深深留恋！父亲是个把责任和义务看得特别重的人，就在他重病缠身，最后一个春节前，还为我妈妈张罗过70岁生日，亲戚们全都来了，一方面为我母亲祝寿，更是想多看一眼父亲，大家见了父亲也都笑，但这笑让人感到多么苍白无力，我替父亲难过，每每想到父亲强忍病痛忙着招呼客人时的情景，我都忍不住要伤心一阵，我的母亲相比父亲来说，柔弱得多，家里大事小事都是父亲做主，母亲只做些田间不太重的农活和家庭零碎杂事，如洗衣做饭喂牲口之类的家务活，父亲为了母亲，算是尽到了做丈夫的最后一点气力了，这也可能是父亲不能长寿的一个原因——习惯操劳，身心严重透支。

父亲人是个特别聪明内秀的人，我虽然读的书比他多，但远不及他灵巧。别人把他当秀才，我要说他是能工巧匠，他会说评书，在我小的时候，一有空闲如阴天下雨的时候，就给我们说《薛仁贵征东》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令人回味无穷。说他巧，在于他能做别人做不了的事，如织毛衣、理发、编织芦苇篮子、粪箕等农村实用器具，要到过年的时候，比国家领导人还忙，左邻右舍，前村后辅，排队约请他去蒸馒头、年糕，炸金果，做炒米糖、花生糖，搞得我们自己家的年货往往拖到大年三十才准备，不过看到父亲备受大家的尊敬，我们做子女的脸上也有光，我们为有这样能干的父亲而骄傲。

父亲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愿亏欠别人，他经常和我们谈到他这一生最感到最满意的事就是做人硬气，从不欠人家一分钱，“人生不空债”，便是他一生秉持的做人原则，记得父亲为给二哥砌瓦房欠了一些债，他心里总是五不是六不是，心事重重，饭吃不好，觉睡不香，直到还完债他才了却一件心事，大功告成似的，当然这在借贷消费、“月光族”畅行的今天，父亲的做法就显有点迂腐和过时了，但如果父亲这样的人做生意，我相信他经办的企业年年要被评为“重信用守合同”企业。

在农村，父亲这样的年龄人中，能识字的人很少，由于他后天的学习，主要是对社会大学的学习，对老家的风俗习惯（包括迷信做法）、孔孟礼节等都相当在行，乡村十里八里，只要谁家有个红白喜事，总少不了我父亲到场，尤其是在他上了岁数，忝列老人的行列之后，村上死了人，他从给尸体擦身、穿衣、收殓、抬材、安葬，全套程序他都细致周到地帮人家忙得一一当当的，所以在他死后，别人来给他穿寿衣时，“同行、战友们”都分外小心，他们说：“仕奎（父亲的名字）在世，帮别人（亡人）穿衣一丝不苟，我们今天对他不能马虎，要拿出平时最好的水平，也算是同事一场，尽个情分吧，让他在地下高兴高兴”，我们听了感动不已。人啊，只要你真情付出，别人永远不会把你忘记！甚至还会泽被后代！

父亲走了，走得明明白白，在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时，对他后事的处理都作了详细交待，请哪些人，不请哪些人，尽量少请人，丧事办得越简朴越好，体现了他一惯的行事风格。就在他收入不多，平时节衣缩食的情况下，他还为我们子女留下了几千元的“钱根子”（老家的习俗：过世的人总要留一些钱给子女，表达对子孙后代的祝福），包括我北京的堂弟也有一份，当我从母亲手里接过“钱根子”时，我的心在颤抖，要知道这早已超出了钱的范围，它饱含了父亲对子女深深的爱，希望子女们都能活得富有而不自私，幸福而有尊严，不给祖宗丢脸，多为家族增光添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