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与读者

在当今中国，不识字的人已经很少，绝大部分的人有一定的阅读能力，而且这种能力还基本都能派上用场。因为今天的社会正在急速转型，我们一不留神就可能掉队，要使自己不落后于时代就得不断学习，甚至终生学习，要学习就免不了要经常做读的动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人人都是读者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心中有读者”，这句作家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就应该是许多人心中的座右铭。

很多人爱读文学作品，他们是毫无疑问的读者，但“读者”一词并不仅仅指这些人，它还包括很多别的人，一切从文本获取知识和信息的人都应该包括在内，甚至读图表、读画的人也不能排除在外。所以，上述座右铭虽然经常由作家口中说出，但却绝不能仅仅理解为是说给作家听的。法律也是一种文本，法律文本的作者同样需要心中有读者。

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说法，说的是我国古代社会早期法律的情况，从春秋时期子产铸刑鼎开始，法律就向社会公开了，如今公布已成为法律实施前的一道必经程序。法律一旦公布，就必然会有读者。法律如果不想躺在文本中睡大觉，就必须认真面对读者的目光。

关于读者的力量，我国报刊业的情况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许多报刊经营惨淡，艰难度日，而一本以“读者”命名的杂志却一直过得很皮实。《读者》杂志每月发行量曾经突破千万大关，现为800万份，是我国排名第一的综合期刊，在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今年年初，《读者》杂志获准在台湾发行。《读者》杂志的发展并没有一只“看得见的手”给它开小灶，它之所以能这般风光，原因在于，读者买账。从《读者》杂志和其他报刊的发展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读者的力量。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消费者地位和权利日益清晰的时代，消费者的需求直接影响着社会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读者是各种文本的消费者，读者买不买账，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可以左右作品的命运。

说到读者的偏好对于作品行情的影响，许多人的语气是很坚定的，但当话题中的作品转换成了法律时，一些人就变得没底气了。在一些人看来，报刊多为休闲之物，是奢侈品，竞争性很强，与法律不具有可比性；法律是必需品，且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做出来就是菜，喜不喜欢都得吃。这样的看法貌似有道理，却经不起推敲。在生活中，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凭着这杆“秤”，足以判断基本的是非曲直，社会生活能够正常进行，靠的主要不是法律，而是人人心中那杆“秤”。法律的增加并不必然意味着幸福的增进，许多人缺乏法律知识也不表明他就愚昧得身在痛苦中而不自知。退一步说，即使法律是必需品，法律的生产也必须考虑读者的情况。读者未必都像法律的制作者那么“水平高”，如果法律与读者的“阅读能力”距离太大，就会使读者难以下咽，吃不进去的其实就不是菜。

法律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虽然人人心中有一杆“秤”，但生活中总有人会不安好心，他们喜欢在这杆“秤”面前做手脚，“短斤少两”，对此，必须有外力给敲敲边鼓，而这种外力还不能乱用，得有分寸，能承担此重任的只能是法律。同时，由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进入转型时期后，社会关系变得异常复杂，许多问题仅靠人们心中那杆很原始的“秤”已经很难判别，必须有充满理智和智慧的、设计精巧的规则才行，这种规则只能是法律。法律起着给人们心中那杆“秤”升级换代的作用。无论是敲边鼓还是升级换代都要求以读者心中那杆“秤”为基础，将法律制作者体现于法律中的思想成果与人们心中早已存在的那杆“秤”对接起来，能不能有效对接，取决于读者读的情况。如果立法者闭门造法，不顾读者的感受，那么，所造出来的法就很难在读者中产生共鸣。如果读者不爱读，或者读不懂，法律就只能停留在文本中，而不会进入读者心中，成为人们心中那杆“秤”的一部分。一部法律如果不能进入读者心中，它的效力就必然会打折扣，从古今中外立法史上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先例。

法律应当是时代的产物，是现实生活场景的抽象。读者是生活的主体，倾听读者的心声，反映读者的真实生活，在此基础上“创作”出来的法律将充满生活气息，会让人感到亲切，这样的法律才会在现实中有生命力。如果法律不考虑读者的要求，不从群众的生活中来，而是闭门从某种观念中生成，那么它就很难还原为当下的生活，不能在生活中立足的法律终将被现实所抛弃。

中国立法重视读者早有先例，春秋时期郑国子产铸刑鼎自不必说，后世也不乏这样的事例。当年，刘邦攻入关中后，就十分体贴当时百姓的心理，针对“父老苦秦苛法久矣”的情况，“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并且“余悉除去秦法，诸吏民皆案堵如故”。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由“三大纪律”到“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发展而来，其内容几经演变，每一条纪律、每一项注意都对应着当时人民群众生活的现实场景，充分考虑了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反映了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类似于军法。这部“军法”由于反映了当时的生活，顾及了读者的心理，因此赢得了众多读者，许多人至今仍对它念念不忘。“约法三章”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可以称得上是立法体贴读者的典范，它们在历史上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心中有读者并不意味着立法者不能有自己的思想。《读者》杂志之所以能成功，就在于杂志社的管理层和编辑有自己的思想。有思想，才能对读者推荐的文章进行甄别和判断，才能引导和调剂读者的阅读口味和审美趣味，才能与读者共同成长。立法也是这样，立法者有思想，才能不被生活中一时一地的现象所蒙蔽，才能体会到大多数读者的心理，才能通过自己的引导提升大众对法律文本的阅读水平。立法者如果没有自己的思想，也就无法给人们心中的那杆“秤”升级换代，就只能原地不动。

心中有读者意味着立法不能只关注理论。改革开放以后，思想的解放推动了中外立法理论的探索和交流，由此催生了不少立法理论和观念。这些理论和观念看上去很美，但可能读起来费劲，未必是读者欢迎的，读者关注的是他们的生活。立法实际上是分“蛋糕”，只有面对生活，细心体察春种秋收的劳作之苦，关注读者的柴米油盐，才能把“蛋糕”分得合情合理，才能获得读者的认可。谢觉哉说：合情合理即是一部好法。要制定出好法，就要关注和揣摩群众生活中的情和理。

《读者》的成功经验确实值得我们学习。《读者》杂志之所以能获得读者的厚爱，是因为它始终与读者保持着一种亲密的关系。《读者》杂志经常倾听读者的心声，与读者开展各种互动，“找到读者的胃口和脉搏”，对读者给予人文关怀，并由此与读者形成默契的配合。据报道，获准登“台”的台湾版《读者》将简体字改成了繁体字，对一些字句也作了改变，“小张下岗后”变为“小张退下工作岗位后”，“出租车”改为“计程车”，“公交车”改为“公车”，通过这些小小的细节，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读者》对读者阅读习惯的充分尊重。正是通过对读者细致入微的体贴和关怀，读者杂志才得以抓住读者的心，从而成为“中国人的心灵读本”。《读者》杂志的这些做法对于做好立法工作是有启发意义的。

立法者要使自己制定的法律符合读者的口味，让读者买账，同样要给读者以人文关怀，与读者开展良好的互动。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开展立法工作中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广泛听取意见，并强调开门立法，扩大公民对立法工作的有序参与，其用意就在于此。

在立法中想着读者，要求立法的内容和形式都要帖近群众口味。为此，要加大社会立法的力度，强化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内容。立法要顾及人性要求，反映人类良知。立法的语言要通俗易懂，对一些群众不易读懂的概念要作出必要的解释。

许多人喜欢买《读者》杂志，原因在于，读了这本杂志的文章，会使人感到安静。一位台湾网友在其微博上说：“《读者》在台湾发行了，很赞哦！面对一朵花儿发呆，让躁动的心安静下来。听见花儿的呼吸，一如听从自己心灵的声音，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如果我们的立法能够与读者心连心，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给读者以充分的人文关怀，它同样可以使人们躁动的心安静下来，成为“中国人的心灵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