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酒问青天
作者以真挚的情感,细腻的描绘了对父亲的爱与思念,字里行间都是作者思念,有详有略,言之有序,让人动容。问好作者!
1
父亲走了!父亲走了!
公元2010年2月7日晚8:23分(农历腊月二十四),父亲永远地闭上了双眼,极不情愿地漂泊到了另外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
那一刻,父亲终于把痛苦留给了我们!
那一刻,我突然感到无边的恐惧如寒流袭来,砭人肌骨!
那一刻,我觉得整个世界已经随父亲远去!
我扶着父亲的尸体,他已经不认识我和这个世界了!收殓师傅机械而熟练地给他剃头,稀疏的头发如鹅毛大雪飘散在我的手掌。这时候的父亲早已如一台机器,休息了所有的零件与动力,唯一存在的只是那种远离生活气息的冰凉。我真不相信,给我生命的人就这样冷却了!好长时间,我的头脑一片空白,我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已不再温热。
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父亲便由宽敞而鲜活的屋子住进了狭窄而死寂的棺材里,他生前的所有物件儿也都被无情地抬到了屋外,父亲和父亲的气息已经一去不返了!我们给父亲铺上棺罩、架好花圈、点燃长明灯、燃烧冥纸。透过忙碌的缝隙,我看那框仍然鲜活的遗像,我觉得父亲还没走远,也许根本还未上路,他只是从病床上走进了像框里,说不定,父亲还在我身后那派夜色的某个角落里待着……
2
是的,父亲走了,他是绝对不可能再回来了!
真的,父亲走了,他再也不可能和往常一样:携一缕晨曦出去、挽一丝暮色回家!
父亲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八十八个春秋,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终于油干灯灭!
按道理,以父亲的坚强和韧性他是可以度过这个春节的。我是这样想的,家人也是这样想的,亲戚朋友也都是这样想的。但是,父亲他没能这么做,父亲他丢下了最后一个春节,也丢下了他所有认识的人和所有认识他的人们。
腊月二十四,也就是传统的小年时节,父亲实际上就不存在了,这最后的两个夜晚早已不属于父亲!
吊唁的人们川流不息,人们给父亲献花圈、鸣鞭炮、烧纸、奠酒、叩首,但是,父亲已经听不见,看不见了!
腊月二十六日的清晨,父亲从老家的房屋里被人们抬了出来,大哥抱着父亲的遗像,我抱着父亲的灵牌,我和大哥与大家一道把父亲送到了好几里外的公共墓地,那个冰冷的墓穴仿佛大地张开的嘴巴,只一口就把父亲吞噬了!
从此,我们仍然生活在阳光与雨露里,而父亲却永远地长眠在那泥土之中了!
3
父亲是冬月十四着床的。
从父亲着床到他去世刚刚四十天的时光。
那天中午,我刚下班到家,邻居的电话就响了,我立即预感到一股透心的寒流。这多年来,我们的电话一直都醒着,就连任何一个夜晚,我们的电话也都是睁大眼睛的,因为我们的心一直是悬着的。尤其是近两年来,父亲的身体一直不好,动辄就有午夜惊骇。那时一接电话,果然说父亲倒在地上,并且尿了一摊血……
我们飞快回家,父亲已经坐不住了。我们好容易把他弄到床上,我发现他脸色腊黄,双目无神,呻吟不已……我想,这一次,坚强的父亲肯定挺不过去了!
我会永远记住冬月十四这个寒冷的夜晚,这是父亲真正倒下去的第一个寒夜。我守候在父亲的床边,我真的无法想像即将离开我们的父亲!前来探望的亲戚朋友都劝他去医院,但他怎么也不同意,他的固执让大家束手无策。
在那凄惨的灯光里,我发现父亲的尿液里沉淀着浓浓的鲜血,床单上也有斑斓的血迹……面对这种严厉的拷问,我的良心早已被深深地蜇痛了!我没有照顾好父亲,父亲的倒下是我的罪孽!
大约是子夜时分,父亲好容易才答应明天去医院,不过他要我给他换上了新衣服,他肯定知道自己的病情和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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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月十五早上九点,父亲艰难地钻进车子里,在明亮的阳光下,我清楚地看见父亲他那昏暗的目光一直停留在身后的屋子里,他不清楚自己到底还能不能再活着回到这个家!
来到医院,父亲早已没有丝毫站立的力量。我把他背进急诊室里,医生给他插了导尿管,顷刻之间,腥红的血已经装了大半袋。
在医院的一周时间里,父亲每天都是输液与输血,结果两只胳膊都肿青了。虽然说是输血,其实,父亲每天都要流失几袋血尿,他失去的血液要远远多于输入的血液。
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住院,当然也是最后一次住院。因为父亲顽强而自信,所以在父亲的思想里,他从未有过住院的准备,就连看医吃药他也相当讨厌。谁又曾想到一生厌医恶药的父亲还是不能逃避医药的厄运,并且还要在这种惨毒的病痛中画上生命的句号!
医院的一周,父亲除了一些食欲之外,几乎看不出生命可持续的征兆了。白天,我们陪他躺在病床上,他表现得还算安静,可是一到半夜,父亲的情绪很不稳定。他不仅大声呻吟,还有许多挣扎行动。他一时要我们拔掉针头,一时要我们送他回家,一时又要我们买药……这期间,稍有疼痛,他就要我们迅速找到医生解决,有时候,他还报怨医生的技术和药物的疗效。
当然,我们谁都知道,这是父亲无助的表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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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月十九,父亲回到了古洞口老家。
早在前两天他就闹腾着拒绝输液,还逼迫我们丢了没输完的液体。这时候,父亲的唯一的要求就是回家!说到回家,他显得有些兴奋,看得出他是怕死在医院里了。
父亲虽然回到了家里,但我们的心情更加沉重。父亲随时都有可能让我们送出门去的,所以,在这天中午,我们便给他请了阴阳先生,在老家屋后给他看了墓地,虽然这一切他都不知道,但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也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干瘪的脸上时常挂有浑浊的眼泪。
从父亲出院到父亲去世只有三十五天的时间。这段时间,对于父亲的生命来说是相当短暂的,对于父亲的痛苦来说却又是那么的漫长!
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真正体会到了生命即将终结的颤抖与惊悸。
好多夜晚,我睡在父亲的床边,在他时轻时重的呻吟中,我唯有默然而泪。病床上的父亲已经在生命的历程中耗尽了所有的气力,每到半夜三更,我喂他喝水,我感觉到曾经强壮的父亲柔弱早已“复归于婴儿”!
是的,父亲即将归去!
在这漫长的煎熬里,父亲除了几次病痛的叫喊以外,绝大多数时间是无声无息地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存在的表象。有时候,在短暂的思想空白里,我就仿佛感觉到他已经离我们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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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父亲即将归去!
然而,父亲到底归向何处?
因为殡葬改革,父亲已经不可能安息在老家屋后的那块田地了,我们必须为他寻找新的归宿。
我们先后寻找了好几处墓地,但都没有如愿。先是在古洞口老家的后山上,我们盘山而上,于陡峭山麓觅得苍松翠柏处,然而,那里离家太远,又过于冷清,如果把父母放到那种地方,我于心不忍!
紧接着,我们又把目光放到寒溪口大哥那里。虽然面山临水,但还是感觉交通不便……
眼看父亲就要远行了,我们又把目光投向平水老家。按道理,那儿是父母的故乡,他们在那里生活了半个世纪,能够长眠在那片土地上也许会满意的。但最终我们还是把墓地选择在公共墓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那儿离我们比较近,我们可以随时探视!
想当初,我们考虑到年迈体弱的父母已经没有什么能力在高山上挣扎了,就准备把他们搬到城郊,但父亲就是不同意。他说,人就要死了,还到哪儿去?后来,又借口说自己那口漆得好好的棺材不好拆卸。总之,父亲早已习惯了老家的生活,他怎么也舍不得放弃自己苦心经营的那个家,他就像一棵大树,呼吸惯了老家的空气、营养惯了老家的水土,他肯定希望自己有朝一日就长眠在老家那块安静的土地上,陪伴着早已休息的奶奶,守望那方生养了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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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想的最多的就是父亲的过去。
父亲出于1922年,虽说那是个骚动不安的年月,但相对于他居住的石鹅岭来说,却也还安逸着一份儿难得的秩序。
我的祖上原也有一份凸兀于乡村的富贵,在我曾祖父手里,也曾显赫一时。在我考取宜昌师范那一年,父亲带我去祭祖,沿途指点祖业旧迹,好有一番激扬文字。那时我和父亲沿河盘山而上,途中有几处明清风格的建筑仍然那么爽眼。父亲不无感慨地说:土改前,这都是我们的!透过风雨的斑剥,我们仍然可见窥测出历史的殷实,在父亲的骄傲里我的遗憾也难免溢于言表。当然,更让父亲拥有自豪感的却是那些造型美观、精巧而大气的祖坟。大约是高祖那一辈吧,坟有四层高,碑面也相当体面,虽然碑文早已浸蚀不清,但仅坟前的那几只石狮就足以显示其昔日的辉煌。在这份曾经的瑰丽之中,我难免不滋生“祖上阔过”的虚荣。
可惜,不及父亲弱冠,祖父去世,在那段封建制度分崩离析的岁月里,祖业日益单薄,门庭逐渐暗淡,寡居的奶奶和年青的父亲也无可奈何花凋零,但偌大的家业就仿佛是中国传统的柱梁檩枋建筑,“墙倒屋不塌”,在一定的时期它必定保持着榫卯联接的韧性。所以到父亲那一代,张家的地主气派还有好几分堂皇。也许就是因为这“几分堂皇”,遭受到了回避不了的仇视与报复。
据父亲讲,在抗日救国的时候,也许是出于乡村氏族的矛盾冲突,他被抓进国军队伍,当上一名机枪手。半个世纪之后,每当他对我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父亲的那份慷慨仍然保持着一种逾久弥新的激昂。暮年时节,他仍然清晰地记得他所在部队上校以上的军官,他仍然记得自己所使用的捷克式轻机枪。他讲过,自己能在极短时间里蒙着双眼装配拆散的机枪。
抗战胜利,正当国共摩拳擦掌的时候,父亲丢下机枪,飘然而退,弃武从商,先后辗转于兴山和保康一带经营餐馆,虽没发财,倒也顺利度过了兵燹之灾。他也讲过,共军中原突围的时候,共产党请他带过路,还劝他参加解放军,但父亲舍不下家室,只得作罢。联想到父亲后来的遭遇,我觉得那当儿,国共一瞬间,胜败一瞬间,荣辱一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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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从紊乱的旧时代走来,历经了近一个世纪的无数风雨和艰难困苦,铸就了硬汉子的精神与形象。在人们的印象里,父亲总是天不怕地不怕,有一种顶天立地的气派。然而他也不乏一份儿固执和暴燥,尤其是晚年的父亲,表现得越发不理智,颇有些武断和挑剔,任何人、什么事都不顺眼,仿佛讨厌这世界上的一切人和事,经常使人难堪,而且还时常也做出些古怪苛刻的事儿。
父亲与母亲这半辈子从来都是嗑嗑碰碰的,父亲的大男子主义着实让母亲受够了数不胜数的委屈。暮年的父亲军阀作风愈演愈烈,他经常无端地责怪母亲,动辄无理取闹,弄得我们左右为难。比方说,他不让母亲往冰箱里放东西,甚至于不准她动家里的农具。更有甚者,就在卧病的这年正月初九,父亲拿起木块在母亲脸上打出了一条口子!看虚弱、苍老、无助的母亲肉体与精神的痛苦与创伤,我和妻子潸然泪下,再看那那连路都走不稳的父亲,我们只好默然!
暮年的父亲讨厌与人交往,厌恶家禽。他嫌鸡吃了粮食,常常要把鸡打死;嫌猪吃了粮食,也不让家里喂猪……尤其对那只不管事儿的猫,他算是讨厌到了极点,动辄就要把它打死,好象他与猫之间有不共戴天之仇,以至于我们只好带到街上放它一条生路。他也讨厌任何菜蔬,经常拔掉一些正在生长的禾苗,使许多幼果儿无为地死去……
我写父亲的这些缺点,当然有悖于“为尊者讳”的古训,但我又想,凡人类皆有缺点,此亦天道物理,何讳之有?!倒是我在回忆父亲的这些性格时,总在为父亲寻找一种看似遮蔽心理缺陷的背景与理由,从而来透视父亲众多的不合时宜。
9
我在父亲百日祭文里有这么几句话:“吾父一生,八折九曲,辗转辛劳,经营惨淡。虽寿满九佚,然苦亦近百。九佚之寿,亦无半份之禄,更无应有之福,思量吾父,岂不痛哭?!”
我写这些并非故作惊奇,而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在上世纪那段沧桑巨变的时代,父亲的坎坷踉跄却不能不说是一种精神的肢解。
正当父亲年近而立之时,共产党风扫残云般驱散了国民党、摧毁了反动派的统治。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里,父亲那种拥有一定家产的人,自然望风披摩。在席卷天下的土改之潮中,父亲理所当然被扫地出门,毫无疑问要妻离子散。那时候,父亲无奈离开了妻子与儿子,只身带上祖母,住进了岩洞,忍受了一段飘零乞食、惕怛终日的酸楚与伤痛。
父亲与我母亲的结合也算是一种谋求生存的偶然。那时候,我母亲失去了丈夫,父亲离散了妻子,通过姑母的介绍,父亲带着祖母从石鹅岭来到金字山上,就这样,一个不大的包袱和三间破旧的土屋组合了一个嗷嗷无哺的家!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早已过了不惑之年。在那种饿殍遍野的年代,已经开始苍老的父亲望着我这个孱弱的小家伙儿,难免心灰意冷。也就在我降世的第二年,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不仅给整个民族以致命伤,同时也殃及了每一个本应正常生活的家庭。自我记事起,我那个家庭就深陷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治漩涡之中,虽然勤劳善良,但却始终被无情地定格为“邪恶与穷困”。
在父亲的百日祭文里我曾如此记忆:“家庭划界线,亲朋分泾渭。十多年里,三日一小批,五日一大斗,千指所伐,万口所诛,摩拳擦掌,奋袖出臂,到处皆狂风暴雨,时刻尽冰雪严霜。印度“首陀罗”之贬,蒙古“南蛮子”之贱,不过如此!”
那时候,父亲每次挨斗回家,神色沮丧,沉默不语,我和姐姐都十分害怕他轻生。有时候,我发现父亲一个人躲在卧室里不出来,就悄然钻进去观察他,生怕他喝什么毒药。然而,我的担心却是多余的,事实证明,父亲原本就不是那种轻易舍弃生命的人,他毕竟挺过了那段风雨如磐的日子。后来,他多次论及过毛泽东,他说他这辈子最服的人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以,我也曾惴度父亲的心理,之所以能挺过那种煎熬,一是他很顽强;二是他在战无不胜的精神领域内一度认可和臣服……
从某种意义上讲,度过那场灾难的人似乎没有必要报怨或者仇恨什么,当我有能力弄清这场闹剧的历史背景之后,我不仅理解了这场革命领导者过激的主观意图,而且还无条件地原谅了那些粉墨登场、趁火打劫、曲意枉为的一群革命信徒。虽然在一个方圆不过几十里的村子之内,那些所谓根正苗红者的批斗大多属于泄愤或者取乐,但他们同样也都是些受害者。只到有一天,我这个地主子女光荣地参加了革命工作,我才给本地的干部慎重提出:现在该是涂抹那些“狗地主”“臭狗屎”“彻底打倒”之类标语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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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我的幼年几乎没有什么欢乐可言。当然,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自然的贫困与政治的高压。那时候,为了一家人的生存,父亲连顾及我们温饱的精力都不足,又哪有心思考虑我们的童年情趣呢?!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常年在外从事副业生产,母亲和几位姐姐为了几个工分,果真是“夙兴夜寐,靡有朝矣”。上学之前,我天天囚禁在病床上奶奶的呻吟之中。
有一年,临近春节,父亲突然从副业班子上回来,当他推开寒气与暮色掩映下的大门,一眼就看见满面污垢的我正在地上玩耍,一身破烂衣裤早已包裹不住一个鲜活的生命了。那时,父亲好半天才从喉咙里挤出一声:看这娃子,都成叫花子了……然后,两滴清泪,一脸沧桑!那一次,他什么都没说,第二天,天没亮,他就跑了十里山路给我买了一身新衣裳!
童年的困苦,几乎没有任何经营生活的缝隙,但父亲总是有些办法在铁板一块的环境里孜孜挣扎。为了改善生活,他除了偷偷地捉野兽,便是下河网鱼。捉野兽是最危险的,那时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弄不好就要蹲大牢的。网鱼虽说不犯法,但却最辛苦。往往是生产队放工以后,他才从家里出走,结果一篓鱼回来,就是第二天黎明了!
前面我说过,父亲是个出名的硬汉子,就连让他弯腰九十度的当儿,他也从不落一滴泪,但在我就要上小学的那一年夏天,我看见了他平生的第一滴泪水。
为了修葺我们那三间土屋,他好容易挤了半天时间上屋捡瓦补漏,结果,一脚踏空,跌落尘埃,当时满身血污,只有进气没有出气。母亲在别人的帮助下把他抬进屋里,放在刚卸下的门板上。这时候,父亲用缓过来的那一口气嚎啕起来,对母亲检讨自我的粗暴,放心不下未成年的我……
那一年,不足六岁的我,悬着一颗流血的心,不知哪来的勇气和力量,飞也似的奔向山下,而且请动了医生。回来的路上,有个大孩子送了一条煎熟的小鱼,我抿了抿流出来的口水,还是用一张纸保好揣进怀里,回家之后悄悄放进了给父亲煮的菜汤里!
好多年来,我一直认为那一次父亲并未留下什么伤残,但就在父亲卧病的这一个多月里,当我给他冼手的时候,才发现他的右手早已有三个指头一直是弯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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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把阶级斗争这个道具玩腻了、玩累了的时候,才开始重新思考一些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父亲花甲那一年,他那顶沉重的“地主帽”终随一阵春风而落,在冰雪初融的土地上,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然后,那颗枯萎的心开始孕育一丝绿色了。
不过,真正让父亲绽开心花的却是那个滚烫的夏天。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比天还大的喜讯是阴历六月尾钻进我家门的。那天,村子里好多的人正在我家的操场上吃午饭,我家的四周到处都是成捆的麦子,火焰似的太阳光在麦芒尖儿上闪烁着一种难熬的时光。我的老师,一个中年男人正赤裸着瘦骨伶仃的上身,然而却是满面春风地往我家的木椅上一屁股踏下来,没顾得上擦拭那漆黑的灰尘,就嚷着向我父亲要喜酒喝。我躲避在阴暗的屋里听窗外的蝉儿声嘶力竭地捱着时间,我父亲根本不晓得出了什么事儿,看看老师那张有些甜的笑脸,放下手里的一碗玉米稀粥,诚惶诚恐地接过那封填有通知书的黄色信封。事后,我听在场的人描述那情境,说我的老师把那封信举得高高的,仿佛使臣擎着皇帝的诏书一般。
当我确信自己是考取了师范的时候,我听见窗外的蝉鸣噎住了。那时候,父亲没来得及得意,母亲也只知道这是一件喜事儿,所有吃午饭的人停滞了嘻戏声,把所有的目光都攒在我父亲的脸上,金黄色的麦子在太阳底下泛滥扎扎的响声,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只听见父亲的一声断喝:娃子,还不出来喊你老师?!
终于,命运之神对我绽开了幸福的微笑,我变得神圣而又伟大起来。以其说是我的还不如说是父亲的那种自豪感和出人头地的骄傲,就仿佛是翱翔在山顶上的老鹰,鸟瞰着那个汗潸潸的村子。也难怪啊,我的几个姐姐学习成绩都在我之上,但就因为“地主”这个比天还大的罪孽,使名列前茅的她们终归无缘于初中以上的学校!
师范,这个相当陌生的名词使整个村子胀大了眼睛,同时更使父亲的热血直冲脑门儿。接到通知书的那天黄昏,父亲没顾得上吃饭,连夜走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我知道,当初父亲接到脱帽通知书的时候什么人也懒得说!
我在宜昌读了三年师范,父亲和母亲在老家吃尽了苦头。他们卖粮食、喂牲畜、找山货,勒紧腰带,凑分分钱,硬是用年迈的心血喂养了我的一点儿学识和前途。
记得有一年隆冬,我从宜昌放假回家,正好在平水小镇上碰到了父亲。当时,他背着一个破旧的背篓,手里捏着一根杵头,头发蓬松着,身上的棉衣早已成了乱猪油状,白花花的棉絮随风翻舞着,两个脚指头已经钻出了草鞋裹着的布袜子……那时候,我轻轻地叫了一声“伯伯”,便迅速扭过头去抹下了一把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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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的一生中,也许连他自己也没想到竟还有晚年的一段光彩。据说,在那阶级斗争最火热的某一天,父亲正在光天化日之下接受睽睽众目的严厉打击,突然,夹杂在革命群众之间的一位相术爱好者喃喃有词:此人大难不死,晚境颇好!
当然,这话在当时一度传为笑谈,同时也有人警惕过相术者的别有用心。不过,自邓公撩开云霭的那一瞬间,父亲就不再寂寞与沉默了。如果说“脱帽”是一阵春雷惊蛰了父亲多年的尊严与自信,那么“包产”则是一场春雨滋长了父亲创业的本能与激情。
老家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父亲已经六十多岁了,虽说身体仍然强健,但毛病也不少。不过,再大的困难也阻碍不了他那破冰之后的释放与奔流。
在我的记忆里,就是在阶级斗争最残酷的时候,父亲的劳动能力仍然是那么出色,就连那些贫下中农们也不得不服气。父亲虽然是阶级敌人,但他和母亲种的庄稼却并没有因为政治上的管制而有丝毫的逊色。那时候,脱产干部经常住在村子里,除了抓阶级斗争,也还有促进生产的。有几个实事求是的干部也曾拿父亲的出色劳动教育过贫下中农。
分田到户的第一年,我的家庭就有了明显的起色,我们不仅彻底告别了野物,饭碗里也有了谷米的芳香。由于父亲和母亲没日没夜的劳作,很快,一个耀眼的名词便率先诞生在我的家里,那就是当时的“万元户”。乡村的干部隔三差五地上门来了,这里面也还有拿着小笔记本的县里记者,他们刨根问底,一个劲儿地挖掘总结父亲从事多种经济的经验。那时候,我才真正发现了父亲的头脑与口才。
也就是两三年的时光,我感觉金字山上几百号人的目光开始聚集到了父亲的身上,这其中,不仅是因为昨天还在挨批的父亲培养出了我这个秀才,还因为,骤然之间,父亲成了干部们的红人,成了县里劳模,成了大家学习的典型。也许是86年的那年夏天,我放暑假在家,有一天,我们家里突然聚集了许多乡邻,原来,父亲从县劳模大会上衣锦还乡,面对许多还没出过山门的人,父亲用满浸口水的语言,全境式地描绘了大会的盛况和刚刚面世的动画片《孙悟空大闹天宫》。一屋的人,全都屏住呼吸,仿佛在聆听《最高指示》。末了,父亲喝叫母亲做饭,几张桌子,一坛烧酒,只到夜阑人散,父亲还余味不尽。几十年了,每当想起那场面,我还是觉得只有“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这话才能诠注父亲的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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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起新房的时候,父亲已经年近古稀。按道理,是没有精力与能力做这样繁重之事的,但是,一想到自己再也不窝囊了,也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更重要的是,我要娶媳妇了,还住在那几间百年老屋里怎么行呢?
虽说我已经参加工作好几年了,但我仍然是个不懂事儿的楞头青,不仅没有给父母什么回报,反而只有索取。那几年,我不仅从家里带吃的,还经常花父母的钱,虽算不上恶少,却多少有点儿衙内的好逸恶劳。当我住进那几间新房里的时候,我才依稀嗅觉到父母的血汗之气。
新房虽然是土木结构的,但那几百根木材、近万口砖和无数的瓦片,都是父母一手一脚准备的。首先是烧瓦。父亲找来了四川的师傅,在山上挖出了土窑,和母亲一起砍柴,又到几里外的水井背水。第一窑烧坏了,他们噙着泪再烧第二窑、第三窑……其次是做砖,母亲运土,父亲踩泥,硬是凭一双布满老茧的手不分日夜地完成了砖坯。最伤心的是,土砖太多,无处放置,一遇连淫雨,父母便要忙着遮盖,深更半夜也莫不如此。暴雨袭打,冷风侵骨,动辄病倒,但他们往往就是一碗姜汤了事。
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一栋房屋就是一个三峡工程,对于年迈的父母来说,在少人帮助的情况下立起那幢新房,其艰辛难道能用语言说尽吗?!
新房修起的那天,父亲也请了客,他喝得大醉,一个劲儿说自己的新房比别人家的要高、要宽。看得出,在父亲心目中,工作着的儿子、新盖起的房子、万元户的牌子是“三不朽”。
连续几年的奋斗,父亲了却了许多心愿。70岁的那一年,父亲去了一趟武当山,虽然他是无神论者,但他还是要朝拜那个福祉四方的祖师爷。旧社会,他去过多次,现在,无情岁月摧损着风烛残年。所以,父亲早就发过誓,在他有生之年一定还要拜一次武当山。我知道,按老辈子的规矩,年迈的人必须讨得真武大帝的一张“印符”,死后便可以顺利通过阴间的各道关卡。同样,父亲也讨回了几张“印符”,在那只木箱里一放就是近二十年,只到他临终的前一天,他嘱咐我千万不要忘记把“印符”放进他的棺材里。
那一次,父亲一人去武当,我的确不放心,但生性有些大无畏精神的父亲始终听不进我们那些“多余”的话,听他那种语气,似乎是走遍天下也不怕。果然,四五天之后,父亲顺利地回来了,还给亲戚朋友带回来一些礼品,津津有味地讲述着一路上的见闻。四五十年了,变化真大呀。他说,这一路上从未遇到什么不适,大约是祖师爷保佑的缘故,唯一令人遗憾的是火车太挤。一向嗜酒的父亲还抱怨那一路上白酒太少,无奈只好买了一些瓶装酒凑合。父亲还说他这一趟只花了两佰多元钱,不碍事儿的。我看他是满足得很,像是完成了一件什么重大的事件,心头上如释重负,充满了快活,充满了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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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八岁参加教育工作,完全是大孩子教小孩子,工作与生活自然有许多不便之处,但由于我离家近,在家乡教书的九年时间里,父母一直充当着我的保姆。站在讲台上,我是个时刻提醒自我莫忘威风的教师,一回到家里,我仍然是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小家伙。
实际上,那时候,我的父母已经步履蹒跚了,尤其是父亲,和寒风中的叶片一样,随时都有陨落的可能。看他行动踉跄,常常在言语之中流露出晚境的孤独与凄凉,逢人便说:我总觉得自己没有水份了,身子快干了……
每次我走出家门之时,那弥漫在周遭的恐惧便油然布满心头:该不会是最后一次送行吧!那佝偻的身影总依偎在土墙边,一直望着我消失在曲折的小径上,我知道那双眼睛,无神的却是湿润的,那是一口井,深不可测的井。这井中的水曾经一瓢一瓢地哺育了我,而今,却不得不慢慢地干涸了……
虽然我那时工作的单位离家不远,每周都要回家的,但每次回去,父母都像待客一样。现在想来,除了饱尝内疚之责还能有什么?
我记得有一年早春的凌晨,白雪朵朵,北风阵阵。我好晚才起床,问母亲,父亲到哪儿去了?母亲说给我挖节节草去了。我突然觉得全身有好多颤栗:这么寒冷的天气,这么苍老的人……我好容易才找到父亲挖节节草的地点,那地方还冰冻着,只见父亲用那双青筋凸起的手正稀泥中寻觅着,那样仔细,那么挚着,忘却了自我。我不知道说些什么话才好,好半天,他才回到家里,全身挟着一股冷气。我真担心他受不了,他那花白的胡须上好像还凝结着丝丝冰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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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因为我秉承了父亲的硬气,还也许是因为我只顾埋头读书而忘了众多的世故,那年月,只顾“独耿介而不随兮”,结果弄得一些练达的人视我如另类。他们看我不自在,我也看他们不爽朗,久而久之,都有些抵触与不适,无奈之下,我与妻子先后调进县城。
那时候,父亲已经年逾古稀,母亲更是体弱多病,我们那一走,父母的眼泪就从此再也没有干过。表面上看,父亲是个从不示弱的硬汉,但他的内心深处一点也不乏舔犊之情。我在宜昌读书的时候,经常接到父亲的信。记得我第一次收到父亲书信的时候,我还想不到那信究竟是谁写的,打开一看,天啦!竟然是父亲用毛笔写的,那古朴的字迹让我如坠云雾之中,父亲竟然还能写出这般漂亮的字?!同学们也说,你父亲是教师吧,这书法蛮不错呢。事后我才知道,父亲原也是读过书的,腹中还有不少的知识,他还有个叫“青竹”的字,颇有几分文雅!
我老家离县城虽然只有三十多公里,但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加之我们一心赴在工作上,往往一别就是半年,许多时候,都是父母想办法来看我们。
父亲第一次到县城看我们是九三年。那时,我刚下班,匆匆忙忙地在街上骑车赶路,忽然间,在穿梭的人群里我发现了父亲那熟悉的背影,待停下车来一看,正是父亲。我显得很兴奋,忙请他去休息,他说他已经来了一会了,发现我们都不在家,便把提包借在邻居家中,一个人在街上随便走走,顺便也要理发。我回到家中,邻居便送来了提包,打开一看,还有几块豆腐仍然湿淋淋的。
那时我们住在一间阴暗的小屋里,我们只得让父亲在朋友家好歹住了两夜,白天我们都要上班,只有中午和晚上的一点儿时间能在一起说些家常话儿。其实,在这些可怜的时间里,我们也很少谈一些心理话,看看父亲木讷而又悲凉的目光,联想到每次回家他说的那句话,“我在世的日子不多了”,我的心便酸了起来,那泪便不知不觉地涌上来又不得不咽下去。
新世纪莅临,父亲已经年近八十了。这一次,父亲在我们新分得的套房里住了一天两夜,便急着要回家。再三劝说,他才同意到昭君村去走走。应该说,父亲对这次简短的旅游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一个年迈的老人,对这个人工痕迹太重的地方也不会有多大兴趣。但是,他是十分理解我们心情的。我们在院内转了转,看了一些景致,父亲的表情幸福而又愉快。不过,我们很快就发现,他的步子实在是太艰难了,每走两步就不得不坐下来,木然地像一尊石像。我知道他的确没力气再走下去了,他的精力已经太少太少了。
其间,我偷着在家里陪父亲玩了半天,和他谈了一些家常,给他点了几支烟,给他泡了几杯茶,在大街上买了一点新鲜菜,又带他看了医生,弄了三剂中药。临走的那天中午,父亲一再要求我们买些鞭回去,他告诉我,有些东西提前准备为好,两个老的一时有什么不测,你们也不要太着急,他手里还扣有一千元钱……
父亲最后一次到我们县城的家是2004年的春节。那一次,父亲母亲来县城过了一个多星期,也算是这辈子头一次让别人做饭过年。我送他回家的时候,父亲走得很慢,佝偻着腰,每动两步都要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我知道他已经到了走不动的时候了。
我捎上了一条凉干的鱼,说:如果正月十五不能回家,元宵节就只有你们自己过了!父亲说:没有什么事儿不要回来!
姐夫说:“看样子,父亲再也不能出县城来了……”
16
我说过,父亲是个硬汉子,这不仅因为他顽强的精神,同时也缘于他曾经孔武的躯体。虽然父亲年青时不可能留下什么照像,但从三十多年前接近花甲之年的留影看,父亲仍然精壮而高大,有钢铁一样的感觉。
然而,大树一样的父亲还是蠹空了!高山一样的父亲还是崩塌了!仰望苍穹,除了眼泪,唯有长啸……
父亲的病其实早有根源,一个九死一生的人,风霜沧桑,何其重也!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七十岁以前就经常有劳伤发作,他和母亲还没到六十岁的时候,就忙着给自己做棺材、缝“老衣服”,虽然他们自己很坦然,但我却惘然而酸憷。
在父亲七十二岁生日的那天,他高兴地饮了三杯酒,和左邻右舍忘情于快乐之中。可是就在他到大门口迎接客人的当儿,只听见“啊!”地一声,便背向地面轰然倒下……随后,父亲翻着白眼,大气不出,呼吸已是十分困难了。我掐着他的脚后根,我感觉到父亲的脉搏只不过是在微微地颤抖,眼看他的生命就要停止了,他这棵曾经茂盛的树,现在孤孤单单地斜倚在这穷乡避野浴风沐雨,已经快要连根拔起了。我想这种日子不远了,我仿佛听见父亲有一种脚步声很响很响,那就是走向死亡的悲惨的足音么?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这世界的恐怖。
在我们再三的摧促下,父亲终于来县城就医了。由于年老体弱,不停地劳累,加之水土的缘故,那瘦弱的脊梁上长满了无数小颗粒,虽然不痛,却痒得出奇。起初他没有告诉我们,一直用开水洗烫着,后来,才叫我捎回几粒西药,结果什么作用也没有。在县城的皮防医院里,我请医生作了一定的检查,然后才对症下药。
晚上,我给他熬了中药,配好了西医,才帮他洗身子。在明亮的灯光下,父亲赤裸着上身,我给他摸擦着药水,那是一种黑中透黄的枯瘦的皮肤,干瘦的肌肉仿佛是因为劳累失汗过多的缘故,那些奇痒的小泡,绝大多数已被抓破,血迹斑斑,令人目不忍睹。那依稀是一片肥沃的土地,因为耕耘,因为生产,导致了这种百孔千疮,苦不堪言的悲惨局面。看那佝偻的脊背,看那苍桑的皮肤,我忍不住流泪了,这是为我们负载了一生辛劳的地方,那是负荷几十年恣雎岁月的地方啊!这是背负了我们生命的地方啊,这是运载了无数坎坷的地方啊!苍老无言,苍老无言!
父亲八十大寿的那年,我特地赶回老家张罗。
说来也巧,父亲的生日是八月二十七号,和孔子同月同日。他自己常常自豪加自嘲地说:可惜和孔夫子不同年呀!
八十寿诞的那一天,虽然天有小雨,但在阵阵鞭炮声中,那个孤零的农家小院儿照样喜气十足。可是,和八年前一样,就在大家同样兴奋的时候,父亲又“啊”地一声向地上倒去,在我们不停地呼唤声中,他全身不住地抽搐,呼吸十分困难,仿佛早已经受不住生命的负荷了。两个小时之后,才慢慢地苏醒过来。
父亲87岁生日的深夜,我和妻子从睡梦中赶回家中,父亲已经昏迷不醒,大便失襟。
2009年的暑期,父亲连续几天输了液体,但他讨厌打针,只好弄了中药,结果还喝的少拨的多。
在这大半年的时间里,父亲形容枯槁,不思饮食,夜不安神,动辄就要把我们叫回家,大声呻吟。
每次走进父亲的卧室,我都沉重得抬不起头来,看他蜷伏在床上的样子,我也只好让泪水积蓄在心里。想到随时都会失去的父亲,我甚至于绝望了,虽说是自然的生命历程,但我却还是感触了这世界的残酷无情!
17
真想不到啊!真想不到!
瞬息之间,一个高大的、立体的、顽强的父亲,就这样一张像纸薄薄地、轻轻地、默默地挂到了墙壁之上,而且再也取不下来了!
真不敢想啊!真不敢想!
离别了亲人的父亲,在渺茫的世界中该在怎样地飘泊与凄凉!
没有了父亲的儿子,在痛苦的现实中该是怎样的空洞与惆怅!
父亲是个无神论者,父亲常说:人死如灯灭。但是,我真的不相信父亲永远消失了,父亲肯定还在一个我找不到的地方生活着……
父亲虽然与我们分别三月有余,但我却经常在梦里见到他。前不久,我和父亲就在金字山老家的那间老屋里相聚了。在朦胧的灯光下,我们一家人正围着桌子进餐。我清楚记得桌上只有几碟小菜,我感觉这是一顿很随意的饭。父亲坐在我身边,一言不发。那个时候,我们都很诧异,虽然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语言交流,但内心深处还是十分矛盾的。果然就这样阴阳永隔了?
梦醒之后,我披衣凭窗,一轮满月,清辉横溢。“梦里相聚酒菜香,音容在,老模样。满腹话语,唯有泪相望。聊向青天把酒问:蓼莪呤,断寸肠。”眺望父亲长眠之地,于满腔的泪光之中,我口占一阕《江城子》,失眠到天亮!
稍有闲暇,我便到父亲的坟茔走走,我感觉到他的呻吟声仍然在我周遭,他仍然看见了我这个巡睃在他面前的儿子……
父亲走的那天,虽然已是腊月尾上,但并不怎么寒冷,我知道,畏寒的父亲是专门选择了这样的日子远行的。但自打父亲走后,风雨交加,雪上加霜,还有好多次的倒春寒。
那些残忍的日子啊!冷风拂在他的坟头,他肯定早已感觉到了彻骨的冰霜,雨水渗漏在他那干瘦的身躯里,他那无奈的呻吟肯定早已触动了墓园的草木,雪覆盖在他那薄薄的泥土里,他那身单薄的衣裳早已抵卸不了倒春寒的肆虐啊……
不是么?!年迈的父亲早已离不开火塘了。在他的晚年时光里,他的冬天几乎整日与火为伴,然而,自他远走的那天起,他再也见不着温暖的火了!
父亲永远地走了,那是一种空洞的痛、一种追悔莫及的痛、一种弥补不了的痛!
父亲去世的头一天半夜子时,把我和妻子叫到床边,艰难地忍受着巨大的病痛,面带微笑对我们说:儿子媳妇,你们都很孝顺,想吃的都吃了,该穿的都穿了,你们对得起我了!
望着皮包骨的父亲,我和妻子只好把嚎啕和泪吞进肚里!
想到“孝感动天”的舜,想到“啮指痛心”的曾参,想到“卖身葬父”的董永……想到古今中外许多的孝子,我实在有愧于我的父亲啊!
《初学记•鸟赋》云:“雏既壮而能飞兮,乃衔食而反哺。”一捧黄土,掩盖了我的父亲,也掩盖了我力所能及的反哺之恩!在今后的岁月里,我虽知日炎而无法使父纳凉,我虽觉风寒而无法让父温暖。哎!闻肉香而思父容,沾酒味而忆父声。父已去,吾何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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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和妻子给父亲上坟归来的某一刻,突然听到一个稚嫩的声音:“爸爸,爸爸。”蓦然回首,那是个憨态可掬的孩子正在街上追赶自己年青的爸爸……
我的爸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