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魂

在重庆西北郊，有一山名歌乐。这座山属于历史，它记载了共和国成立之初，发生在这里的一场惊心动魄的事件。今天，许多到重庆的人都不忘专程来此处一趟，看看这座环境优雅，处处是茂林修竹的山当年是怎样被刽子手们涂满了血腥的。

来到沙坪坝一个山坳前，下车走几步，即见几座碉堡夹道而立，监视孔瞪着黑洞洞的大眼，似乎仍盯着路上来往的行人，渣滓洞（又称集中营）到了。所谓的渣滓洞，原先是一个煤矿，1944年，国民党见此三面环山一面环水，地形隐蔽，于是逼死矿主，砍去周围山上树木，撒上白灰，筑起围墙，辟作监狱专门用来关押犯人。从此，这座绿树掩映的山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到处弥漫着血腥与罪恶，成了活生生的人间地狱，普通人不准越雷池一步，谁也不知道拉着电网的高墙内每天发生着什么。一次，5名大学生假日闲逛，竟莫名其妙被特务关进监狱，最后，重庆解放前夕，刽子手们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统统把他们杀害。

我们来的这天，恰好是51年前国民党从重庆撤退时所进行的那场大屠杀的纪念日，许多小学生在老师带领下成群结队来参观，集申营里到处是人。1949年日月27日，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隆隆炮声在山城上空回荡，国民党反动派知大势已去，将渣滓洞付之一炬，并疯狂地将狱中关押的几百名政治犯不管老幼集体用机枪扫射死，只有少数人侥幸逃脱。烈士们是在新生的共和国的曙光中倒下的，因此格外令人婉惜。

进入高墙内的大院，首先看的地方是审讯室。里面摆着许多刑具，例如门字架、老虎

凳、脚镣、手拷、刑椅、铁钳、绳索、皮鞭等应有尽有，令人望而生畏，不寒而栗。为了逼迫犯人招供，刽子手们用垫砖、鞭抽、杠压、电击、火烙、灌辣椒水等各种酷刑摧残他们，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我特别看到了当年拷问江姐时用的刑具。这是一只椅子，它同普通椅子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扶手稍宽些。用刑时将犯人的前臂平放其上，用绳子扎紧，然后用锋利的竹签刺人指甲缝申，犯人当下便会疼得昏过去。见此情景，真难以想象江姐一个女性的柔弱之躯当时是怎样忍受这种非人折磨的。许多人站在这里都凝神沉思：这需要何等的意志和勇气啊！

重庆号称火炉，到了夏天，热浪滚滚，犯人们几人十几人甚至几十人关在狭小的房间里，吃喝拉撒全在里面，空气污浊不堪，苍蝇蚊子臭虫跳蚤搅得人日夜不得安宁，许多人得了病，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悲惨地死去。新四军战士龙光章即是一例。龙光章死后，难友们作了一副挽联悼念他：

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

作千秋鬼雄死不还家。

橱窗里摆放着一件白色的棉布衬衫，上面血迹斑斑，背部及衣襟部分已经烂成条条，显然是受拷打留下的标记，不知是哪位难友留下的。在狱中有许多这样的烈士，他们为国家、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自己却连姓名都没留下。

从渣滓洞出来，转过二道山梁，我们来到了白公馆。此处原是一个地方军阀的私人别墅，后改为监狱关押政治犯。白公馆院子后面有一个山洞，里面阴森森的，地上摆着火盆、烙铁、铁链，火钳等刑具，是审讯重犯的地方。此刻，我仿佛看到被熊熊炭火映红的洞壁上吊着一个遍体鳞伤、鲜血淋漓的犯人。突然，一只烧得通红的烙铁无情地压在他的胸脯上。霎时，随着吱吱的烧灼声，犯人前胸冒起一股浓烟，刺鼻的烤焦皮肉味儿立即在洞里弥漫开来，犯人大叫一声昏厥过去，脑袋一下套拉在胸前。接着，一桶凉水哗地向他身上浇去。半响，犯人苏醒过来，嘴里还是那句话：“不知道！”

这决不是耸人听闻，而是监狱司空见惯的事。酷刑、疾病、伤痛时刻在威胁着每一个人性命，谁也不知道哪天会突然被拉出去枪毙，谁也不知道过了今天还有没有明天，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死神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但他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把生死当成平常事，不仅没有消沉，没有颓丧，反而处处表现出泰然处之的乐观主义精神。有感于狱中恶劣的生存条件，一位难友作了副对联：

一扇风门伸头；

两个天窗出气——乐在其中。

辛辣的讽刺中充满调侃意味。在被关押者中间，有许多人受过良好教育，不乏能书会画的饱学之士。牢狱关住了他们的身体，却无法桎梏他们的思想。他们在狱中利用各种机会，用笔杆作投枪，抒发自己的情感，揭露敌人的罪恶，表达个人的爱憎。1949年春节，何雪松、古承铄等20多位难友组成了"铁窗诗社"，于是，一批烩炙人口的光辉诗篇在现代文学史上定格了。在陈列室里，我看到了早在小学就学过的一首诗的原件一一把牢底坐穿：

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

我们要把这颠倒的乾坤扭转

我们要把这不合理的一切打翻

今天我们坐牢了

坐牢又有什么稀罕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

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

这是何敬丰烈士的遗作。

陈然（小说《红岩》里成岗的原型）写的那首就义诗更是气势豪迈。陈然在重庆秘密办《挺进报》，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宁死不屈。敌人让他自白，他提起笔，一口气挥洒了那首千秋生辉的不朽诗篇——我的自白书：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镣拷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颅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叫我无法开口

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字字气贯长虹，读之令人荡气回肠。敌人无计可施，将陈然公开枪杀。

在被关押的政治犯中，有不少出身于富有家庭但又背叛了家庭出身的人。有位烈士叫刘国志（小说《红岩》申刘思扬的原型），西南联大经济系毕业生，出生于四川沪州一个大富豪家庭。参加地下党被捕后，特务头子徐远举不解地间他："你这万贯家财的少爷，家里有钱有势，你有吃有穿，闹什么共产。你共谁的产？"刘不为所动。在香港经商的哥哥营救他，打通了各种头节，说只要他在脱党声明中签一个字就可获得释放。刘国志拒绝了，说："我死了，有共产党在，我等于没有死，如果出卖党组织，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最后慷慨赴死。

今天，我们无法想象先烈们当年在狱中是如何度过那许多个漫长的日日夜夜的，无法想象他们遭受毒刑和凌辱后在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困境中是如何忍受血与火的煎熬的。参观烈士们的生平事迹展览和他们遗留下的珍贵实物资料，参观者都不由地思考着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力量铸就了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品格？其实，答案就在面前。陈然烈士在他的遗作《论气节》这样写道："什么是气节？气节就是孔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礼记》云：临材勿苟是，临难勿苟得；文天祥《正气歌》道：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日浩然，沛乎塞苍溟……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文章旁征博引，以先贤圣哲和杰出人物的言行作事例，论证了人活在世，应该怎样做人，表现了共产党人舍生取义、矢志不渝、视死如归的高尚节操。狱中一位烈士留下的遗书里有这样一段："注重思想教育，否则，单凭肉体是无法忍受严刑的摧残的。"这也许就是他们九死无悔，百折不挠的最终动力。

最引人注目的是悬挂在白公馆陈列室的《狱中八条》。这八条是当年狱中党组织在大屠杀前千方百计托人带出来转交上级党组织的。其中第一条是"要重视领导人的腐化"；第五条是"整党整风"；第六条是"注重领导人的经济、恋爱、作风"等等。这是狱中受难者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在当时恶劣环境中，任何一条出问题都可能使鲜活的生命顷刻遭受灭顶之灾。联想到今天各种媒体上报道的各种案例，游人们看了都久久驻足沉思……国民党当然深谙这些个道理，他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去瓦解囚犯的精神堤坝，而惯用的手段不外乎六个字：：重刑，讹诈，诱降。重刑自不必说，讹诈也是他们的贯用伎俩，至于诱降么，渣滓洞院内的墙上用大字写着这样一话语：“青春一去不复返，认明此时与此地，切莫执迷”；谜津无边，回头是岸"；"宁静忍耐，勿怨勿尤"……许多意志薄弱者正是经不住这六个字的考验而变节投降的。狱中烈士以生命的代价殷切希望新生的人民政权对领导人的行为能引起足够重视。

白公馆陈列室档案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尤其发人深思：有位重庆江北籍烈士叫王朴，生于1921年，复旦大学毕业，后参加重庆地下党。其母金永华，早年在日本、加拿大经商致富，是一位开明人士，后来回到江北县购置田产，成为当地首富。1948年下半年，川东地下党举行起义，需购买枪支弹药，王朴受命动员其母帮忙。金永华支持儿子，毅然变卖田产折合1600两黄金交给了地下党组织。1949年10月28日，王朴因叛徒出卖牺牲。重庆解放后，党和政府感于王母的慷慨资助，决定退还她的巨额款项，并将支票送到她家中。但王母慨然谢绝。她说，“我把儿子交给党是应该的，现在享受特殊是不应该的；我变卖财产献给革命是应该的，接受组织归还财产是不应该的。”

王母的事迹，在展览中引起强烈震动。一位干部看了后在留言薄上写道：应该把王宝森的公馆和白公馆放在一起展，让那些追逐金钱和权利的人感到灵魂不安和良心谴责。

让王宝森之流良心发现而不伸手的想法未免天真了些，但通过参观集中营，抚今追昔，的确让人想到很多很多，面对今天社会上出现的许许多多乌七八糟的事情，更不知假如今天烈士们九泉有知会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