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拔火罐

记忆中，母亲生病从来不吃药、不打针，而是用她的拔火罐治疗。母亲的拔火罐是绛色的，肚大口小，样子很像葫芦的下半截。那时正是生产队“大帮哄”的年代，我家人口最多的时候是12口人。家里很穷，只有父亲和两个姐姐挣工分度日；全家人有个病灾的，大病就得挺着去死，根本没有钱治疗，像头疼脑热的小病也根本用不上服药，而是母亲经常用她那拔火罐治疗。永远还记得她为我们拔罐子时的情形：母亲的目光是那样的专注，又带着几分安慰，口里喃喃着，用唾液把我们的额头或脐部或腰部或腿关节部抹湿，然后划着一根火柴投进火罐里，待火柴燃得最旺时，快速扣在这些抹湿的部位上，怕拔得不牢固，还用手指轻轻地在罐底敲打，嘴里发出叫鸡雏时的“咯咯”声。母亲说，这样拔的罐子有劲，能把体内的毒气、寒气、火气全都拔出来的。

最让母亲伤心的是大姐姐的死。大姐姐死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听母亲说，大姐姐是我们这一家孩子中最聪明、最懂事而又最漂亮的一个。她十七岁那年害了痨病（可能是现在的肺结核），时常发馋，家里连给她买一片止痛药的钱都没有，更不用说给她买好吃的了。那时父亲常年去北山放马，一年只有年三十这几天回家。母亲年三十晚上包的饺子，一直等父亲回来到正月初三还没有吃。母亲哪里知道，大姐已背着她偷吃了大半盖帘子的冻饺子，或生着吃或埋进灶堂里烧着吃。母亲发现后哭了，她老人家在给我们讲述这件事的时候也哭了。她说，她想了各种方法在大姐姐身上拔罐子都无济于事；在她身上拔的罐子总不那么紧，一会就会自动地掉下来。大姐姐太瘦了，瘦得成了皮包骨。母亲在给她拔罐子之前就害怕拔不紧，可越是这样想越拔不住。母亲过后给我讲这件事的时候，直说她自己没用，罐子都拔不好。大姐死时是用秫秸杆卷起运到一个远离村屯的三角荒地火化的。她的脸色惨白，额上那排紫色罐子印，却永远留在母亲里。

大姐姐死之后，母亲一年多时间里没有摸过她的拔火罐。当看到了孩子们被头痛感冒折腾得非常厉害的时候，她又重新操起了好的拔火罐。取下拔火罐，痛苦减轻了，母亲露出了笑容，然而大姐姐死时额头上的那排罐子印却成了她一生中挥抹不去的阴影。

父亲得病那年，最小的弟弟已经9岁了，我们都正值能吃的年龄，家里挨饿是常事，更不用提给父亲治病了。母亲为父亲天天拔罐、夜夜拔罐，直到父亲咽下最后一口气，拔火罐还牢牢地拔在父亲的胸口，取下“嘭”的一声，一摊紫血漫在父亲的胸口上。自此，从来没有看见母亲拔罐子。

母亲如今已经七十多岁了，满头白发昭示着她老人家走过的岁月的苍桑。那微驼着的背和那略显蹒跚的脚步，以及那时断时续的咳喘声，无不预示着她的确已经老了。然而，从母亲那张沟壑纵横的脸上，仍能看出一点坚毅的光采来。这种光采就是留给我们后代人的一种精神财富——一种与困难做斗争的那种自信的无畏的精神。

如今，母亲已年逾古稀。随着生活条件的提高，得病再也不用那拔火罐治疗了。她的药盒里片剂、冲剂等药类应有尽有。有时头痛脑热的小病，却还要打点滴，说好得快，更不用说那些大病了。她老人家虽远在乡下，但得个病灾的，本村就有三、四个医生。我们当儿女的，也时常给她买些营养、滋补的药品，老人家倒也活得其乐融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