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残疾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一个肢体残疾人，他身高不到一米五，走路一拐一拐，县城的人给他起了两个“外号”，称他是“船夫”，走路似划船。还有人喊他“花师傅”，因为父亲名花奎，有一门做篾匠的绝活，但不管你咋喊，他总是高兴的答应，从来没和人红过脸。父亲不但身体残疾，而且还没有上过一天学，连自已的名字也不会写。优点是体壮、心宽、艰朴，不自卑，有“不靠天，不靠地，全靠自已一双手”的坚强个性。正是这些简单的信念和优点，使他不知道什么叫感冒，不但没有去做乞丐，反而成家立业，养育五个子女，直到七十多岁才去逝。他对人和气，通情达理，受人尊敬，都说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

受父亲的影响，我总是喜欢去那些残疾人开的超市或商店购物，因我对那些身残志坚，自食其力的人总是投以同情和支持的眼光，但每次行走在大街上，时常会看到一些可怜乞讨的残疾人，每遇这时，我就会想起我的父亲，想起我终身定格为榜样的人。记得母亲说过，父亲六岁时好玩，不幸摔坏小腿致肌肉痿缩，是家境贫寒，无钱治疗而成为残疾。民国未期，父亲十二岁就到安福北门一篾匠店，拜了个会武术的篾匠当学徒，出师后“顶”了一间小店铺，自己开起了篾匠店。由于他做的篾器美观、质好价低，生意很红火。那时街上有一些喜欢打国牌（赌赙）的人，见他挣了一些小钱就时常邀他去打牌，但赌钱人十赌九输，到年底竞没一分钱回家。那时毋亲是“抢”来的媳妇，不光受婆婆管，还要种二亩田，虽饿不死人，也只能苦熬着过日子。说来毋亲也是苦命人，五岁没娘，十二岁就被后娘许配给彭氏做童养妻。婚后不久，小丈夫就和大他五岁的哥哥出去当红军，兄弟俩一出这家门，就再也没有回来，直到解放后革命烈士普查，才晓得在东固保卫战中英勇牺牲了。从此，母亲就独守在家，直到婆婆去世，又被封建势力大的合亩塘村“抢亲”，嫁一个残疾人为妻，父亲也就是这样才讨到了老婆。眼见父亲年年没钱回家，母亲思素这样下去终久不是事，一下决心，就挑着一筐旧衣服，一床旧棉被，牵着十岁的大哥，从吉安乡下一路问到安福，找到了父亲开的篾匠店，从此，就在东门街上安下了家。

解放以后，全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政府号召所有的手工业者加入合作社。那时父亲的思想非常积极，笫一个关闭自已的篾匠店加入平都镇篾业合作社，该社在七十年代中期由社办改制为县办企业，父亲也就是这样从不识一字的残疾人，稀里湖涂地参加了工作，成为一名县办集体企业的职工。在平都篾业合作社，父亲虽是残疾人，但他手艺好，聪明老实、懂道理、明大义，这在当时是出了名的。记得五十年代后期，剿匪斗争和朝鲜战争还没有结束，当时和父亲学篾匠的大哥，才刚滿十七岁就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母亲听说他去参军，少了一个挣钱的人，气得拿起棍子，追着大哥打过几条街，成为左邻右舍的笑话。还是父亲站出来讲公道话，他严肃的对母亲说“老大做得对，你不去，他不去，都怕死，那谁来保家卫国。”母亲见父亲态度坚决，满脸怒气，再加形势所迫，也只好流着眼泪送大哥到中山场集中，还作为军属代表上主席台讲话。谁知大哥运气好，在九江当兵四年，复员回家后，县武装部分配他在武警中队任代理中队長。1963年，蒋介石在台湾大叫“反攻大陆”，因战备需要，县武警中队又脱离地方管理，大哥又二度归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直到1967年再次复员分配工作，现退休在家一个月还领几千块钱。每当说起往事，他总是笑着对我说，“那时多亏了父亲，要不然我还是个篾匠。六十年代未期，文化大革命运动“两派武斗”结束不久，社会一稳定，为减轻家庭困难，母亲要我休学跟父亲学篾匠，我坚决不同意，毋亲见我不愿意就又打又骂，尽管身上一块青一块紫，但就是不答应。因为我知道做篾匠没地位，低人一等还挣不到钱，连老婆都讨不到，去学就意味着掉进了火坑，一生都沒有出头之日。父亲见我宁死不答应，就喊住毋亲不要打，说这样打下去会把人打死。隔天晚上，父亲又把我叫到他的房间，语重心長的对我说“儿呀，我知道你不愿意学篾匠，这也是没有办法，你们姐弟三个书包难负担呀！就作点牺牲吧，是为了这个家。”听着父亲的话，我全明白了，当晚，我就答应去学。从此，我放下书包，成了谁也看不起的小篾匠。那时，我已十五岁，正是長身体的时候，学篾匠要吃苦耐劳，不分白天黑夜，上工迟到偷懒要扣分，但不管制度再严，我早晨打蓝球的习惯是雷打不动，尽管我每天起床很早，可一到球场就忘了时间，所以经常迟到扣分，这也难怪父亲总是不高兴，因为一天才挣六分，每月扣三四块钱，他虽然嘴上不说，但我心知肚明。

记得那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我照常去体育场打球，看见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在教一女人学骑自行车，由于骑得滿头大汗，就将一个黑包和衣服放在球场边上。过了一会，我见两个十六七岁的年青人也来打球，虽不认识，但我知道他们也是街上人，而且一边打球还一边盯着那个包，不一会，那俩人离开了球场，我一心打球就没在意他们。约过了十多分钟，忽然学骑车的一男一女带着两个警察来到我跟前，问我离开过球场没有？那些人在球场打球？见过黑色提包没有？我说没离开过，也没注意有什么包，并告诉有两个人离开了球场。警察告诉我包里有3000元现金，是一个单位准备发工资的钱，因出纳员学骑自行车，就叫丈夫清早来教她，谁知就这样丢了包。说完，警察要我介绍那两人的相貌特征，要求我帮他们去寻找。我二话没说就带他们去，结果走遍了县城所有的街道，最后，在一小巷内认出其中一人，将其带到派出所供出另外同伙，这样才寻回那些丢失的钱。待我早饭也没吃，赶到篾业合作社上班时，巳经迟到了两个多小时，车间组长气势汹汹对父亲说“今天你儿子迟到这么久，要扣三分。”尽管我一再解释是帮人做好事，但最后还是扣了二分。我生怕父亲发火，回家又告诉毋亲，就不吭声的做事，谁知中午回家吃饭，刚端起碗，父亲就对我说“今天这事，你做得对，虽然扣了几分，心里是不高兴，但做人要这样”。父亲的话，把我从惊慌和害怕中解脱了出来，也为我今后怎样待人做事打下了印记。

父亲虽然老实忠厚，但也有发脾气的时候，最难忘是两次吵架，让我从中悟出了很多道理。记得第一次和父亲争吵，是因为过年福利补助一事，单位评福利费谁都想要，谁都有争，但原则是要评给那些最困难的家庭。但名义上是评，实际是领导提名在会上通过，每年都没我家的份，虽我年纪小，但心里知道这是欺负父亲是残疾人。名单一公布，我心都气炸了，就和父亲说要去找领导评理，可父亲一把拉住我说：“别去添麻烦，就这点钱，你争他争，人家领导难呀！什么事换过来想就不感到委曲，你不要老想自已家。”我反说一句：“人家都欺负你，还替人家说话”。父亲见我顶嘴，就打了我一巴撑。当时，我真恨透了父亲，可过后又细细一想，父亲不是软弱弯腰，而是挺起了无价的尊严，这就叫无求品自高，知足心常态。父亲第二次发火是为修“社上”水库一事，那时全县干旱严重，县里要修一个中型水库，需要调十八个篾匠去做土箕，可父亲没经我同意就替我报了名，心里实在不高兴，就找领导说不去。这下可把父亲惹火了，他气冲冲的对我说：“作田苦呀，没水那有收成，田里不长谷，我们吃什么呀？”我还是坚持不去，父亲更急了，顺手拿起一块竹片追着打我。见他那一拐一拐的样子，我心里特别的难受，但这一去，就在武功山下的大山沟里，整整干了九个多月，这是我学篾匠以来最苦最累的日子。

转眼到了一九七二年十月底，这是我学徒满三年，也是我刚跨入十八岁的日子，同我一起学徒的几个小篾匠都欢欢喜喜做出师酒，定级每月二十多块钱。而我没有拜师，只是跟着父亲边做边学，再加上自已讨厌学篾匠，结果技术考核不及格，按照规定不能出师，继续每月按学徒工领十八块钱，为这事我心里十分难过，整天闷闷不乐。又是一个冬天的夜晚，外面北风呼呼狂吹，父亲又把我喊到房间，望着我不高兴的样子，深沉的对我说，“儿呀，我知道你不喜欢干那篾匠活，硬要你学，到头发白也学不会。今天，听说要动员青年人报名参军，我就和罗主任说了，还替你报了名。我看你身体壮，准能行”。听完父亲的话，我滿脸通红，心情激动久久不能平静。无论是任何地方，在我受到挫折和困难的时候，总是父亲出来给我“圆场”，他那宽大的肩膀，似海的胸怀，永远是我的靠山。

怀着远大的理想和对父亲的崇敬，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我努力学习，积极工作，立功授奖，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我虽然年过半百，已到退休的边沿，但每当独自散步和休闲在公园里，就会回忆起自己走过的路，更会想起我的父亲、我的师傅。是他教我做事做人，做一个有骨气和正直的人，他那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永远是传家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