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国都之十八：血性的江南

中国文人血性的一次集体挥洒，发生在明初“靖难之役”时。读史至这一段，情不自禁血脉贲张，热血沸腾。或以为北方多刚直，江南多柔婉，刚直者能慷慨赴死，柔婉者常委曲求全。然而地域与形貌从来就不能说明什么，甚至风尚与思维也与气节无关，真正的血性，生成于骨子里，升华于灵魂中。

血性与媚骨，向来是中国文人的两张面孔。尽管讲究生存智慧的中国文化似乎特别擅长出产识时务的俊杰，杀身成仁舍身成义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评价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却从来没有动摇过。在中国，做文人难是一个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因为他们要面对的选择，是做一个让人们也让自己感到可耻的人，还是一个让人们也让自己感到可敬的人。精神的天平绝对倾向于后者，现实的取舍却往往沦落于前者。

晋室东迁，宋室南渡，数百年间，中原战乱频繁，常常遭遇北方草原民族的侵扰，期间又多次为文化落后的北方民族所统治，中华文化中心向南迁移成为一个历史的必然。有宋一代，秀美丰饶的江南便已是人文荟萃之地。延至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定都南京，一向文风炽盛的江南再次成为全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一大批抱着学而优则仕的士人从蒙元时代隐没于后台的状态中走出来，踏上社会生活大舞台，在各个领域挥洒激情，施展才华。而最为醒目最具影响的表演当然是在政治舞台上，在作为首都的南京，在政权核心的朝廷。

公元一三九八年，草根出身的大皇帝朱元璋带着忧虑和遗憾驾崩殡天，把皇位传给年仅二十二岁的孙子朱允炆。骨子里还未褪尽农民本色的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十分勤政爱民，却也表现出境界狭隘的一面，哪怕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那个叫皇位或皇权的好东西又被什么人给夺了去。于是杀，既杀那些祸害百姓的贪官，也杀那些帮助自己打江山的一班功臣兄弟。砍头？太便宜了，要剥皮实草；杀一个两个？也不够，要杀就株连九族，一次性把一个家族连根端了。而且，朱元璋对待儿女的态度也比普通百姓高明不了多少，父母打拼积累的财产子女人人有份，自家兄弟一定比别人更能互相帮衬，这样的认识一定还在他的脑子里存留，而且还相当顽固。所以被废除了一千多年的分封制，朱元璋会认为是一个好东西，他给儿子一个个封了王，授予他们掌控一方的军政大权，希望他们能以“血浓于水”的血缘之亲结成一个共同体，形成以京师为核心、以藩镇为拱卫的政权控制框架，同心协力共保自家的大明江山。

问题是，即使是老百姓，看到兄弟姐妹家有什么好东西或许有人还会动一些歪心思，闹出一些矛盾搞出一些纠纷，因为事情不大，往往也就不了了之；皇位和皇权不但是好东西，而且不是小的好东西，为它而出现的争夺不是小纠纷，而是事关整个天下谁说了算的问题，关系到很多人性命的问题，是关系到天下乱与治的问题。继承皇位的如果是太子朱标还好，毕竟是大哥，应该能镇得住他的那些拥兵自重的弟弟。但是朱标早死，皇位的继承人轮到了他的儿子皇太孙朱允炆。朱元璋的儿子们估计还没有完全形成君王至上至高至尊、君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的意识，他们看到了出身于草莽的父亲抢到了至高无上的帝位，手握重兵的他们还认定，实力才是决定自己能不能占有某样好东西的关键。朱元璋刚死，他们还不敢轻举妄动，但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摆摆长辈的样子，或者就是表达对新皇帝的轻视。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上无法无天胡作非为，又觊觎着南京的那个位置，私底下偷偷扩充势力，等待可以实现取而代之的时机。

偏偏年青的侄儿皇帝太过于文弱，文弱也就罢了，偏偏又有点书生气，有思想却不太会权变，对祖父的以暴治官的政风不赞同，一上台就大力倡导文治，引用了一班书生主导朝政，并定年号为建文，以视与朱元璋的“洪武”不同。书生皇帝和书生大臣的目光都很敏锐，他们看到了不断做大的藩镇力量是影响国家长治久安的一个大隐患，一看到隐患就急，于是决定削藩。姑且不说，这项工作是否当务之急，是否可以缓一缓，毕竟前任皇帝大行不久，从“洪武”转变到“建文”，还有很多更急的工作要做；而且，那些藩王都是现任皇帝的亲叔叔，他们的父亲刚死，你就向他们动刀动枪，这是很容易落人话柄的。何况削藩是一件那么重大的事，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怎可以仓猝上马呢？

说仓猝也不完全对，建文帝和他的书生大臣、谋士们策划不可谓不精心，他们的目标直指实力最强野心最大的燕王朱棣，然而作出的决策却是从弱入手。这样朱棣的同母弟周王朱橚就成为第一个被废的亲王。紧接着，湘王、齐王、代王、岷王相继被废。这么大的动作，这么危险的形势，在北京的朱棣怎么不感到心惊？本来就窥视着皇位的他早就做了很充分的准备了，此时不举事更待何时！于是他举起历史上地方藩镇为夺取中央政权常用的口号“清君侧”，发动了“靖难之役”。四年之后，这场叔侄大战以叔胜侄败告终，皇位易人，江山变色，朱棣成了明代的第三个皇帝。还好明成祖朱棣还真是一个能干的皇帝，建立了不世的文治武功，成为一代雄主。要是出了一个像五代时期的朱温之类的混账皇帝，大明的江山能延长多久估且不论，大一统的中国也许又要搞得四分五裂，天下的老百姓可就要受尽苦头了。

现在看来，建文帝朱允炆就输在决策失误上。该不该急于削藩、学汉武帝用推恩的办法削藩还是用武力手段削藩、先打主要目标还是从弱下手，这些问题都不说，既然打起来了，那就想办法打赢。朱允炆本来可以打赢这场战争，无论在兵力上，舆论上，他都占有绝对优势。朱棣实力是很强，但是他毕竟只是一个地方军阀，又是对抗中央，等于是和全国叫劲。但是朱允炆最终输了。在战争面前，一班书生就显出了他们战略战术能力的不足。他们精心构筑的包围圈在久经战场的朱棣手里几乎不堪一击，而后一战失利即草率撤换军事才能卓越的开国功臣耿炳文，让无能的李景隆当主帅，结果先后两次把百万大军送给朱棣当口粮。战争打到这时，双方的力量对比已经变了，那些精明的地方军阀摆出不淌这趟浑水的观望姿态，这些“墙头草”精着呢，这场叔侄之争谁胜谁负尚未可知，帮谁都可能惹来杀身连坐之祸。朱允炆的失败已经无法改变，尽管又启用了几个能干的大将，但终于改变不了注定的结局。燕军兵临城下，老打败仗的李景隆又做出了不耻的勾当，打开城门迎燕兵。卖主求荣的他倒是讨好了新主子，官位爵位又上了一竿（小人得势的李景隆不久就因为太过于飞扬跋扈被弹劾下狱，自杀身亡），却把旧主子建文帝朱允炆给毁了。

紧接着是一场大屠杀。

在这场大屠杀中，一大批书生们所表现出来的血性，让人肃然。与卖主求荣的李景隆之流和事败后不得不投降以保住身家性命的大将顾成、平安之辈不同，他们从容赴死，大义凛然，以致于史官也充满敬意地发出这样的慨叹：“帝王成事，盖由天授。成祖之得天下，非人力所能御也。齐、黄、方、练之俦，抱谋国之忠，而乏制胜之策。然其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是岂泄然不恤国事而以一死自谢者所可同日道哉！由是观之，固未可以成败之常见论也。”（引自《明史》，下同）齐是齐泰，黄是黄子澄，方是方孝儒，练是练子宁，都是建文帝深为倚重、力主削藩的大臣，敢于为国事死为忠义死的书生。他们只是死于靖难之役的江南文人的代表，明成祖朱棣成功夺取政权之后，杀了多少忠于建文帝而不屈服于他的文人，又有多少人自杀殉节，这个问题没法弄清楚，当就《明史》一百四十一、一百四十二、一百四十三卷中就列了几十上百人。他们绝大多数出生成长于杏花春雨的江南，大多以文名见知于世，以功名受任于朝廷，以书生弱骨对抗嗜血钢刀，不屈一屈腰，不皱一皱眉，个个傲骨铮然，慷慨就义，甚至于牵连九族、十族，也在所不惜，又岂勇士一词能形容得了！历史上死于气节死于正义的读书人不在少数，惨烈之状、人数之多，也就这一次了。天地能为读书人哭，鬼神能为读书人泣，丹青能为读书人恸，是因为读书人中始终有敢于为信念为正义为理想为真理而死的一群人。谁说书生就一定柔弱，他们的坚强又岂是一般强者可以望其项背！

在这群书生中，方孝孺之死最为悲壮。方孝孺，浙江宁海人，是明开国功臣、文坛领袖宋濂的得意门生，建文帝朱允炆的老师和高级顾问。朱允炆对这位良师益友十分器重，国家大政件件都要向他咨询，读书有疑问即召来讲解，事关国计民生的决策在大臣们讨论之后就命方孝孺当场批答，官修重大文献都任命方为总裁，征讨燕王朱棣的檄文也是方的手笔。四年“靖难之役”，方孝孺始终守在建文帝身边，关注着战事进展情况，也提出不少建议。可惜这些建议似乎都不是很高明，所以没发挥什么作用。如派薛嵓使燕军、赦燕罪、以瓦解燕军斗志的欲擒故纵之计因为薛嵓的“匿宣谕不敢出，燕王亦不奉诏”而告吹。又如挑拨燕王世子朱高炽兄弟关系、使发生内乱的反间计也因为“世子得书不启封，并安送燕军前”而不得行。到了朱棣陈兵江北，京师南京已岌岌可危时，他又献上一策，割地求休战以麻痹对方，一边招募勤王之兵，利用燕军不求水战的弱点在长江上来一场大决战，然而野心很大的朱棣要的是皇位，是整个国家，哪里会在乎几个县几个州几个郡？而且战打到这个时候，除了几限的几位，大部分拥兵一方的将领都在观望，哪怕一不小心站错了位排错了队丢了官帽俸禄甚至身家性命。一个月后，燕兵渡江，南京沦陷，建文帝自焚，方孝孺被逮捕入狱。

朱棣一开始并不想杀方孝孺。从北京发兵时，他深为倚重的谋士姚广孝就殷殷相求不要杀孝孺，否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答应了，然而他无法忍受的是方孝孺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忤逆。他不替朱棣草拟即位诏书也就罢了，却穿着丧服在大殿上嚎啕大哭，一句紧迫一句反驳朱棣的“欲法周公辅成王”之说，直至让对方理屈词穷，那支命他草诏的御笔落到纸上的字是“燕贼篡位”，写完了被丢到地上，又边哭边骂说“死则死耳，诏不可草”。朱棣恼羞成怒，但仍然还抱着一丝招降为已用的幻想，希望以“汝不顾九族呼”这一问催方孝孺醒醒脑子，哪知方又是一句顶了过来：“便十族奈我何！”朱棣彻底绝望了，杀心一起，手段便很残酷。不是很会骂吗？叫人把嘴角割开，撕至耳根，但没用，那个顽固分子纵然血涕纵横，仍在喷血痛骂；不是想死吗？不是不顾十族吗？不能让你死得那么便当，把你的父母兄弟老婆孩子以及远近亲戚、学生朋友一个个逮来，当着你的面杀了，但还是没用，心痛归心痛，泪流也满面，但心中的那个意念依然不屈。这个人太犟了！朱棣累了，想必也觉得犯不着和这样的顽固分子再斗下去，于是挥挥手下了命令：拉到闹市去千刀万剐了吧！临刑，方孝孺还从容吟诗一首：“天将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忠臣发贲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乎哀哉兮庶不我尤。”什么意思？就是说天下大乱是因为大奸臣做乱篡位，忠臣愤怒得血泪交流，既然无法改变事实，我只能以死殉节了。

株边九族，这本就是惨无人道的刑罚；方孝孺是被灭十族，亘古未有的“灭十族”，受死人数高达八百七十三人，而且全部凌迟处死，而因为方案受牵连入狱和充军流放的达到数千人。以一介书生，手无束鸡之力，面对屠刀坚如钢铁，视死如归，以十族之家，写“忠义”二字，诚可谓感天地泣鬼神。这样的人，历史始终充满了景仰之情，也正因为历史上始终不绝这样的人，才使得血性这两个字不能从读书人的骨子里、灵魂中绝迹，尽管更多时候，读书人会表现出另外一张叫媚骨或者叫奴性的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