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疏论

一

文学的“字”，在远古时代，是由“纹画”物体的形态开始演绎而形成的。现在看一个名字，立即会明白其颜色和形状，若是动物，甚至连其动作和声音都很了然，比如“象”字。在当时就不可以，先从绘描开始，先了解形体而已。仓颉之初造字，就是依照实物绘画，这个绘画也就是“纹”的意思。许慎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然后“形立则章程，声发则文圣矣”。能够考究的所谓“字”，是商周以来，有刻于甲骨金石上的，春秋战国。下自秦汉，文字依次繁衍发展，以至今世。

至于文学的概念以及传承，应该有两种状况。文学本身一个是以文字记载的形式而存在；其次，以耳食之言流传下来的。这个文字记载，一般都很明了，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现成文本。耳食之言是什么？比如，《吕氏春秋》有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葛天氏是传说中氏族首领之一，就上文来讲，上皇时期是没有文字的，葛天氏让三个人抓着牛尾跳舞唱诗。八阙指，《载民》《玄鸟》等，大都是诗歌的形式，这个诗依然是文学的范畴，是一种文学形式。但在“操牛尾，歌八阙”的时候是还没有出现“字”的，最起码今天不得究考，就连后来人们发现的“岣嵝禹书”都认为是伪造的，“禹”要比“葛天氏”晚许多的。这个《八阙》就是文字发展相当成熟之后，有文士整理出来的。包括皇帝时期的《弹歌》，颛顼的《丹书》，帝喾的《修政语》，都是靠耳食之言流传下来，这在当时同样是一种“无字文学”。商周以来，文字的出现并进一步普及，文学的多种形式就有了便捷的载体。人类的思想情操将会通过文字而泼洒出来。据分析，古人的思想和行为，有很多确是有“唯物”的和现实的。有记载，伏羲氏王天下的时候，抬头即观天象，低头就观察地上的一切规律，观察鸟兽的花纹和地貌有什么关联，远近上下分析比较，以促成八卦。《周易八卦》是上了百家讲坛，若决然没有一点“科学性”，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此，笔者认为，对自然规律的思辨是人类以来特有的能力和潜质。刘勰在《文心雕龙》里面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其意是，人类的文化开端，始于宇宙浑沌的时候。他可以把文化的根源和大自然紧密的联系起来，这的确是不得了的。不过所有的这些又无法超越他们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也没有逃脱“坚贞的忠诚和盲目的从属”这个封建思想，在确定与不确定的思维的背景下匍匐前进，但其文化根源还是没有舍弃“天人合一”的理念。《原道》篇，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其“道心”的释义是：自然之道的基本精神。这是良好文化的基础，也是一些文学作品历久弥坚源泉。文字的出现，不同的文体也相继出现，《诗》、《辞》、《赋》、词、曲、戏剧、散文、杂文、小说等。有文士说，“凡此种种，但书文章，今通称文学。”

二

当一个新的事物出现的时候，特别是刚一形成模式，这个时刻是最严肃的。古时，从言上升到文，从文上升到诗，从诗上升到雅，接着上升为雅驯，到了雅驯的高度，文学的灵活度就小了许多。文王之后，对文人分为三种：一、通过正式学习的，精通圣人之经的是儒人；像屈原、宋玉等，只能做诗辞赋者为文人；至于不能做诗词赋，只能写章奏和一般记录者，这样的就是笔人。我们现在的文笔和古代的文笔，虽然是一源相袭，但又有所不同。这个不同就是越来越冲破很多桎梏和藩篱，无需考虑太多的文体上的清规戒律。近代我们冲破“八股文”和文言文的羁绊。现在来说，只要不反人类，那就是一个“信笔游”的时代，这个最终的进步。历史上还有一个转折期，曹魏的文学的所谓“自由和清峻、流惠下民”起了重要作用。在《诗经》和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下，那个时期的文学出现了第一次现实主义创作热潮，这和曹孟德的文风和治国理念是分不开的。他因此在后来得到许多人士的推崇。毛泽东曾经说过，他和曹操的心是“相通”的。就是这样一个好的转折，文学的发展依然没有摆脱不了封建统治集团的扶植的形式主义文风。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人文理念的浸染下，很多文士随之而“握不正手中的笔”了。正如唐人陈子昂所批判：“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到了唐朝，在李杜的“旗帜”下，又出现了繁荣的时期。有的说，杜甫使我国现实主义诗歌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李白虽然“浪漫”，其实亦是忧国忧民的，“悲极生乐嘛”，他想超脱也是很难的：饮酒是也。那时主流文学思想提倡“惟歌生民病，但伤民病痛”，和曹魏的“流惠下民”如出一辙矣。因此说，若要一个时期的文学具有活力和生命力，其主体文学思想不可以脱离平民阶级和劳苦大众的。自宋以下，也出现了一批现实主义作品和人物。宋初文风主导思想，“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还是愿意延续杜子美的文学思想的。不过宋朝的政治生活却不尽人意，以至于出现了许多悲剧性文人和作品。大家知道唐宋八大家，宋就有六位，几乎每一位都极度忧国忧民，不能尽其施展救国抱负。欧阳修那篇《朋党论》就是说明，庆历三年，宋仁宗锐意改革，启用欧阳修和范仲淹，他们指定了著名的《十项改革方案》，后来被权臣不断攻击，以至于在景祐初年的“朋党之说”，使其二人等相继被贬黜。宋朝的文人写了不少作品敢于揭露当时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的黑暗。请看王安石在《答曾子固书》一文中说：“方今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以言向尚，不知自治而已。”这个曾子固曾巩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看起来他们的心是相通的。其余还有“三苏”，其状况也相差去不远的，一个字：忧。元曲是元朝文学的一面旗子，不过他们的“杂居”也是反映现实的杰出的表率。元朝被外民族统治，国之文人确实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大都郁郁闷闷，于是有元好问的“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红粉哭随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这何不是“国破家亡”的悲愤心情无奈表露。明清小说终于“修成正果”。清人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一部无与伦比的伟大著作，标志着我国古典小说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终于登上了极峰。我们是否感觉到，清末、民国时期，我国又出现了一大批优秀文士，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不懈奋战。

综上所述，如果不需要过分感受文士们的心情，纵观历史上文学的生命力，只有“人民文学”，只有关注他们，惟他们利益而上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最终的文学方向。这个方向主题意识形态应该是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比太阳还有光辉！

三

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任何一种文学作品都应有其意识形态，也就是说要适时的凸显必要的思想意识。当然，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无需发表明确的思想观点，更多是描写生活的感受和情感的升华。特别是小说，几乎是生活的现实和勾勒出来的故事情节的“白描”。但是，里面的人物一旦有情绪的激烈的变化，或者情节的急转直下，这就会立即影响了读者思想情绪：高兴或者愤怒。因此说，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往往表现在“无中生有”的界面上；表现在“歪打正着”上来。文学作品则不要求读者对其中的思想作出逻辑的评价，而主要是欣赏和共鸣。能够引起人们对某种思想的关注而不是对这种思想进行论证和分析，这主要表现在精神和生活层面上。它是通过作者的生命的本能反映和情感而起作用的。它的作用是烘托现有的文化氛围，但同时也可能对现有文化提出质疑。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新的思想如何激发人们的行为时，文学艺术是很重要的媒介质。文学对于社会没有强制性，它唯一的作用就是散发和感染人们的思想。

当我们首肯了文学的意识形态的时候，这个意识形态是作者情同身受的感动，但是不可以脱离所依托是哲学思想。这个哲学思想同样可以出台相应社会政治制度，一般认为这个政治制度一旦确立，就不那么随意改变的。但文学的意识形态就与之不同的是，它可以根据作者感受而浮动。因此说来，这基本就是它们之间的固有不同，这个不同往往也凸显出了“矛盾”。它们共同的母体哲学，又是在根据社会的前进在不断的发展，哲学具有发展性。可以这么说，三者之间就是有再多的“不同”，却并不存在真正的矛盾。所谓矛盾，就是不能很好协调好中间的“动与静”的关系。

哲学思想一旦形成和被人们认可，很快就有国家或社会团体来极力保护，以此为依据指定相应的政策和行为指南。换一句话说，哲学还是有力量的。文学存在于社会当中，社会的运作主要是靠政治制度的。它所描述的内在、外在世界都是社会的一部分。文学从各个方面反映社会，但绝不是简单的立竿见影式的反映，这种反映有复杂的一面，同时也有被动的一面。文学看似很高尚的东西，其实有其“无奈和纯真”的一面，这是相对于社会来讲的。当社会存在的政治理念和文学思想有冲突的时候，文学在行为的时候可能就得小心翼翼的了。文学的根本作用就是为社会服务，从大的方面讲，就是为人类最终谋福祉，陶冶人们的精神情操。真正的文学应该是科学的，进步的，高尚的，最终是创新的，这就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单单的就文学而文学，如果抛弃了相应的社会责任，那么你的文学就没有多大意义。在社会服务中，文学应该发挥其独特作用，用敏锐的视觉和情同身受的感觉与良知吐露心声。文学的头上不可以有“上方宝剑”。马克思说过：“给一个检察官指定一种脾气和给一个作家指出一个路子，都是错误的。”二十年代，鲁迅先生在给黄埔军校学员做报告时说：“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他轰走了。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东西，可以表示一个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而捏枪的诸君却要听讲文学。我那，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要比文学要好听得多。”因此，就文学、哲学、政治来讲，文学显得软弱得多。因此，无论在任何时期，这个反映和传播人类精神和灵魂的文学形式的头上，是不可以挂了一把刀的。人类没有相应精神灵魂的支持，那么将形成互相之间的嘲讽、残暴和粗野的行为的，那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给文学艺术多一些宽容还是必须的，还是有益的。

文学的概念很大，确实是不好着手的，特别是粗浅的人。但也不情愿抹杀了激起的这一点热情，究考了一些资料，便硬“挤”出了以上的点滴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