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谭老师

昨晚，得到崔建桥送来的一本书，我的初中老师谭骏先生的一部遗著《诗词散曲的形式》。

这本书的手稿我不只见过，而且还读过。那是文革之前，我常到谭老师宿舍里向他请教问题，他把手稿借给了我读。记得那是尺数厚的一摞稿纸。现在这本书出版了，小字密行，纸张的克数也低，显得并不起眼。我知道这是为了节约成本，如果舒舒展展地排版，那将是一本很厚的书。而且还是用的香港书号，这在大陆，是属于不得公开发行的“准书号”。这一切和这本书的学术价值相比，实在是太受委屈了。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尽管如此，也该为谭老师感到欣慰了，因为这毕竟是由手稿变成了印刷品。

当初看这本书的时候，大约我还在初二，并不能完全看懂。现在把这本书与看过的有关诗词格律的书加以比较，才知道从体例上来说，谭老师的书似乎比我看过的王力的和周振甫的更加完备，尤其是他把诗词散曲形式和音韵的演变结合在一起，在国内我所见到的书里尚属首创，这样更有利于读者全方位地了解和掌握诗词格律的有关知识。再看他的《仲平杂稿》，方知他并不是像现在的学问家在纯粹作学问，他的诗古律分明，凡用律者皆中律，单就这一点，在他的同代人中就罕有其匹。他的语言典雅而清新，口语为主，化典而用，丝毫都没有吊书袋的现象。即使柳亚子之诗词，与谭老师的相比，也只在伯仲之间，若从司空图的审美标准来要求，谭老师语言之清新，或许更胜一筹。

谭老师负大才，却做了我们的英语老师。原因是他有历史问题。他曾在天津日华牛业协会供过职，只是一般职员，是有历史结论的，但这在当时是不能教语文的。“反弹琵琶”也许是当时使用知识分子的惯例，我们还有一位朱老师是南开大学历史系的高才生，因打成右派而教我们“桑子叶子物”（上海人，前后舌尖音不分）。但谭老师是多面手，从小在租借地长大，英语日语都很厉害。我的英语在撂荒11年之后，77年参加高考，只复习了一周，就进入了口试圈，由此可见谭老师的英语讲授如何之好了。

谭老师是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他总是用笑来教育学生。有一次谭老师提问到一个同学，他正在睡觉，没有回答上来，其实是谭老师看到他睡觉，故意用这样的方式来提醒他的。那次谭老师给他记了“5”分。谭老师的意思是百分制的5分，我小声嘟囔了一句，说5分就是百分，让谭老师听到，他瞪大了眼睛，看了我足有一分钟，又笑了，说，那我给他6分，这成为以后的英语课堂提问的一种特殊的记分方法。再一次是我没有完成作业，被谭老师叫到办公室。那次大概有五六个人，围成了一个扇面，朝向谭老师站着。我是准备挨批评的，但谭老师并没有斥责我们，他只是朝我们笑。其实他并不是有意的，因为他平时总是一副笑容。但此时他的笑容让我们忍受不了，看着他我们也想笑，终于是认忍受不住，噗地笑了出来，我们一齐笑了，跑出办公室，这就是谭老师对我们的教训。从此我没敢不完成英语作业。

这么好的老师竟然屡受运动的冲击。文革时自然在所难免。文革中我没有怎么参与。文革刚刚开始，我就回家了，成了典型的“逍遥派”。所以后来谭老师怎样遭受冲击，怎样劳动改造我都不清楚。但是我心里一直在想着谭老师，因此也常常听到人们说起他。我忘记了是哪一年又见过谭老师一次。我见到他时，他的身体明显地胖了，走路冲冲的。谭老师身体不好是大家都知道的。他有严重的胃病，吃东西总是细嚼慢咽，如果他上午第四节有课，下午第一节再有，中午的饭就吃不完。有人数过，他一口饼得嚼一百几十下，否则他的胃就受不了。文革中参加劳动，身体变好了，直活到87岁高寿。后来同学见面，我们私下常说，谭老师得“感谢”文革，否则他不会有如此的高寿。虽然那话中有着悲凉和讽刺，但事物之辩证，有时是出乎文革之发动者的意料的。

不详细谭老师的学历，好像他并没有受过正式的大学教育。但这更加证明他的博学和好学。从他这本书看，他对音韵学的涉猎之广之深，是十分惊人的。要知道，音韵学现在几乎已经是绝学，为什么没人去搞，就是因为它的艰深和枯燥，没有惊人的刻苦和惊人的天分，很难自学而能够深入其中的。可惜时代把谭老师放错了位置，如果他有顺利的学业，如果他走上较为顺利的人生道路，他会成为影响社会的一代大儒。当然，那样我就不会遇到这样一位好的老师了。

历史的因缘成就了我们的师生缘。他留给了我们这本书，更留给了我一份精神，一份已经让时代逝去的学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