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同桌

我的同桌已经逝去一年多了，那天是08年的阳历9月19日，农历的八月二十。是小小的车祸夺去了他的生命。

当年在我们班里，他也是耀眼的人物之一。他有很高的幽默才能，相声快板样样能行，倘若有适宜的条件，他也可能成为一个笑星级的人物。

同学的真正友谊是产生在学习之外。那些说什么学习上互相帮助之类都是忽悠人呢。我们两个的深厚友谊是由于上课说话和搞小动作。讲欧姆定理他缺课了，老师下次又提到，他问我欧姆是谁，我说欧姆是我儿，他说欧姆是他孙，占了我的便宜。我们俩的交情是这样逗嘴逗出来的。

大学毕业后我已经人到中年。人到中年就开始思恋儿时的友谊。我找到他是在县的木器厂。他从一个简陋的工棚里钻来，我几乎认不出他了。他穿的是一件白的确良的褂子，浑身的褶皱，褶子里满是泥汗。他说有事吗？我说没事，就是来看看你。这话让他大为感动。从此发起了我们的近乎疯狂的同学聚会。因为文革中打破了班级，所以这一聚就是上下三届，当初各个派别的也都来了。历史过去后，人们常常当笑话看，当故事听，这大概跟当初执意创造历史的人的意愿有些相反。

我问他当年是不是参加了武斗。他说参加了，而且作战相当勇敢。1967年发生过一次震动全国的大型武斗，死了30多个人，县党校的大楼被炮炸瘫了一角。那次武斗是驻军指挥并作为主力冲锋在前的。我同学说除驻军之外，他是第一个冲进去的。说这话的时候他是面带骄傲的。幸亏他那一派是文革中的胜利者，否则他也许会成为替罪羊，因为他的性格不会钻营、投机和出卖。

文革后他当了民办老师，那时当老师是没人愿意干的活，所以后来他才去了县木器厂，做了工人老大哥。但我去看他之后不久那样的县级小厂子就都散了，他自然也就下了岗。后来在水利部门做了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工作人员”，不能入编，不能按时和满额发工资（当然对上的财政报表上都是满额的）。所以他的生活常常陷入困顿，要靠同学的资助，连他的儿子上大学，也是我们这些同学筹措的学费。

他后来学了《易经》，学《易经》的学费也是同学给的。每当同学喝酒，他就随机起卦，说某某同学什么时刻到来，有时候准了，大家一片欢呼一片称赞。另一同学问我，说你信吗，我说他得吃饭。

当然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说，他绝不是行骗。他学习《易经》是非常认真的，有许多笔记，并用各种机会来检验自己的卦是否准确。他学习和练习都很刻苦，也很真诚。请他的都是一些官员和大款，他的主要活动地带是北京，那里当官的多，做买卖的也多，我们在一直喝酒的时候，常常就有电话打来，他总是随机地应答，为人指点迷津。他并不预收费用，所以不是行骗。你觉得对了，愿意给钱就给，不愿给他也绝不求。但是预测和指点的对了，那些人也不吝钱财。自从当了易经大师，他的生活境况有明显改善，所以也就有了几瓶好酒，我们到了自然会一扫而光。

他是个非常好的好人。热心，实在，能干。在县城里，他差不多是半个县城的红事白事的常务总管。无论是谁，有求必应。可是，他还是走了。

他的一生很苦，小的时候家庭离散，先跟嫂子后跟继母长大。成家夫妻不睦，立业贫困潦倒。眼看退休有个地方支工资了，刚支了一个月，连办手续时自掏的两万多都赔进去了。他走后还留下一些账，但这些账都是同学的，不会有人再提。他离开我们时，儿子刚刚大学毕业还没有找到工作。这些人生的未尽事宜，由我们一个同学担了起来，谅他走后可以安心了。

我们是初中同学。那时我们母校是二轨制，整个藏村区十几万人口只招一百个学生，若是正常接受教育，这些人虽然不能说都是龙凤之才，但若说哪个在社会上都会有番作为并不是虚话。但他的一生却只是这样一个结果。好在他自己并不这么认为，他对文革很感激，因为文革真的激荡过我们的热血，只是他的血还没有凉下来。

他火化的那天我们去了。那天丧事由我们主持，为了可怜的儿子，一切从简，没有租用礼堂告别，没烟没洒没管饭，事后各自回家。我们这些同学吃了一顿，也没从账上出一分钱。

他的身体特别胖，火化时用了好长时间。那天刮的西南风，烟囱里一缕青烟朝东北方向飘去，那是他老家的方向。人们说他的灵魂回了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