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国都之十二：榕城出逃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是清末名臣林则徐的一幅自勉联。这个因领导了震动世界的“虎门销烟”而掀开近现代炎黄子孙反抗外国殖民侵略历史第一页的福州人，一生忠于国事，关怀民生，从不把自己的荣辱祸福挂在心上。他被贬新疆伊黎途中写下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但是自己的坚贞信念，实在也是对自己一生的精确概括。

背山面海依江的福州还有一个别名叫榕城，这片肥沃的河口平原，一定是榕树最佳的生长繁育之地。它盘根错节如神龙出没，冠盖遮天蔚然成林，不能不让人感受到一种博大的胸襟和蓬勃的热情，劲根强干更透射着奋发的斗志和坚韧的品格。生长于榕树荫盖之下，倚着榕树的根柱成长的林则徐，怎么可能不承受着榕树的品格给予的滋养与馈赠？

多元的中国传统文化培育了读书人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个性特征，其中尤为典型的有两类，一类以林则徐为代表，以忠贞为本，敢于舍身取义，因而也就不在意或基本不在意个人的荣辱得失；另一类读书人，精神上的追求与现实的动作往往相互矛盾，受过“五德”即礼义仁智信教育的他们，在主观意愿上倾向于保持完美的人格、高尚的情操、造福社稷苍生的理想和为大义献身的终极价值观念，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放不下个人的眼前利益，放不下生活中的声色和维持声色生活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矛盾的最终结果总是一方妥协，而妥协的一方却多是高标的精神支架，于是他们终于成为历史和精神世界里的矮人。前一类人，人生命运大多悲壮，却为后人和历史所记忆所景仰。后一类人，生前或许荣庞有加，随着生命一终结，大多便阒寂无声了；虽然有欺世盗名之嫌，但倘若仅仅是蝇蝇苟苟于个人的丰衣足食、功成名就，不致于对国家民族社会民生造成怎样大的损耗与伤害，也似乎无需太多苛责，毕竟他首先是作为一个个体的人而存在的，追求个人生活的满足是人之常情，并不能视之为罪。不幸的是，情况却往往不是这样，攫取并巩固既得的丰厚收益，不动用些心思不采取些特殊手段一般是行不通的，饱读经书的文化人，偏偏智商又比别人高一筹，于是心思也就更加诡谲，手段也更加高明。这里的心思和手段自然不太阳光，更多阴谋诡计险恶用心，对于原先想着见贤思齐的读书人来说，却无一不是一把把双刃剑，一旦用上，一个人的精神操守就毁了。或者有过一段时间的精神折磨，但折磨的结果总是高尚让步，无耻优先。损人利已还算低层次，祸国殃民的罪过就大了，虽然并非本意，但事实已经摆在眼前，当时凭借自己的力量或手段被掩盖的，时间终究会还给本来面目。

目光停留在宋末这一段历史，我在遍地狼烟的中国地图上找到了一个不太起眼的绿色城市。她就是福州，偏居于东南沿海一隅，山环水绕林木葱郁，简直就是一处世外桃源。然而当一个病入膏肓的王朝来到了这里，企图把最后一口残喘延续下去，她的安宁与平静便被打破了。繁华的都城临安已经沦落，临安城里的老谢太后和小赵皇帝以及一般皇亲国戚文臣武将宫女太监成了俘虏，大宋王朝的龙脉其实已经断了。但是还有那么多不死的心，还有那么多不肯凝固的热血。当他们护送着七岁的皇子赵昰一路逃跑到福州又拥立他即位做了皇帝，福州作为流亡的南宋小朝廷的行都，同时也就成了普天之下抱着抗元复国梦想的英雄义士们的灵魂朝向，寄托着他们的满腔热血和宏伟希望。历史翻到了这一页，一个叫陈宜中的人很自然地就跳出了我的眼帘。我盯住他，带着盘查的意思，也充满了怀疑。

我有时情不自禁地限入遐想，福州陶醉于林则徐带来的骄傲时，她会不会想起数百年前她曾经容纳过这个叫陈宜中的人？这个宋末重臣并非福州人，与福州的缘份却不算浅。他的老家在温州，与福州相距不远，数十年宦途，曾两度在福州供职。第一次，他因弹劾二度出任丞相的程元凤，从而满足了权奸贾似道排挤程元凤的心意。这个聪明人知道这下自己在朝中不太好呆，也知道自己所依附的贾似道名声有多臭，为逃避矛盾为保护自己，他自请到地方去做官。几年后福州府老大的职位空缺，陈宜中以敷文阁待制的身份兼知福州。在福州期间的表现，《宋史》写了五个字，“在官得民心”，虽然语焉不详，但至少可以认定，这个人还是有些治世的本事，而且在福州应该也做了一些实事好事。第二次来福州，却是在亡国之后，一班人拥戴宋端宗赵昰在福州登基做了皇帝，建立起一个临时小朝廷，已经逃跑回温州老家的陈宜中被请出来主持政事。他在小朝廷中继续着争权夺势力、打击排斥异已的勾当，在国家（或只能说是临时小朝廷）又一次遭遇生死存亡之际，他自顾自远走他乡不回头，再一次当了可耻的逃兵。他让福州感到了羞辱。

如果把将相视作朝廷乃至国家的两条腿，有宋一代就一直是簸着一条腿走路，有史家作了大致的概括：“北宋缺将，南宋缺相。”北宋出了不少名相，可是能统兵打仗的将领太少，以致在和东北的辽、西北的夏开战，输多赢少，这大概是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留下的后遗症。遭遇了靖康之难，丢了都城汴京，北方领土沦入他人之手，前后两任皇帝一并被敌人掳到北方，北宋灭亡了；时势造英雄，国难家仇是一剂醒脑汤，宋人这时才看到了习武练兵的不可忽视，于是一下子冒出了一批名将。然而南宋从一开始一直就是奸相掌权，奸相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一边讨好皇帝巩固权力，一边党同伐异，一门心思全用在巩固自己的势力上，用在培植亲信，打击、排斥异已上。延续到宋末，官场变得更加无耻，朝廷中是奸佞小人掌权，地方官员想晋升、读书人想出人头地，几乎只剩下一道独木桥，就是攀附权贵。陈宜中出道时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青人，还在太学里读书，就已经很有点文名了。腹中装了大量圣贤书还没完全与现实相融汇，对权贵之横，对依附权贵的歪风看不下去，于是与另外五个同学一道，向朝廷上书，攻击一个叫丁大全的权臣。结果，六个愣头青被削去学籍，下放地方拘管。陈宜中下放拘押的地方，叫建昌军，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南城这个地方。或许是这场遭遇，又加上下放地方被人看管的经历，陈宜中变得聪明起来。丁大全下台，贾似道上台，希望培育一些有才名有声誉的人作手脚。于是朝廷下诏，六个太学生免地方一级的考试，直接参加廷试，陈宜中成绩不差，考个了第二名。这时候的陈宜中已经“尤达时务”，懂得了攀附权贵的重要性，在贾似道的荫庇下，加上自己确实有些本事，官做得很顺。几年功夫，其间虽然有些波折，比如为讨好贾似道弹劾了另一位宰相程元凤，自请到地方任职，其间还在福州当了一年多的老大，但总体上是不断上升，十年后就做到了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一个相当于副相的官职，之后又转了正，登上了权力顶峰。

为了自己的飞黄腾达不得已依附贾似道，是陈宜中的一块心病。这类文人的通病，为个人的显达不惜指鹿为马，放弃是非观念，不惜牺牲自己的人格尊严和道德操守，甚至不惜违背自己良心，玩弄阴谋，做下损人利已的勾当，又深以为耻，在不断拷问自己的灵魂，时时希望能把自己胺脏的灵魂洗一洗。陈宜中逮住了一个机会，贾似道对敌用兵失利了，而且又不知道人在哪里，可能已经死了，于是上疏朝廷力求治贾似道的误国之罪，并果断清除了贾的势力，表示自己和贾似道不是一路人。从人情的角度上说，陈宜中的这一招有点损，不但是恩将仇报，而且还有落井下石之嫌；从国家的角度看，除去一个祸国殃民的大奸臣，是一件顺应民心、打击奸宄的大好事。

然而即使陈宜中主观上多想矫正自身、整顿国家，他的灵魂却早已深陷于利益欲念而不能自拔。其实蒙古大军压境，而偏安临安的南宋小朝廷，权力之争却愈演愈烈，大家都借国家安危说事，却似乎只是一个目的，就是如何把政治对手赶下台，稳住自己的地位，就是没想到该整兵备武，抗击入侵的敌人。其中与陈宜中一样“学而优则仕”、却靠攀附权贵如贾似道之流而走进权力中心、在朝廷这个大染缸中变色变味的读书人争得尤其激烈。争吵的结果，是前方兵败如山倒，敌方的兵锋直达都城。已经是朝廷实际掌权人的陈宜中仓促组织应战，“发京城民为兵，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之”。战斗的结果可想而知。打不过人家，求和又不成，陈宜中想到了逃避。是逃避，还不是逃跑。就像过去曾经做过的那样，一旦在中央出了些问题，就往地方跑；有谁向自己发难，就请求辞职。但接下来，逃跑就成为陈宜中的拿手好戏了。迁都的事因为大家慌里慌张，弄错了时间，结果没迁成。陈宜中与元军统帅伯颜约定到对方军营中就和议一事面商，临行时却不敢去了，于是悄无声息地逃到老家温州。朝廷找宰相去议和，怎么也找不到人，结果临安沦落，宋朝的老谢皇太后和小赵皇帝成了俘虏。国破家亡之际最能考验人，要不当烈士，要不当汉奸，要不就是当逃兵。陈宜中不敢为国家舍命，所以不能取义成仁，所受的教育又注定他不能接受当汉奸的事实，剩下的选择就有一个，当逃兵。

立功名于万世，读书人的这份理想是不死的。读书人出身的陈宜中也一样，他实在还想着有功于社稷有功于国家，面对国破家亡的惨况，这时的他一定同样满腔悲愤，内心充盈着抗元复国、再造社稷的愿望。在福州的流亡小朝廷任宰臣，他应该也想有所作为，希望自己能力挽狂澜。然而赵宋王朝延续了三百多年，根茎早已经烂了。剩下最后一口气了，流亡小朝廷内部的争权夺势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比过去有过之而不及。已经在这样的环境中历炼了几十年、已经练就一身争权夺势之本领的陈宜中，不管是自觉还是被迫，都参与而且干了不少龌龃事，动不动就使出老一套，指使台臣谏官弹劾他人，把不属于自己阵营的、不听话的人赶出朝廷。其实，与南侵元军相比，这时的小宋国在兵力上还占有绝对的优势，而且各地还有不少爱国将领在坚持抵抗，湖南的李芾、淮南的李庭芝、广西的马墅、东川的张钰，还有以一曲《正气歌》和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留名青史的文天祥，在各处组织、展开决不妥协的抗战。然而，流亡小朝廷内部已经垮了。

福州沦陷，流亡小朝廷最后一个陆地据点，一个不算不坚强的堡垒也丢了。陈宜中等人将小皇帝护送到海上。之后，陈宜中为了寻找新的落脚点安顿小皇帝和流亡朝廷，跑到了占城，也就是今天的越南河内，想想复国的那档子事终究不会成功，居然就不回来。他又一次选择了当逃兵。

以陈宜中的才能，本来是可以成为一个治世能臣。而且我怀疑，读书人出身的陈宜中一直也都想做一个有益于国家社稷、有益于社会民生的好官，甚至想到要舍身赴难，取义成仁。但是他放不下的东西太多，升官的欲望放不下，既有的官位放不下，个人的生命放不下，这些能看到摸得着的好东西放不下，能放下的只能是无形的人格尊严、道德操守和大义观念。一个人心里想到的东西太多，放不下的东西太多，他的精神便矮小了，又怎么可能正直、刚强、勇敢、高尚得起来呢？眼前利益如此高大，他的目光又怎能看得长远、看到时势、看到大局呢？即使看到，那也是从如重重山峦一般的眼前利益的缝隙中窥见到的，被挡住的部分要多得多了。所以他永远成不了林则徐，因为林则徐的心里除了国家和人民，没有别的欲望，为了国家和人民，为了大义，林则徐什么都不怕，他不怕别人的指责和攻讦，不怕丢了官帽，不怕远谪新疆的劳苦，甚至不怕死。“无欲则刚”，林则徐是这样写，也是这样做的。所以他活在当时，也活在后代人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