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老母鸡一样工作”

当时冀中区党委驻在武强县康北代村，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同志对剧社非常关心，有好吃的总想着剧社。将祖父找去谈话，说把剧社恢复起来需要什么东西，可以到天津去买。剧社召开了“复活”大会，并排演了几个新戏。

在这期间，演员李彩云、黄岫调到120师战斗剧社，冀中给120师补充了大量人员、枪支和被装，120师给冀中留下了一个团，并训练了军事骨干。剧社又补充了张彤、肖林、阎争、姚呐、郭濯、刘之家、刘敬贤等同志，王林同志来剧社任副社长。刘之家是北京来的中学毕业生，家境富裕，跑到冀中找八路军参加抗日，却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是祖父爱惜人才主动将他要过来的，并向区党委保证过不出问题。此时剧社和冀中导报社是一个党支部，范瑾任支部书记，大家普遍学习了《论持久战》和《反对自由主义》。傅铎、郭克、齐祖耀入党。

为了应付敌人的冬季大扫荡，区党委决定把剧社送到京汉铁路以西的山区去学习，经某某晋察冀分局刘仁和彭真同志研究，十一月剧社全体进华北联大文艺部学习，校长成仿吾和文艺部主任沙可夫同志对这些从战地来的同志表示热烈欢迎，将剧社编为第二队，祖父任队长，文艺部的乔道三同志任支部书记。剧社作了汇报演出，文艺部的沙可夫、吕骥、崔嵬、胡苏等同志观看了演出，多数同志反映演出具有浓厚的冀中乡土气息。剧社同志学习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方面的指示，知识更加全面系统了，大家普遍学会了识谱，有的还学会了作曲和指挥。在联大有沈雁、郭濯、姚呐、刘田和刘指南入党。

1940年四月，剧社学习结业离开联大。肖林、阎争留在了联大，仅有十二岁的田惠琴到延安上中学。联大给剧社补充了戏剧教员张庚绪、音乐教员陈春耀和青年干部罗品。文艺部党总支指定刘光人任支部书记，郭克和从党校转来的薛坚任支部委员。剧社在完县一带演出又吸收了刘洪声、杨沙、胡建、藏辉、高霞和胡汐。此时剧社成立了戏剧队，由傅铎、沈雁负责，音乐组由陈春耀负责，文学美术组由远千里负责。

五月，剧社到某某北方局驻地史家寨演出，姚依林同志向剧社作了两次报告。在这里开会的黄敬同志来看望大家，听取了祖父的汇报后说：“很好！你们是一只老母鸡，要孵出很多小鸡！不只会演戏唱歌，还要做群众工作。”根据这一指示，祖父提出开办文艺干部训练班，得到了冀中区党委宣传部长周小舟和抗联会主任史立德同志的赞同和批准。

六月，祖父和刘纪、傅铎、沈雁同志回冀中招生，学员由各县、区文化文艺干部及村剧团团长和导演组成，共招收学员一百多人，于七月在曲阳县韩家峪正式开课，祖父任校长，刘纪任政治部主任，刘光人任副主任，齐祖耀任生活大队长。课程分政治和专业两科，政治课有社会发展简史、中国革命与中国某某等，专业课有戏剧概论、导演、舞台装置、化妆、识谱和指挥等。训练班还在学员中发展了党员。

十月，训练班随冀中区党委回到路东，学员们作了十来次汇报演出，大部分回原单位成为骨干，赵忠信、刘禾光、王立民、赵明一、张志英、邢浩等同志留在了剧社。在七、九分区演出时，剧社又吸收了穆苓、穆修（李莉）、郭志、秦玲英、杨庆卫、郭生林、李万钧、张建华等同志。剧社成立了小鬼队，由罗品任队长兼教员。

剧社为配合群众性抗日文艺宣传活动的开展，出版了《歌与剧》、《诗与画》两个刊物，在《歌与剧》上发表了祖父的《缝棉衣》，沈雁的《夫妻俩》，星火的《还我孩子》，傅铎的《游击组》、《四头牛》、《地头上》、《反希特勒活报剧》等剧目，这些剧目颇具地方和戏剧色彩，群众一听就懂，一学就会，不断传唱，成为剧社本身和各村剧团的保留节目。发表的歌曲有罗品作曲的《青年颂》、《瓜儿不离秧》，王偌作曲的《快快长》等，这些歌曲都传遍了冀中。《诗与画》中诗作者主要有远千里、郭濯、姚呐等，画作者主要有张震、王竟、刘洪声，在冀中中心地区，这些抗日的诗配画大量被各村移植到墙上。形成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氛围。

十一月，剧社又分成四个小组，到各分区（地委）工作，办培训班，辅导提高村剧团业务水平，广泛开展群众性文艺活动，并排演了《参加八路军》、《好儿女》等新剧目，使抗日宣传开展的轰轰烈烈。1941年三月，剧社在安平县北郝村集中，交流并总结了分散活动的经验，同志们一致反映，分散活动不仅培养提高了基层文艺活动骨干和领导的水平，剧社同志本身也在工作中受到了锻炼，提高了开展工作的能力，更加贴近体验了群众的生活，并记录了大量生活化、形象化的群众语言，还搜集了大量的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民歌、小调，成为很好的创作素材。这时全冀中区能够独立演出的村剧团达到了一千七百多个，敌人扫荡频繁，但有的村剧团照常演出，有的村离敌人据点较近，敌人进村就拉下幕布，抬出关帝像，装作乞神。有些据点上的伪军，晚上还换上便服来看戏。

1941年五月，鉴于上一期文艺干部训练班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冀中区党委决定开办第二期，此次开办的规模更大，由各区、县文艺部长带队参加学习，共招收学员三百多名，史立德任校长，祖父任副校长，刘纪任政治部主任，高铁英任教务长。课程与上次相同，但更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一方面进行理论教学，一方面进行排练演出。在游击根据地办学，流动性大，经常边行军边上课。往年青纱帐未倒，敌人不敢出来扫荡，可1941入秋，敌人提早开始了扫荡，训练班分几大组进行了反扫荡活动。那时到处是青纱帐，有的组走到地头，发现大路上有敌人，就掉头往回走，敌人只是乱打几枪，不敢贸然进青纱帐。有的组晚上回村，发现老乡院子里有敌人的大洋马在吃草，又悄然撤出。在群众和青纱帐的掩护下，剧社和训练班无一伤亡。由于敌情变化，训练班没有把课上完就结束了，由各区、县文艺部长将学员带回。在此期间，六分区地委领导的大众剧社并入新世纪剧社，其中骨干有薛哲、张文苑、张逊仁等同志，剧社还补充了林岩、刘建华和林薇。

十月，剧社随区党委和军区活动，排演出了祖父创作、陈春耀谱曲的三幕剧《抗日人家》、五幕剧《五谷丰登》，祖父还创作了五幕话剧《千里堤》。入冬，军区政委程子华、司令员吕正操得知剧社几年来没有棉被，仅靠每人一件棉袍白天当衣、晚上作被过冬，便发给剧社每人一件里外三新的棉被，大家高兴之极，感激之至。十一月，剧社又分散到各区、县活动，这次强调着重做群众工作，走到哪里就到哪里扎根，选择自己的“根据地”和“堡垒户”。

经过几年的工作，剧社成为一支思想作风顽强，能创作、能演出、能工作、能战斗的队伍。以后，许多同志成为专业上的尖子、表演艺术家，大部分都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剧社副社长刘纪，以后担任了河北省计量局局长；副社长刘光仁，以后担任了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导演傅铎，以后曾担任总政文工团团长、八一电影制片厂政委，成为将军；诗人远千里，解放后担任了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小鬼队的刘敬贤，以后担任了空政文工团团长，因排歌剧《江姐》一炮打响，“文革”中却因同样的原因靠边站了，曾担任空军保定航校的副校长降职使用，粉碎“四人帮”后回到了空政；张文苑在“林彪事件”后负责恢复了《解放军文艺》；从新世纪出来的人可谓群星璀璨、人才济济。

李万钧爷爷对我说：“我十三、四岁就跟着你爷爷，你爷爷特别爱惜人才并注意培养人才，他像老母鸡对小鸡一样对我们百般呵护。我开始给他当通讯员，他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他开会的时候我不能参加，会前他就会给我留作业，会后必定检查。小鬼队成立后他对我说他对我说‘去小鬼队吧，那儿有老师专门教你们，老跟着我就把你耽误了。’并把他自己用的钢笔送给了我”

李万钧，离开剧社后到北京做地下工作，以在无线电行做学徒为掩护，为八路军采办电池和电台零部件。他成为一名无线电高手，有许多发明，主持生产了中国第一台录音机，其磁头质量优于苏联进口产品，磁带用量可节约十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他解放后成为总参情报研究所的技术指导（总工程师）。

在“文革”中李万钧受迫害被开除了军籍，祖父同样也在受迫害，他回忆起他去芦台农场看祖父的情景：“我们两人一见面就抱头痛哭，我们睡在一张单人床板上一起聊了几个晚上，临走他给了我二百元钱。”

刘光人爷爷对我说：“新世纪剧社不同其他单位，我到过许多单位还是感觉新世纪的战友最亲，在你爷爷领导下那种氛围有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