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燃烧的青春

一、生命在困顿中勃发

2010年，春节期间的难得安静，虽然鞭炮声声，虽然电话拜年短信息不断，我仍把自己的心安放到家里。打开书箱，取出在山西刊大读书时写的作业，一段特殊的求学日子在从远处走来。

今年冬季，中国大地奇冷，我所在的城市邯郸竟然爆发50年不遇大雪。雪漫大地有一尺多厚，在雪中，我很想念当年刊大同学们，1981年的时候，踏雪是我们重要的文学活动。现在呢，曾经年轻的我们都到了中年，为各种生计而苦心经营，为子女的不成器而心焦，偏偏忘记了自己曾经的热血沸腾，忘记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中年是可怕的人生阶段。

1981年，中国大地在沉寂中显现生机，一种奇特力量在中国的身体里流动，在当时的青年人的心里凝聚，那就是通过学习服务祖国，改变自己，改变命运。山西刊大是《山西青年》的创办的，她是中国第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那时的中国，还没有建立自学考试制度，一大群在历次高考中失利的年轻人来到这所学校，聚集在山西刊大的旗帜下。山西刊大以《山西青年》杂志，刊大以刊物辅导结合函授、面授及广播讲座等形式进行教学。教材由学校统一邮寄发放。刊大点燃了全国年轻人的学习热情。1981年啊，年轻的我们像小草一般可爱，我们从四面八方进入山西刊授大学学习。山西刊大——这个名词对现在许多年轻人是陌生的，但在1981年的中国大地上，真的是一道无比亮丽的风景。这所大学没有围墙，不发学历，却那么刻骨铭心。

1981年，山西刊大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受到了全国文学青年的一致追捧。《山西青年》在1981年第三期登出要办刊大的启事后，印数天天飙升，从每期43万份暴涨到100万份，报名上刊大的信雪片一般飞来，仅仅两个多月，全国就有51万人报名参加刊大学习，《山西青年》发行量也同期激增到150万份……真的是星星之火，已经燎原。当年的山西刊大在全国发芽，也点燃了当时我们这所还不是“较大城市”的城市。我所说的山西刊大邯郸面授站是由二轻局团委发起的，本来想把二轻系统的青年人组织到一起学习，结果，年轻人口口相传，机电系统、纺织系统、冶金系统的年轻人纷纷前来报名。教室即为二轻局大会议室，教材即是山西刊大编纂的著名大学的讲义、讲稿，教师是二轻局团委聘请的（后来是我们自己），教师的讲课报酬是学员们缴纳的。这样，一个近200人的刊大班就在邯郸开坛授课。

年轻的学员们来自邯郸的各个工业行业，大部分是厂里的青年工人。他们几乎有着共同的经历，那就是在历次高考中落选，是高考失败者。我和大家一样，是高考的失败者，人失败了，精神没有失败，从哪里跌倒了，就要从哪里爬起来。读书，我要读书，我要读书成才，成为那个时代青年的共同心理意念。文革给这群年轻人造成极大的知识空白，高考挫折再次造成极大心理创伤，正在大家苦闷不堪的时候，突然有了山西刊大，就如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沦陷区突然听到延安这个名字，青年人被激发出的学习热情如同烈火燎原，势不可挡。

当时我们饥不择食的喜欢每一门课，认真地在笔记本上记下老师的授课内容，踊跃在课下和老师交谈。有时天很晚了，还不舍得放老师回家……在知识的海洋里，我们是幸福的鱼，是幸福的人。山西刊大邯郸面授辅导站积极聘请教授，教授那时在邯郸还不多，来到教师都是当时水平最高的。他们是当地的名师，也为我们的学习热情而感动。我们和老师之间的教学互动非常通畅。当时学到课程有《古代文学》《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等十二门课。同学们用同样的教材，笔记本各不相同，有好一点厚一点的，也有中学生用的薄薄的作业本。因为同学们大部分是从工厂来的，也有用工厂过期的出库单作笔记本，五颜六色，非常有趣。

我具备一些领导能力和服务热情，就在这个临时组成的学习群体里担任班干部。上课的时候，我们的教室静悄悄，除非老师说“同学们，我们休息一会”，谁也不舍得离开座位。我们从邯郸的四面八方来到教室，许多同学刚刚从工厂下班，来不及回家换掉身上的劳动布工作服，来不及回家吃饭，工作服上有油渍，带着筋骨疲劳赶到教室。一旦在教室坐下来，就忘记了疲劳，忘记了时间，忘记大街上的动静。我们的心灵沁氤在知识海洋里，那是久违的抚摸啊，多么温馨，多么解渴，人类智慧的火花启蒙一扇扇年轻的窗口。

今年的北方，到处是冰天雪地，我知道雪下的麦苗和小草还活着，它们正在积攒新的活力。年前，我踏雪到了市二轻局大会议室。白雪掩盖了一切，但是二轻局那个大会议室依然存在，只不过改为放杂物的仓库了。我像瞻仰文物一般打量着这个曾经的圣地。从窗户外向里望，黑洞洞的，偏偏这个黑洞洞的地方，是当年我们心灵最明亮的地方。看着眼前黑洞的的仓库，我的心在飞翔，飞到青年时代，飞到当年的这个教室，那是多么神圣的学习场面：教室是我们的殿堂，听课，就如听圣经；老师的声音，就像是上帝的声音。真的是梦一般的授课，梦一般的听讲，大教室的灯光不算太亮，但每个年轻人的心是亮堂的。

现在的中年，当年的青年，我们这些学员当年素不相识，走到教室，走进了天堂。大家都有高考失败的经历，刚开始时彼此藏着创伤，随着时间进展，一起经历办班的坎坷和奋争，感到了彼此心跳，彼此的人生追求，灿烂的人生梦醒再次被唤醒，心的苍凉日益消失，活力逐渐泛出。

二、命运走向何方

1981年，难忘的1981年。为了展现山西刊大邯郸面授班的镜头，需要把镜头对准共和国历史上特殊的1981年。

生命是平等的，生活却是有定位的。1981年前后，我和我即将成为刊大班同学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称号——青年工人，当时我们很年轻，大的23岁，小的17岁，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还处在学徒工时期，一个月18元的工资收入。由于邯郸的工业比较发达，我们分布在这个城市的各个工厂，邯钢，纺织厂，机械厂……干的是不一样的工作，有着相同的“学习改变命运”信念———这句话现在看来空洞，当时却是那么地真实。

我们基本上都在工人岗位上，有直接从街道分配到工厂做工的，也有上山下乡回城到工厂做工的。工厂的师傅们对我们像对待自己的孩子，我们珍惜工人岗位，都还干的不错，有的已经做了车间的班组长，但年轻的心偏偏有一点不安分守己，不甘心一辈子做工人。当时有一部印度电影《流浪者》，里面有一句著名的台词“法官的儿子还是法官，贼的儿子还是贼”，这当然是血统论，可是，我们这群青年工人的父母大部分是工人，有的甚至是郊区农民，血液里一律没有法官的血统。

人往高处走，我们真切地希望自己离开工人的岗位，能当记者，能当工程师，能当作家，能当企业的领导者。目标有了，怎样实现呢？那就是通过学习来改变命运。我们相信自己可以提高能力，更相信知识可以增强我们的能力。二轻局团委退出管理以后，山西刊大邯郸面授班民主选出了自己的船长（班长），他的名字叫刘建，个子不算高，鼻梁高，鹰钩眼，盯住人看能把人盯毛了。刘建是邯郸市最大的企业——邯钢的工人。他的父亲、哥哥和姐姐都是邯钢工人，他家三代皆为工人，彻头彻尾的工人之家。在我们班，刘建的学习最刻苦，成绩也最优秀，他通过刊大学习，后来参加全国自学高考，都是一次性就过关了，成为我们班最早通过自学考试拿到大专毕业证的尖子。

刘建的学习好，人英俊，偏偏在男女情感方面开窍晚。28岁了，还没有对象，通过同学介绍，被一位副厅级领导看上了，被招为乘龙快婿，并把他的工作关系调到北京丰台。学习可以丰富知识，却无法改变人的性格，刘建做了乘龙快婿后，一直和从小娇生惯养的妻子性格严重不和，俩人从生活习惯到处理问题的方式形成严重反差，水火不容。刘建无法容忍妻子鄙视工人的眼神，也无法容忍她夸夸其谈的待人做派，尤其是容忍不了她说“即使你刘建拿了博士，也改不了你低劣的工人习气”这样的话。工人，工人，我就是工人，工人怎么啦？刘建的牛脾气犯了，既然不是凤凰鸟，就与身边的高枝拜拜吧。他不顾同学们和他的家人的反对，毅然决然选择了离婚。

离婚节后的刘建一心参加自考，第二年就拿到了大专毕业证。刘建对于英语有浓厚兴趣，还开始了第二学历的学习，可是，他的心情一直没有调整过来。他虽然在拿到学历后的第二年，被调到厂销售科成为一名推销员，走南闯北跑了两年。别人以为他是肥差事，他却超前地预感到自己所在的国营企业必然破产，不能等企业把自己炒了，一定要超前炒了企业，果断的刘建，把在自己的档案扔到人才市场，独自到我们临近的城市安阳去创业，租了一间写字楼，安装两部电话，招聘两位语言委婉的大嫂，办起了婚姻中介所。他的中介所因为起步早，中介所业务范围越来越宽，买卖房屋，二手设备销售，就业介绍等等，这段时间，他是忙碌的，是充实的，鼻尖上经常沁着幸福的汗珠。

我们很为他感到骄傲，春节为他庆功说：“你是我们刊大同学里第一个出来当老板的。”老板的称呼让刘建飘飘然几年，在当时的安阳，刘建的中介所还可以以行业老大自居，他的办公桌上常放着一沓子报纸，上面有报社记者对于他的采访。婚介所墙上有“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改变你自己的生活”的大幅仿宋字。可是，刘建没有对后来的婚介服务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兴起做必要的思想准备，没有后退方案，他是个一条路走到黑的汉子。时间继续往前走，只有永恒的工作，没有永恒的第一，刘建那所城市的婚介所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1995年，他的“红光婚介所”悄然落下帷幕。听说刘建到缅甸去尝试珠宝行业了，是人生的高峰还是人生的深渊，无从知道。

春节前，我见到了刘建的胞兄，咨询之，他对刘建的去向忌讳如深，绝口不谈。有一点是肯定的，刘建离异后一直未婚——这让我很是纳闷，刘建开婚介所多年，怎么就没有解决个人的婚姻问题呢。看来，一个人知道的越多，包袱越重，失望越大。也许刘建看透了婚姻沧桑，看透了，一切就无所谓了。

三、老庆与企业一起溃疡

山西刊大邯郸面授班组织起来后，我从班干部逐步熟悉同学们，最先熟悉的是班生活委员老庆。因为班委会成员一般都文质彬彬，内向偏重内向，老庆是个另类，他的嘴不安装尺子，想到哪里，说到哪里，而且极为幽默。

老庆上课默然，下课喜欢说笑话，说他道听途说来的俗段子，连死人都能被他说活。我们办刊大班困难重重，刚开始是由二轻局团委主办，后来是我们自己管理自己，每次难于到难于维持下去的时候，大家看到老庆乐呵呵的样子，情绪无端轻松许多，按照老庆常说的话就是，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头掉下来只不过碗大的疤。

老庆走过的学习道路与刊大班其他同学相似，因为刊大不发毕业证，只发结业证，他也参加了自学考试。别的同学也一一拿到了毕业证，而老庆的运气就是不好，他对于古汉语不入门，别的课都过了，就是《古代汉语》这门课死活过不去，最接近及格时是57分。老庆过筛子一般过了三遍《古代汉语》，上了三次考场，也没有过，只好认命，此生与大专毕业证无缘矣！老庆虽然没能考到大专毕业证书，他依然在自家书架郑重而神圣地供了一个铁夹子，夹子整齐夹着11张单科结业证书，11张结业证书全用黄色的缎子包着，这是属于他的11次骄傲啊。

老庆虽然性格俏皮爱逗，在工厂里干活却是最为扎实，像老黄牛一般。他在一家机械厂金工车间做车工，能车出滚圆的铁球，是车床前的操作高手。俗话说，紧车工，慢钳工，吊儿郎当是电工。老庆干活利索，手疾眼快，市里举行车工技术比武，他得过三次“车工状元”光荣称号。老庆虽然是一个好车工，却不相信自己当一辈子车工，也想通过学习改变工人岗位。老庆的这个愿望终于在1989年得以实现，由车间领导推荐，他成为厂保卫科的科员，工作任务就是守卫工厂的大门，俗称门卫。当门卫就当门卫，老庆干一行，爱一行，他有个牛劲。老庆逢人就讲，“我值班期间，一只鸡也别想溜出大门。”

不知是老庆把话说过头了，还是活该他倒霉，当门卫不到一年，厂里就出现了一次里应外合盗窃黄铜的案子。老庆是门卫，盗窃案件虽然不是他值班时发生的，还是为这个盗窃案受到牵连，只好回到金工车间继续作他的车工。对于这次解聘，老庆很不服气，一旦喝酒喝高了，常常慷慨激昂，有时还嚎啕大哭（这与他幽默的性格相悖）。老庆还真的在酒后找过一次主管副厂长理论自己的冤屈，副厂长并不抬头，冷冷地给了他一句：“调你到保卫科是工作需要，掉回车间也是工作需要，你就不要说了。”

被赶回到车间，使得老庆的心理受到伤害，他泡病号休息，上班也有点怠工。老庆在保卫科工作时和街道派出所的关系不错，派出所民警同情他，就找厂领导要老庆到派出所帮忙。厂领导不愿意继续激怒老庆，就顺水推舟派老庆去了。老庆人在派出所，工资还是在厂里开。他在派出所帮了两年，看到自己所在国营企业一天天烂下去，心里很是着急上火。老庆谢绝了派出所挽留，回到自己的车间。重新回到车间的老庆，忘记了委屈，忘记了当工程师的理想，兢兢业业地干他的车工。他干活还是那么利索，技术还是那么出色，表现还是那么突出，但他所在的工厂并没有因为他一派赤诚而好转，反而一天天病入膏肓。产品没有市场，订单一天天减少，贷款贷不到，货款不能按时收回，他不再幽默，和工友喝酒后就骂街，用户啊，你们跑到哪里啦？厂里的老少爷们啊，咱们怎么就这么倒霉啊。

风云继续变幻，老庆身边的工友们大批大批下岗，离开了他们委以安家立命的工厂，离开他们曾经立誓终生相伴的工厂。离别是伤感的，留下的滋味也不好受。老庆是技术骨干，继续留在车间残喘。熬到了2005年，尽管老庆一万个不相信，老庆所在的工厂正式破产。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下岗后的老庆如梦初醒，世界上没有救世主，自己干吧。这些年，老庆卖过布头，卖过羊汤，卖过蔬菜……小买卖里的三百六十行，他差不多干了一遍。市场上的老庆刚开始真的怕在市场上碰见刊大同学，一旦遇到，他的吆喝声总是要低八度。

在邯郸的早市上，总是能听到老庆有些京剧念白式的洪亮嗓门，他的叫卖很有艺术高度，他自己现编词儿，一套一套的，曾经有记者去早市采访，他不言语，问的急了，他给了记者一句，“老庆在山西刊大学混了11门毕业证，还不会搋个词啊！”直到现在，刊大班的同学见到老庆最为方便，只要早晨到早市，就能听到他嘹亮的吆喝。

不过，我还是怀念他在刊大班把教室大门的形象，他是生活委员，总是二郎神一般衩着腰，站在教室门口大声地吆喝：“开课哟——开课哟——”

四、赵强，你在他乡还好吗？

我们刊大班的船长是刘建，他是大家选出来的班长。除了刘建以外，还有一个不是班长的班长。

赵强祖籍宁波，天生具备南方人的精明。他个子细高，白白净净，眼睛不大，黑眼珠晶亮，炯炯有神。赵江不善言语，是刊大班的头号军师，刊大班几乎所有的创意动作，都来自他的精细策划。要知道我们刊大班办的并不顺利，1983年，发生过两次停办危机，1984年又发生一次。刊大面授班上课时间是每周一、周三、周五、周日，上课确实频繁了一些，二轻局机关干部有反映机关秩序因为这个面授班而比较乱，局门卫操心车辆安全，也老大不愿意。面对这个情况，二轻局团委很是为难，就采取中和的办法，主动退出管理，让刊大班自己管理自己。从此，班委会干部不再由局团委委派，而是由学员自己投票选举；也从这时开始，收取学员听课费、聘请老师和给老师发讲课报酬的事，全部由班委会自己解决。聘请老师是班委会重要工作。我们分别找关系去邯郸师专和教师进修学院聘请教授。教授们为我们的学习精神而感动，考虑到学员听课费收不齐，有三位教授完全是义务授课，不收任何报酬。

我们一共遇过三次听课危机。平心而论，一帮子青年工人在一个机关大院上课，而且这些青年人只有五分之一是二轻系统的，说是二轻局的，不如说是全市的面授班。机关不是专门的学校，他们也没有收取任何场地费，关闭会议室大门也无可非议。可是偏偏遇到我们这群以学习为生命的人，前两次大门关闭后，班委会是通过局团委找局领导磋商，算是解决了。到了第三次，局领导不再和我们对话，怎么办？军师赵强拧着眉头出了一个主意，说，局团委已经退出管理了，刊大班要想继续办下去，恳求是没有用的，只能找市领导，用上面的力量往下压。

路线决定方向。有了奋斗的路线，走起来就顺当了，我们按照赵江的策划，班委会六人加上三位骨干学员组成了“请愿小组”，连续半个月去市政府找主管市长反映情况。当时整个社会的具有大学学历的人少，全国到处都是读书热，到处都在培养人才，这是当时社会的主潮流。主管市长被我们这群年轻人的自发的学习热情所感染，亲自打电话向二轻局领导询问刊大班的情况，请他们“支持一下这些好学的青年工人”。

市长电话打来不久，二轻局的大会议教室的红色的大门重新打开，这就是说，我们的这次“请愿”取得了成功。成功之后，班委会喝了一次庆功酒，地点就在我家四合院。一张大桌子，一盆子咸黄豆，还有两根脆黄瓜，男生一人一大碗白酒，女同学一大碗白水。月光在上，天地可鉴，我们发誓此生此世一定要把文凭考到手。那个晚上老庆喝醉了，我也喝醉了，因为当时我已到河北大学函授就学，感到对不起同学们，哭着说：“兄弟们，克楠做逃兵了，原谅我。”刘建也哭了，说，“我们的心在一起，比赛看谁先拿到文凭。”从这以后，刊大同学们更加珍惜刊大班能继续在二轻局会议室办下去的机会，学习更加刻苦，自我管理更加规范。学员少了，就在工人文化宫门口挂上招生横幅，扩大学员数量，以保证刊大班能正常办下去。

山中有峰，人中有优秀。赵江在我们刊大班里，无疑是一个因为学习而成功定典型。1986年邯郸地区电视台向全市公开招聘编辑，赵强去应聘，一举成功，于是他扛着摄影机，在各县采风采访，拍了不少好片子。他聪明好学，善于策划和创意，很快成为电视台的业务骨干，三次被派到北京广播电视学院深造学习。1992年，我国市场经济步伐加快，东南沿海的经济特区闪闪发光。作为新闻记者的赵强，敏感地看到了新的天地，他不再满于在地区一级的电视台做记者了，一种闯荡天下的激情在他胸中回荡。

在同学里，我也是一个向往外面世界的人，赵强来找我，他手里抱着一沓子澳大利亚学校的资料，约我一起去澳大利亚自费留学。我们心有灵犀，心照不宣，立即把我说动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澳大利亚吸引着我，尽管会有风险，甚至是死亡的考验，也值得去打拼一场。我倆遇到的共同难题是学费问题，需要3000美金，为此我向已经到美国工作的大哥求援，没有结果，向内蒙的父母求援，老人说，家里实在没有这样的积蓄，不然就把房子卖掉吧。就这样，我只好继续留在工厂做工，赵强退而求其次，与电视台签订了“两不找”的协议，单身奔赴深圳闯天下去了。

赵强一走就没有音讯。2000年时，刘建给我说，赵强从深圳回来啦。刘建是老班长，他组织同学们在当时邯郸最豪华饭店——国际饭店，聚会。同学们大部分来为赵强接风，主持人是刘建，买单当然是赵强。这次聚餐告别了我家四合院里的简陋，热菜凉菜应有尽有，我们还喝了6瓶子外国洋酒。赵强在酒席上宣布：打回家乡闹革命。具体方略是，开辟邯郸的电视购物市场。他说，南方的电视购物市场已经非常成熟，内地城市邯郸还存在很大差距，要开发这个市场，为家乡做贡献。同学们劝赵强投资谨慎，他说，他看好的事情是没有错的。可是，一向精明的赵强这次错了，他的电视购物生意只有开头，没有高朝，更没有结尾。

赵强的电视购物生意只做一个月零九天，推秤认输，选择悄然离开邯郸。不知道他是否又回到深圳，或者是去了中国其它经济发达地区（比如广西北海）；不知道是继续操持电视本行，还是又找到了新的发展平台。

总之，赵强把手机号也换了，他从邯郸蒸发了。每次翻看同学的合影，心里不禁轻轻呼唤：赵强，你是我们刊大班的骄傲啊，一定要好好干出个样子。

五、从山茶花到红罂粟

天地有阴阳，人群有男女。我们刊大班委会唯一的女班委是李淑芳。李淑芳双眼皮，中等身材，不胖不瘦，圆圆的脸上总是挂着知足的微笑。

李淑芳性格内向，不爱讲话，班委会遇到难事，大家情绪激动地探讨，她总是默默的听，从不正面发表意见。李淑芳和我们大多数同学不一样，没有在工厂的生产一线。她的工作是在一个机械厂幼儿园作阿姨。我在轴承厂生产一线上班是三班倒，缺课的笔记都是从李淑芳那里转抄的。她不像我们上班三班倒，她是常日班，所以她从来不缺课，课堂笔记也最周全。每次上课，都是李淑芳和老庆最早到教室，默默地发教材，默默地记考勤，一丝不苟，对每一位同学认真负责。开课以后，她总是坐在第一排靠窗户的那个固定位置，静静地听，即使雷击过来都不眨眼。

李淑芳的婚姻，像刊大班的大多数学员一样——晚婚，28岁才结婚。没有结婚前，谁也不知道她有善做生意的潜质；她的这个本事，是在她结婚以后才显现的。心理学上说，性格决定命运，从我的半生观察来看，婚姻才是决定命运的关键元素，对女人尤甚。李淑芳结婚时没通知同学，李淑芳的婚恋很仓促，仅仅三个月就开来证明，与对方结婚。她的丈夫的真实身份，是结婚以后从她诉苦的时候才知道的：原来，她的丈夫是一个善编谎言的人，在三个月的闪电恋爱中，一直藏而不露，向她隐瞒了真实身份，他是一个刑满释放者。

李淑芳属于性格偏向内向的人，据女同学回忆说，李淑芳虽不擅长口头表达，她的内心藏着浪漫；她的笔记本上贴着女孩子常贴的诗歌和名言，还夹着糖纸和春天采集的鲜花标本等等。可是，她生活所有的诗意，都被这场倒霉的婚姻搅乱了。李淑芳结婚不久，就开始离婚大战，她和丈夫打啊，闹啊，她不再性格内向了，不再文质彬彬了，完全换成另一个李淑芳。李淑芳的结婚离婚在厂里被人议论纷纷，眼不见，心不闹，她干脆下海经商，在城市北郊开了一家牛肉面馆，外加卖素包。

李淑芳的牛肉面馆一时间红火的很，我和许多刊大同学都去过她的面馆打过牙祭，基本不算账，偶尔几次结账都像打架似的。那时，在面馆坐堂老板娘的李淑芳神采奕奕，脸色红润，与顾客对答如流，完全成了一个现代版的阿庆嫂。如果不了解内情的话，谁也不知道她经历了一个失败的婚姻。她离婚的时候，刊大班终于停办了，同学们还是走到很近，我们劝李淑芳不要离婚了，就这样过吧。我也有些世故地劝她，日子是物质的，不全是精神的。李淑芳却咽不下丈夫骗婚的事情，三年与丈夫协议离婚不成，上诉法院，终于离婚成功，儿子判给丈夫，她净身出户。

使同学们不解的是，不知道是因为房子的问题，还是因为需要继续合伙做生意，离婚后的李淑芳仍然与前夫同居，依然一起经营面馆。后来，刘建告诉我，李淑芳和前夫想把生意做大，不再满足小小的面馆，就把面馆转让，经营起当时热的发紫的舞厅。从经营面馆到经营跳舞厅应该说是一个飞跃，可是她和她的前夫并没有超前完成思想飞跃，在经营显得捉襟见肘，很不对路，经营决定成败，黑色来了，他们经营面馆资金很快在舞厅的灯红酒绿里蒸发，舞厅不是他们的摇钱树，成了沦陷的陷阱。不到一年时间里，他们的舞厅停业三次，最后只好转让。

舞厅是转让了，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分割转让金的，据说，转让金迟迟不能全额到帐，从那以后，同学们在邯郸就见不到李淑芳了。听刘建说，她和一个山西开小煤矿的老板跑了，做了人家的二奶。人总是要生存的，我对李淑芳的生活选择不好评价，以为此生此世再也见不到她了，可是去年去太原出差，在火车站买水果，骤然听到很熟悉的声音。回头看，啊，正是李淑芳。李淑芳也来车站送人上车，看见我，她让客人先进候车室，招呼我跟着她走，要和老同学好好聊聊。

李淑芳带我在车站边的茶座落座。我定睛看着眼前的李淑芳，只见她脸上涂着厚厚的油彩，夸张的假睫毛，穿着黑色的短裙子，粗的大腿很暴露，并且用有网眼的黑色袜子包裹着，妖气逼人。我和她小聊了一会。就那么一小会，她也不消停，一会儿用化妆品给她自己的脸补妆，一会儿和人打了电话，说话嗓门贼大，嘠嘠地笑；眼前的她实在与当年刊大班的那个李淑芳决然不是一个人了。

我们在茶座坐了近20分钟，李淑芳并没有透露她现在到底做什么，当然我也不方便深问。彼此的顾虑太多了，影响了谈话的和谐，恰好列车快到点了，匆匆握手告别，冷冰冰的手。

上车后，才想起，竟然忘记问她现在的手机号码了。

六，志气，从脚趾断裂中站起

2010年，我已经接近中年后期。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应该对于前半生进行总结了。回顾往昔，我惊讶的发现自己的人生岁月竟然是从读山西刊大时开始的。

1981年，我25岁。历经四次高考失败的我，知道了在正规的大学之外还有这样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真的激动极了，立即跑到二轻局团委报名参加刊大邯郸山西面授班。可能由于自己办事认真，刊大班实行自我管理以后，我即被选进班委会，担任文学委员，仔细地把同学们的处女作整理好，一趟趟地跑报社，和同学们一起等待文字变为铅字，享受铅字的快乐。

难忘1981，学习，学习，再学习，简直成了支撑我的生命原动力，是治疗我高考创伤的良药。我的血液流动对学习的渴望，每个细胞都张着嘴，等待知识之灌溉；身体的每根神经都是干燥的，等待知识的雨露。学习对我来说，虽然还不是改变命运的杠杆，毕竟是生命成长之需要。我要学习，要读书，就像当时读过的小说《高玉宝》一样，读书读书，不读书就是要我命；至于读书改变了工作和命运，则是读书的另一个副产品。我经过十年苦读，学完了专科，又经过苦读取得了本科文凭，进而因读书而转为国家干部，因读书而成为被人羡慕的公务员。

在刊大办里，我和赵江一样，也是一个因读书而成功的典型，然而，我始终无法难于忘记参加河北大学函授考试前的一个月的疼痛。1983年，在山西刊大读书两年之后，我和另外两个刊大同学参加了河北大学函授入学考试，他倆已经是企业的管理人员，我当时还在轴承厂当磨工，是车间外圆磨组组长，工厂里总是加班，常常还有义务劳动，过度的体力劳动，使得我无法静心准备考试。我去向车间主任请假，因为车间忙，不准假。苦闷中得知邻居因为工伤而在家休息，灵机一动，为什么不制造一次工伤待遇呢？

有了制造工伤的思想准备，就在这天上中班干活时，故意脚一滑，手一抖，把一个重15斤的轴承外圈重重地砸在脚上。脚，先是麻木，后来是钻心地疼，我心中想，完喽，这次砸惨了，脚啊，真的要残废了。车间的工友们立即把我送到医院，拍了X光片，还真不错，只是右脚的中指、无名指和小指粉碎性骨折。非常幸运，大套圈砸到脚面时，被旁边的一个废齿轮垫了一下，才算是救了右脚。哦，终于骨折了，医生在我的脚上刷上白白硬硬的石膏，自己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在市中医院骨科病房休假了。可是，这哪里是休息啊，这是一次考试之前的总动员。我集中精力把背诵了几百遍的“史地”“政治”等又复习了一遍……拆掉了石膏，正好上考场。这次考试，灵光闪现，心理素质特好，一点也没有慌张，还提前十分钟交卷，觉得十分有把握。一个月后，接到入学通知，我在569名考生中名列第71名，而这个函授班只录取前140名，好险啊。

到了这个函授班学习，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让人放心不下的刊大班（刊大班的学习只有结业证，供单位使用的时候参考）。进了河北大学函授班，虽然人离开了，一直与刊大同学保持紧密联系，班委会仍然把我列为“编外委员”。凡是刊大班的重要活动，总是通知我参加。我也为参加刊大母校的活动而不知疲倦，如找市长“请愿”，如聘请老师，如上街宣传刊大业绩，如招收刊大新学员等活动，一一有我的影子。上了函大中文班，皆是因为爱好文学，在那个年代，全国有多少文学青年啊，在我的刊大班里，和我一样做着作家梦的同学就有一半。文学是圣洁的，她的光辉照耀着我们的干瘪的心灵。随着时间流失，同学们与这个梦纷纷告别，彼此见面，就把做什么作家梦作为幼稚的一个代名词。在刊大邯郸函授班近200名学员里，只有我一人还固执坚守文学阵地，继续不停地把自己的对于世界的感觉转换为文字。

无法把山西刊大的求学经历和投奔延安相比，但毕竟是我们年轻时代的青春燃烧，是心灵的追求和闪光。可是令我难受的是，自从赵强重返邯郸创业时，同学们搞过一次聚会以后，我们再没有聚会过。时光麻木了青春的感觉，淡化了奋斗激情，我曾立意串联组织过聚会，也只有很少几个同学赞成。大部分同学以为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提了，在幼稚的年代做了一些幼稚的事情，有什么可回顾的？

我的刊大同学们，大部分仍留在工厂，而且国营企业居多。尽管不少同学做了厂长、副厂长的（至少是车间主任和带班长），可是因为企业改制破产，风雨飘摇，工资菲薄，消褪了他们的自信心，所以不愿意聚会，担心坐到一起无话可说，担心说到当下的生存实际。同学们人到中年，心态纷纷老化，真的老了。

这也像是一个宿命，总得有人把我们年轻时代那段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写出来，写写那代人的求学和坎坷，谢谢那代人的激情和奋发，给孩子们留下一点鲜活的资料。这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因为我们年轻过，希望过，沸腾过，进取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