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国都之六：洛阳的花客

小小周山村，居然有一处牡丹苑。苑中牡丹更出身名门，血统纯正，是被欧阳修称之为“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的洛阳牡丹。从古都洛阳迁居到闽东北的这个小山村，路程何止千里万里？途中又何止千山万水？以牡丹的国色天资，承受着如此的旅途劳累、风尘仆仆，太不容易了。想必当初，她们抵达周山时，一定是一幅花容惨淡的模样吧；而且因为水土的不适，重新抖擞起精神来，也一定经历了一番折磨。但惨淡只是一时，折磨更培养了韧性，这植株终于在贫瘠的周山落下了根，长出了枝叶，第二年春暖花开的季节，她灿灿烂烂地开花了。

牡丹以富丽、华贵而成名。然而富丽和华贵，必须有所依附，不可能是贫下中农人家所能有的。比如洛阳，那是什么地方？十三朝古都，五千年华夏文明的起点和长达数千年的跑道，从来就不缺乏王公贵胄、豪门望族，轻肥之伦香车美人、宝马奇玩之余，突然就觉得少了点什么，于是弄些琼花奇草，平常的那些故事便添了几分风花雪月，原本有点腐臭味的生活多了几分高雅。牡丹，最初当然是一种野花，其祖籍何方？原先是否有土不拉叽的小名？似乎不是我辈要关心的。有记载说，“南朝宋时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太平御览》），永嘉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温州，周山村就在与温州毗邻的闽东福鼎市境内，山脚就是海，由此很有点儿怀疑，这周山的牡丹，或许就是土生土长的野花吧。但牡丹却被引到了洛阳，而且成了富丽华贵的象征，成就“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唐·刘禹锡《赏牡丹》）的盛名，引得天下花客纷至沓来，聚集煌煌都城洛阳，啧啧喳喳叫好，伊伊呀呀作诗。周山的牡丹苑，也不是山野村夫心血来潮的妙手偶得之作，它位于一座规模宏大的建筑的庭院，这建筑便是被列入八闽名祠的周氏宗祠，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结构精美，气派而华丽，内中还有不少朝庭和地方官绅赠送的匾额，可见建造者的身份当不是等闲之辈。而且又说，为嘉奖周山周氏先贤，清乾隆皇帝御赐牡丹和芍药，这便是周山洛阳牡丹的由头。有了牡丹，也就有赏花的花客，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洛阳城的酒肉之徒，周山村的山野村夫，其中或许有真正的赏花专家，多数花客，大概也只是看看热闹而已。

于是想到了嵇康。洛阳城的东市，是嵇康的断魂之处。在他之前之后，受死于东市的大人物小人物都不在少数，留下绝响的只有嵇康。那一曲《广陵散》，“弦起处风停云滞，人鬼俱寂，唯工尺跳跃于琴盘，思绪滑动于指尖，情感流淌于五弦，天籁回荡于苍天，仙乐袅袅如行云流水，琴声铮铮有铁戈之声，惊天地，泣鬼神，听者无不动容。”（东晋·葛洪《嵇中散孤馆遇神》）动容归动容，三千太学生“请以为师”、请求免死也没用，该死还是得要死。如果嵇康不要死，本来也不用天下人动容，不用三千太学生求情，他只要屈屈膝盖骨，向乾纲独断的司马昭讨一声好就可以不死，还可以受高官享厚禄。但是他不！文人的傲骨虽然很硬，但缺乏柔韧性，和强权一碰撞，就成了一堆齑粉。

嵇康从遥远的谯国铚县也就是今天的安徽濉溪来到首都洛阳，自然不是为了找死。自从曹丕夺了汉家的天下，做了皇帝，把首都迁到了洛阳，洛阳就成了天下读书人的天堂。不幸曹丕又是个爱舞弄文学的人，而且还很舞弄出一些名堂，又把文学提高到关系治国安邦大业的高度，让天下的读书人激动得半死。嵇康自然也是瞅着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的宏大志向而来的，以他的文学造诣和在文坛上的声望影响，和曹家又是安徽老乡，他很快就捞了个中散大夫的官职，又和皇家扯上亲戚关系，娶了曹家的女儿作老婆。没有找到嵇康爱花特别是爱牡丹的记载，只是凭空认为，富贵华丽如牡丹的日子，嵇康一定是过上了。这时的嵇康就是洛阳牡丹的一个心得意满的花客，让众多寻花赏花者羡煞了。

洛阳这个地方有点奇怪，夏朝就是首都了，过了几百年，周武王姬发又在这里建了个陪都，仿佛是算到日后他的子孙有一天会被人赶出镐京一般。果然，周幽王爱美人爱昏了头，把国都给弄丢了，他的儿子姬宜臼只好在洛阳登基做了皇帝，洛阳才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首都，但是天下却始终不太平，周天子就像是一个傀儡，仰仗大诸侯国的鼻息活着。汉代，又是一场天翻地覆的社会动荡，刘秀好不容易把自家的江山夺了回来。原先他的老祖宗刘邦是打算定都洛阳的，只是一班大臣建议，才把“家天下”的中心放在了西安。西安的家最后剩下孤女寡母，被人抢了。还好当时的人还多少有点羞耻心，还认江山的旧主人，不敢明目张胆抢夺，刘家后代有人出头认领，大家都认账。但是刘秀得到的江山毕竟是曾经丢过了的，总有点儿不太稳固，过了几代，又被折腾丢了。看来洛阳还真不太适合做首都，而且这次抢到江山的曹丕就始终没有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洛阳也就不能完全算是天下的中心，也就几十年时间，司马家学了曹丕的故技，又把江山给抢去了。嵇康活着的时候，曹家天下已经是有其名无其实，作为曹家的女婿，他自然是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现实，所以才有了《与山巨源绝交书》，和劝他出山当司马家臣的好朋友翻脸；所以有了《管蔡论》，对周公姬旦讨伐帮助商纣王儿子武庚禄父造反的弟弟管叔、蔡叔的行为说三道四。誓死不肯接受司马家给的高官厚禄，还要含沙射影说三道四，最后终于让人砍了自己的脑袋。其实嵇康完全可以不必，不就是为人家写几篇文章说几句好话吗？有人连舔痔疮吸烂痈的事都做过，至于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抛弃亲爸亲娘老婆孩子的故事就更多了。嵇康是个饱学之士，怎么就这样放不下呢？

嵇康放不下的应该不是曹家的天下，当然也不会是个人的牡丹花般富且贵的生活。过上好日子自然是好事，但读书人最大的理想还是“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立德更被摆在了首位，好日子只是“三立”的天然附着物。嵇康的错误就在于，他没弄清楚富贵与“三立”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很多时候，富贵的获得与保存是与“三立”特别是其中的“立德”相冲突的。作为“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嵇康不用说话，人家便会把好日子送来。聪明人的做法是，面对权力，低下脑袋，脸上要含笑；面对草名百姓文学后辈，就要摆出一张领袖的脸，高抬着，如需要还得弄出一脸不屑的神情。毕竟文学只是个务虚的东西，不用说“济国安邦”，就是安身立命都不容易，而要安身立命进而飞黄腾达，就必须借助权力，想方设法得到权力的帮助，让权力为你任命这样那样的头衔。老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话说得漂亮，其实就是要认清是谁掌权，主动向掌权者靠拢，为掌权者效力鞍前马后，哪怕是心不甘情愿，也要装出心甘情愿的样子，还要装出承恩受宠的样子。嵇康要当俊杰，他也未必不识时务，只是他不愿委屈自己，不做个识时务的人，所以他不能成为“俊杰”，不但不能成为“俊杰”，还把性命也弄丢了。

中国的读书人，大概可以分为三类，一类如嵇康，死抱着清高傲气不放，不肯伪心屈从于权力，这类人不多，下场也大多不太妙；一类如阮籍，与嵇康同为“七贤”人物，骨子里也清高，但是性命要紧，所以采取了躲的办法，但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躲得了吗？躲不了，只得伪心屈从；第三类就是“识时务”而且善于当“识时务者”，这类人占大多数，所以要找个代表都难，因为他们的做法或许有些小异，却大同，权力就是他们的亲爹亲妈，认了这个亲爹亲妈，大家就是一母同胞的兄弟，能有多大差别？他们的日子大多过得滋润，结局也都不坏，当然也有些人触了霉头倒了运，原因多是掌权者突然闹了情绪，或者要显示一幅尊重品德的样子，开涮开涮文人泄泄气，要不就是拿惩治无德文人做做门面。由此也可见文人与文学的无足轻重。偏偏有嵇康之流不认这个账，挺着一根硬骨头和权力叫劲，这叫劲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洛阳成为牡丹花都据说是隋唐时的事，但洛阳作为曹魏及之后代魏的西晋的首都，自然是最张扬牡丹花般的生活的地方。来自全国各地的花客如蝇如蚁，其中就有一个叫嵇康的，才名很大，骨头也很硬，最终吃了硬骨头的亏，非但赏花不成，还被拉到东市砍了头了。可见洛阳不单有牡丹，也还有屠场。或许是相辅相成吧，众多花客尽管过着轻歌曼舞的生活，但都没留下什么好曲子，倒是敢于走进屠场的花客嵇康，一曲《广陵散》至今在中国的历史上，在中国文人的心中缭绕不绝，余音袅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