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国都之四：西北望长安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这是辛弃疾的词《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辛弃疾生活于北宋政权覆灭，南宋小朝廷苟安于江南的时代。词中的长安，自然不是实指，而是借指已沦落异国的北宋的京都汴京，今天的河南开封。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长安”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名词，而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文化符号。毕竟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它一直是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甚至世界的中心而存在，是人们仰望、憧憬、挥洒激情体验荣耀的神圣殿堂，是九州一统的象征，是国势强盛和民族团结的代名词，是繁华与开阔、开放的真实场景。还不仅是国都，它还是谪官和远征将士的灵魂之根，是亡国君王心中绵绵不绝的恨，是离宫怨妇的呓语，是失意诗人不死的梦境。当辛弃疾站在赣江边的郁孤台上无限伤感、失落地回望他的长安时，我想他已经把“长安”所能涵盖的一切都品味到了。那多得无法计量的一座座山，重重叠叠绵延不绝，他有心跨越，但已经无力回天了。

离乱与安逸，没有人会选择前者。我们一厢情愿地相信，国势强盛的汉唐，为安居乐业提供了理想社会环境，不应该和离乱扯上关系。事实总是与人们的美好愿望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且不说盛极而衰时的汉末与晚唐，就是歌舞升平的盛世，总会有一些人毫无准备心不甘情不愿地被卷入一些事端，从而使自己的人生轨迹发生逆转。有人成为可怜虫，在个人的世界里龌龃地呻吟着、苟活着；有人成为历史的耻辱，以致遗臭万年；有人选择了奉献与牺牲，成就了生命价值的最大体现，也让自己成为时代的标志，成为国家和民族的骄傲。

在汉唐历史画卷里，两位女人不仅以纯粹的美，更以灵魂的高度，让这张波澜壮阔的巨画增添了无限的魅力。她们的圣洁让我们常常羞愧地低下头来，检点沾染在自己灵魂中的秽物。历史让她们生活在一个让我们羡慕的时代，历史又让她们平空遭遇一次考验，是让生命停滞于安逸、沉沦于悲戚，还是以一种非常的高度审视命运做出选择并果敢地承担起一份非常的使命。她们不约而同选择了后者。

在我看来，汉代最升平的时期，不在文景之治阶段，也不在以雄才大略为后世所推崇的武帝时代，而是在昭、宣、元三代。尤其汉元帝时期，经武帝的文治武功、再经昭帝的有效守成和宣帝的中兴汉室之后，大汉王朝的基业已相当巩固，国家的综合实力相当强大，长期威胁着国土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北方邻国匈奴，其实力已经被大大削弱，没有能力和自己正面对抗，只能寻求与汉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来自湖北秕归的后宫美人王昭君走到历史的前台，主动承担起远嫁匈奴和亲的重任。就个人生活层面，这或许是一场悲剧，毕竟将一辈子远离故土，且在生活习俗与中国完全不同的、社会开化程度不高的北方，甚至要面对并且无条件接受“父死，妻后母”的耻辱。而王昭君为了两国的和平和边地百姓的安居乐业，在前夫呼韩邪单于去世后，忍受极大委屈嫁给了前夫的长子复株累单于雕陶莫皋。因为她的牺牲，“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引自《汉书》）”。后代文人却总是摆出一幅替美人叫屈的嘴脸，鞭挞把王昭君画丑的画师毛延寿，为汉元帝惋惜。王昭君牺牲个人幸福生活，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在奉献中实现生命最美丽的绽放，对此诗人们未必看不透，那么，他们的叫屈与惋惜，就只能是出于狭隘的民族意识、自以为是的文化优越感和“美人是玩物”的不良心态，甚至让人怀疑有意淫的倾向。

也确实，在昭君之前，中国历史上闪亮登场的几位美女，如夏桀的妹喜、殷纣的妲已、周幽王的褒姒，美色是她们得宠的最大资本，也是她们在男人世界里的最大价值。美，本来不是罪过，然而因为帝王的荒淫无耻和男人社会习惯于推卸责任的卑劣心理，拥有美的她们被视为颠覆国家的红颜祸水。从她们本身来说，她们甘愿于被作为玩偶并为受宠而得意，显然并没有觉悟到女人也可以承担与男人一样甚至超越男人的社会历史责任。其实，在王昭君之前，个人的生命价值与国家和民众的大利益相联系的文字似乎只见于儒家的著作之中，那些咤刹风云、纵横捭阖的勇士或政客，几乎找不到有一个不是从为个人建功立业、荣华富贵而经营而博击，其手段无所不用其及，而看不到的恰恰是道德，是个人的操守。换一句话，影响着中国历史并承担着非常重任的“士”阶层，他们最后形成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灵魂，不是从哪位男人开始，而最先在王昭君身上体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王昭君不仅是觉醒的第一位女性，也是把“大义”引入“士”概念的第一人。“诚得捐躯报主，何敢自怜？”这是王昭君出嫁匈奴时写的《报元帝书》中的句子。这样的句子，在她之前，有哪位女人说过？又有几位男人说过？

六百多年后，当又一个建都长安的强大帝国在华夏大地崛起之际，又一个美丽的女性进入我们的视线，接受我们长久的仰望。公元六四一年，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十五年隆冬季节，十六岁的李唐宗室女文成公主李雪雁，在盛大送亲队伍的护送下历经一个多月顶风冒雪的长途跋涉，于次年春暖花开时节进入逻丝，也就是今天的西藏拉萨，成为吐蕃王朝君主松赞干布的夫人。聪慧美丽、知书达礼的文成是在松赞干布向唐太宗李世民求亲时主动应征做和平使者的，这一主动的姿态，就把她比容貌更美的灵魂展示给了世人和后人。完成统一大业又经过数十年厉精图治，贞观十五年的唐王朝已经迈入蓬勃发展的太平盛世，出生于皇室的文成，锦金玉衣的生活何其令人仰慕，长安城作为世界最繁华的城市，满城不夜灯火与丝弦管竹又何其令人流连，而她毅然决然抛亲别土，远嫁雪域高原。我们可以想见她出嫁途中的颠簸，更可以想见她入藏后数十年异乡生活的艰辛。文成不可能想不到这些，在个人幸福生活与和亲安邦、造福两国百姓的天平上，她选择了后者。正在步入稳步发展的大唐帝国需要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新崛起于荒蛮之地的吐蕃国需要接受先进文化的熏陶，双方人民不要战争希望安居乐业，豆蔻年华的文成，把自己的生命与历史使命融在一起，成就了她的大美。

然而在盛唐的长安，另外一种美丽让我们心生轻浮与无奈，轻浮是因为它的苍白与普遍，布满浮世的尘埃，无奈则是一种失落，一种高蹈的姿态、升华的灵魂不再呈现于我们仰望的视线之内的失望。这是我在读老杜的《丽人行》一诗时的感受。诗是这样写的：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为訇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筯厌饫久末下，鸾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箫鼓哀吟感鬼神，宾从杂遝实要津。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蘋，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