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巷里觅温柔

陕西巷不是陕西的巷子，是北京城里的一条胡同。

一个城市的历史，和一个生命的孕育生长是一样的，从一个闪念喷射而出不怕牺牲地闯进一个等待的细胞开始，生成血脉四肢，到在历史上顽强地闹腾的那个过程，可以去参考一下生过孩子的女人的记忆，那可不仅仅是理性的精神的记忆，实际上更多的应该是一种生理的记忆和肉体经历；要是你能找到一个愿意向你细述的女人的话。只是这样的一种记忆，通常是被可供我们阅读的文字的历史所忽略或者是刻意掩盖了的。

成吉思汗的孙子之一、《射雕英雄传》里的拖雷王子所生的第二子孛儿只斤，就是一个著名的闪念喷射而出的源头。

孛儿只斤被称为忽必烈之后就成为中国历史剧里的一线名人了。这个元朝的创始皇帝，还没有进入汉民族的腹地之前，就问他的左右巴图鲁：“我要统一了中国，把国都建在哪里好？”巴图鲁回答说：“驻跸之所，非燕不可！”

一二六○年的忽必烈坐在马上，忽然在燕的一个地方止步不前，这里是金国的中都，他左右端详，看出其中的缺憾，于是命令一个叫刘秉忠的汉人把他的抑制不住的欲念画到一张纸上。他意外却又诚服地看见自己的欲念呈现在蚕茧纸上面，竟是一个复杂的正方形。他知道自己已经深深地进入了迷宫一样的汉字再也无法退出了。

一二七六年建成的大都城是一个四方城，大道宽二十四步，小街宽十二步，胡同宽六步，两个胡同的中心相距一律五十步。中国古书上的步，是以左腿为轴，右腿一起一落为一步，大概一米五左右。现在西四牌楼附近的砖塔胡同，大概也还是这个宽度。元朝的蒙古人在汉人谋士的唆使下制定出复杂繁琐而又严格的规矩，使沮丧的汉文人们开始破罐子破摔起来，一阵公然的破罐子破摔的结果，造就了中国的正经的戏剧形式和那些破摔出来的关汉卿之类的大师们。在元曲剧本《沙门岛张生煮海》里丫头梅香有句台词：“你去兀那羊市角头砖塔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虽然羊市现在改叫做“羊市大街”，可砖塔胡同却依旧保持着原来的称呼和规矩。

胡同是北京的血脉，它会兀自向城市的深处生长，它不仅仅进入了汉字，它已经经过汉字深入了城市的精髓，粗卑漠然的现代城市规划也不再能够用野蛮的掘机将它铲除。

“北京”这两个字，是周身缭绕着无数谜团的朱棣先生当了大明的皇帝后，永乐元年，也就是一四○三年的一个闪念。朱棣先生隐忍和暴戾的性格起源于他出身的困惑，他的生母是谁，野史纷纷，说法不一，最多见的一种说法，则是说朱棣的母亲是高丽进贡的碽妃。

朱元璋的四子朱棣装疯诈病之后屠杀了自己的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等一批骨肉血亲，焚毁南京城后，是依着相向而立的旧俗？抑或是追念靠近自己的母亲的念头的驱使？将自己的都城劳民伤财地迁进了北京这两个汉字里。

朱棣的内城基本取元大都旧址，明初北墙向南移五里，至今德胜门、安定门，南城墙向前推移到正阳门，正阳门俗称前门，前门大街从箭楼和瓮城伸出。这样，中国的历史开始向另一个部分靠近。那是一个欲言又止的部分，一个将可能的真实弄的传奇迷离的部分，一个在威严正史的骨骼上补充着温情血肉的部分，一个在呆板史书里淋漓着人性的部分。其间充溢着历史不敢正视却又幽怨不舍的温柔。

前门大街的右边，珠市口西大街朝上至铁树斜街之间，陕西巷从明朝初年开始的蜿蜒，在历史的侧面幽光明灭。

明初政府动迁大量商户至前门外地区，招商居货。这条胡同聚集了许多陕西籍木材商囤积木料。潮湿的树木和那些最初的陕西语音一起，渗透于巷子的细微纹理，沉淀出陕西巷阴柔中绽放豪情的气质。

迷宫般的汉语言经常使用数词增强着它的迷幻，俗着说就是在使用数词的时候经常说的不是数。九位于至尊，九是被一个人专用的，京城是因为那个用九的人居住着，那人周围居住的人，说起数来口气也都习惯了不小。比如天桥八大怪、唐宋八大家、燕京八景。

比如八大胡同。

八大胡同是老北京花街柳巷的代称。这里的“八”就是个虚指，虚了一下还意犹未尽，再加个“大”字，升华出一个蕴含深厚的代名词。

过去的中国男人说去八大胡同，意思是告诉你他要“做什么”而不是“去哪里”。

陕西巷这个名字，它的成名和进入历史以后和陕西的瓜葛就像那些木材一样稀少到不见了。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改名的意思，就这么不太协调地与石头胡同、小李沙帽胡同、胭脂胡同、东西皮条营、百顺胡同等混迹一起，收藏着一段暧昧的沧桑。

关汉卿们的破摔给汉文化注入了异样的色彩。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四大徽班进京，其中四喜班住在陕西巷，使铁树斜街樱桃斜街那一带成了中国京剧梨园诞生之地。

汉文化开始不可抑制地从身体的上半部分朝向下半部分蔓延。

清代中叶以后，陕西巷内妓院渐多，清末民初巷内妓院多达14家，陕西巷成为繁华之地，城南著名的销金窟，多头等妓院，旧称“清吟小班”，为“八大胡同”之首。八大胡同的妓院开始鳞次栉比起来，江南佳丽、北地胭脂，粉白黛绿、瘦燕肥环，一阵子海陆杂陈，香闻十里。

销金窟销的是谁的金？且偶拾几例：徐珂《清稗类钞》记录清末士大夫风尚：“除却早衙迟画到，闲来只是逛胡同”；清末京官如不饮宴取乐，会被同侪讥为“生长僻县，世为农民。本不知有人世甘美享用也”；民国共和，达官贵人反倒更加肆无忌惮，毫不掩饰，八大胡同的主要嫖客是“两院一堂（参议院、众议院和京师大学堂）”的“人杰”；八大胡同成了正常社交场所，寓社交于性交，先相互埋单，后勾心斗角，风月场真是个好舞台，妓女们反倒成了用来养人眼配角。

这样的被历史压入底层的所在，却从来不是原本就活在底层的人们能够享有的。那种所谓的底层，实际上是历史的压箱底儿，汉文化的精萃部分一向就是等同于花街柳巷风月场所，在散发着浓郁晦味儿的幽暗箱子里，卑躬屈膝地作践自己，期盼着被捡出来亮相显摆一次，讨得权势的一丝快意。

陕西巷52号的云吉班，二层小楼，前后两院，雕花房檐。这种当初作为妓院的二层小楼，建造之前就定好了使用功能。一般底层都是阔大的天井，嫖客到来坐在这里，小二就把妓女吆喝过来，任由客人挑捡；顶层的小房间一般8－10平方米，勉强容得下一床一桌一梳妆台；每座楼这样的小房间大约有10到20间，各个房间面面相觑，有点可笑。

就在这个可笑局促的地方，出了个最佳女配角小凤仙。小凤仙在吉云班算不上红姑娘，“叫条子”常常轮不到她，政治舞台上却算得一个曾经的超级女声。

袁世凯为了当上皇帝，曾自行策划组织了几个劝进请愿团，“六君子请愿团”与“娼妓请愿团”赫然同列。最初小凤仙之邂逅蔡锷，有人说是袁世凯安排的，看来并非无中生有。台湾作家高阳描写袁世凯与曹锟贿选，小说题目即是《八大胡同》。位高至民国大总统、“洪宪皇帝”的人都如此善于以妓女开创历史，能独善其身的官员还能有几人？段祺瑞不吸鸦片，不逛胡同，仅仅如此，就被许多人真心奉为出类拔萃的好人。

时任袁世凯政府中的护国大将军、东宫太子师、云南省都督这么一大堆头衔的的蔡锷先生，机警舍身巧妙离京，就是在那个可笑局促的地方借助于一个吊眼梢翘嘴角的二流妓女小凤仙实现的，也成就了一段看样子还要继续流传下去的侠骨柔肠觅知音的佳话。

为什么会成就这样的佳话？

汉文化就是这样时不时地把妓女与嫖客在血雨腥风的历史章节中加精置顶。

小凤仙因受蔡松坡的垂青而艳名大噪，一些人竭力趋走云吉班，渴望获得小凤仙的一夜缱绻，从而赢得与蔡松坡“同靴兄弟”的美名。

冯玉祥在他的传记的一个章节里提到了一位叫李六庚的精神失常的老先生，这位先生每天早上提着一面锣，到八大胡同去打六更，一路叫嚷着：还不醒醒吗，还不醒醒吗；有时大白天里，他老先生打着灯笼，在大街上跑来跑去，眼泪汪汪地告诉别人：“我找人！我成天看不见人，这地方尽是鬼！”李六庚老先生现在是难得遇见了。

从已有的资料和常理来看，嫖娼的最大主力商人的心灵描摹是缺席的。是没人记录他们，还是他们自己疏于表达，值得玩味。历史的记录被权力操控的时代，暗中作俑者的金钱利益们怎能现身，这大概是一种潜规则。

与政客、商人、愤青们相比，文人就显得憨拙滑稽。《蔡元培文集》：“两院一堂、探艳团、某某公寓之赌窟、捧坤角、浮艳剧评花丛趣事策源地”。文人们嫖妓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博得名士风采，相互记录，引为逸事。中国知识分子们大多具有人格分裂的思维特征：对人礼教，对非人就不必拘泥；此时此地此事礼教，彼时彼地彼事就不必拘泥。独树心灵太苦太闷，锻炼魏晋风骨简便有趣，此时妓女又成了文化用品。

以上的各种搅拌在一起，就产生叫作“青楼文化”的东西。“青楼文化”的特征是：难得糊涂，逢场作戏，何必当真，又何必当假，只有规矩，没有是非。也可以做为精萃置一次顶。

陕西巷终究是陕西巷，阴柔中绽放豪情，养人眼的配角终于也转移一次观众的视线，独自弄出一场传奇。

傅钰莲，又名彩云，江苏盐城人，约生于1872年。幼年被卖到苏州的“花船”上为妓，1887年（光绪13年），适逢前科状元洪钧回乡守孝，对彩云一见倾心，遂纳为妾，洪时年48岁，傅彩云年仅15岁。不久，洪钧奉旨为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其原配夫人畏惧华洋异俗，遂借诰命服饰给彩云，命她陪同洪钧出洋。90年代初，同洪钧归国，不久洪病死。1894年，傅彩云在送洪氏棺柩南返苏州途中，潜逃至上海为妓，改名曹梦兰。

傅钰莲，彩云，曹梦兰，还有别的，一个经历了不同名字的女人，最后改名赛金花。

在晚清众多的名妓之中，赛金花应该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除了名列“清末四大谴责小说”的《孽海花》，还有多部笔记和小说涉及她的故事。

看看状元夫人傅彩云的一段表白，其坦率和敢作敢当真是中国妇女难得的一次闪亮：“我何尝不想给老爷争口气，图个好名儿呢？可是天生就我这副爱热闹寻快活的坏脾气，事到临头，自个儿也做不了主。……若硬要把我留在这里，保不定要闹出不好听的笑话，到那一步田地，我更要对不住老爷了！再者我的手头散漫惯的，从小没学过做人家的道理……我阔绰的手，一时缩不回，只怕老爷留下来的这一点死产业，供给不上我的挥霍，所以我彻底一想，与其装着假幌子糊弄下去，结果还是替老爷伤情面，害子孙，不如直截了当，让我走路，好歹死活，至多我一个人背着个没天良的罪名，我觉得天良上倒安稳得多呢。”

赛金花挂牌接客，果然效果颇佳，名声大噪。清末著名小说家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因为她传奇的经历，将她列入海上名妓中的“后二怪物”之一。另有作者特意将原来的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开除一位，而将这位“状元夫人”列为“金刚”之首。在北京的陕西巷，她则因为喜欢穿男装，被称为“赛二爷”。

赛金花与大历史的链接是庚子事变。到了历史不敢正视却又幽怨不舍的部分，暂且划入据传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赛金花因为通欧语，得到西人的宠幸，她在西洋时就与联军总司令瓦德西相识，这次旧情复燃，亲密异常；也凭借这一层特殊关系，赛金花曾劝瓦德西少侵扰百姓，辛丑和议之成，也多得益于她，因此京城人对她多有感激，称之为“议和人臣赛二爷”。这类传说也正是赛金花故事中最引起争论的地方。从历史上看，出生于1832年的瓦德西时年已68岁，似乎不大可能与赛金花有什么私情可言。不过，在北京八大胡同众多的倚门之娼当中，精通欧语的确可以使赛金花脱颖而出，为“结与国之欢心”提供方便。赛金花是否对辛丑和约发生过作用，从正史上可以说是无据可查，不过民间叙事却是另一回事了。在当时多数人的记录中，乘车与欧人招摇过市的赛金花至少并没有引起普通人的反感，“议和大臣赛二爷”倒是名满九城。

这段难以揣测的公案给历史提供了足够的想象空间。

和议既成，联军退兵，两宫回銮，乱哄哄论功行赏之时，自然没有赛金花的份。相反，虽然“议和大臣赛二爷”的名声增加了不少“生意”，也不过依旧做着倚门卖笑的生涯。一至于后来的虐妓致死一事，赛金花并非没有责任，但似乎也别有隐情，她是因为招摇于历史的表面的缘故才被解返原籍的。“招摇”二字似乎一直颇有深意，乱世之中，一个风尘女子身份大起大落，巨大的反差很容易反映出世态炎凉。

此后的赛金花虽然又在上海重张艳帜，只是秋娘已老，传奇的故事也离她而去。也不再和陕西巷有关。不过一个身份低贱的风尘中人，一生中两次与历史风云际会，虽为流星一闪，却也足以引起世人的向往与惊叹。

赛金花一世的坦然，坦然做妓，坦然做状元夫人，坦然说西洋话，坦然回头做妓，坦然在懦弱大清里招摇，坦然做黄花消逝；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与其装着假幌子糊弄下去，不如直截了当，让我走路。

这样的人只能被历史虚化，不然会把太多的人脸照出破绽。

这样的坦然只能被历史捂住，不然会把更多的可能抖落出来，让历史难以选择。

赛金花最终的孤寂似乎是众望所归，使大家都踏实了。可以让太多的李鸿章和义和团们无休止地闹腾。

一个稀有的心灵悄然湮灭。那个孤寂的心灵只能寄托在她的身体里，给众人演示着一种生理的记忆和肉体经历。率性坦荡的赛金花所经历的那种生理和肉体的记忆当然是不能相容于理性的历史记忆。这样的一种记忆，通常被我们正在活着的人一边刻意地忽略一边像碎片一样在我们的身上偶尔艰难地闪现。

用生理的记忆和肉体经历去构筑历史，恰恰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重大的缺失。这种缺失，就是我们总是不能回到生命本身的病因。我们的历史远离了身体太久，那种直接在心灵里迸发的闪现带着羞耻的面容隐匿于迷宫般的文字深处。

赛金花住过的怡香院，现在叫做陕西巷宾馆。这栋小楼的外墙立面涂上了水泥，但圆窗洞仍在讲述着它过去的经历。这是一座二层小楼，内部红柱朱廊围成天井，整栋楼每个房间的门都面向中央，天井内还有一个带太湖石的水池，里面奇怪的养着不语的龟。

陕西巷宾馆里面的格局依然保留着从前的模样，天井式样的二层围栏式小楼，是八大胡同高等妓院常见的格局，从隔断着时间的天棚里透射下来的传奇阳光，非常明亮，直晃人的眼睛。

陕西巷中段往东拐的一条小胡同，在陕西巷旅馆的南面一点，有一个女公共厕所，这个厕所，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赛金花开办的怡香院的入口，也就是陈宗藩在《燕都丛考》里说的“自石头胡同西曰陕西巷，光绪庚子时，名妓赛金花张艳帜于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