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悲剧父亲之：成长之痛

父亲生于1931年，小时候家里很穷，家徒四壁，父亲身体很孱弱，经常生病。由于无钱治疗，父亲的身上留下了很多伤疤。特别是腿上，几乎是疤连疤，一到冬天就被冻伤并感染，脓血不断的从他腿上渗出，伤痛常常会折磨他整个冬季。为了生计，父亲6岁就开始给人放牛。父亲12岁时，祖父去世了，这时恰逢叔父出生，家庭生活全靠祖母一人支撑，生活更加艰难。所幸不久，祖母便遇到了继祖父，濒临崩溃的家庭才得以继续维系。

继祖父祖籍四川，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当了兵，1943年被日本鬼子打散流落到这里，于是便做了父亲的继父。

继祖父的身体非常健硕，加之当了多年的兵，常年走南闯北，深谙人情事故。继祖父遇事冷静、胆大心细，颇有主见，来到家里不久便让家人乃至全村人都很信服。那时候家里田少，仅靠几亩薄田根本不能维持一家四口的生计。于是继祖父便外出给人当脚力（俗称“八条系”，即用扁担箩筐给人当挑夫），因继祖父脚力好，来找他的人很多，生意特别好，家庭状况倒也过得去，在本村的贫下中农阶层也算得是好的了。

继祖父很快也很自然地成了这个家里当家主事的男人。那时的女人都裹着一双小脚，因此，外祖母就只能干干家务活，加之叔父很小，需要照看，烧火做饭带孩子，对于一个小脚女人来说，够呛了。所以地里的活就由继祖父掌墨，父亲搭手，全盘包干了。父亲只有十多岁，身体发育不良，体力十分不济，但，继祖父要求却十分严格。继祖父出生行伍，耳濡目染的就是雷厉风行，绝对服从；加上学问不高，当时也没有推行素质教育，父父子子的封建道德教育倒是非常盛行，因此，继祖父十分讲究“言必行、行必果”，并因地制宜地制定了一整套量化管理办法。农忙的时候，父亲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放牛，吃罢早饭，就随继祖父下田，下午头晌过后就又去放牛，直到天黑上了脸才能回家；农闭的时候也不轻松，除了雷打不掉的一天两次放牛以外，余下的时间不是砍柴就是打猪草，不要指望能偷懒，继祖父给人当脚夫收工回家后是要检查的：一查牛肚子是否吃到标准；二查柴草或猪草够不够重量（根据不同的季节制定不同的标准，稍作努力即能完成），如有差错，轻者训戒、重者惩戒（如罚站、罚跪、罚饿、罚劳作）、再重者罚笞（用细竹棍抽臀）。当然，如果做得好，是有奖励的，比如给点零用钱什么的。

后来，父亲为了证明继祖父的狠心，经常给我们讲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天天不亮就起来放牛，实在困了就把牛系在荒包的小树上让其吃草，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在草地上睡着了。睡醒后发现牛不见了，怎么也找不到，回家后不仅挨了继祖父的棍子，还罚跪罚饿，当时还真的以为牛丢了，心里非常驯服，正在暗自庆幸顺利过关，等惩罚完了却被告知，牛并未丢失，是继祖父把牛藏了起来，这不是故意陷害吗？

我并不认为继祖父“藏牛”的目的是为了陷害父亲，因为即便继祖父再不喜欢父亲，他也大可不必这样做。在那万恶的旧社会，一个父亲要对儿子实施惩罚是不需要有什么理由的，继祖父之所以这样动用心机，我看出发点还是值得肯定的，无非是想矫正自己儿子不负责任的行为，从理论上讲，一波三折的经历能让人长久记忆，也亏了继祖父的用心如此良苦。但我同时认为，继祖父的这种教子方式并不适合父亲，根据父亲当时身心发育正值心智敏感、多疑、脆弱年龄阶段的实际情况，我看正确的教育方式还是应当以激励为主，充分培养其自信心和上进心，让其心智得到健康的发育。

事实正是这样。一方面，继祖父对父亲惩戒式的教育，使父亲对继祖父产生了一种本能的心理恐惧，因而事事服从，温良恭顺，但这种服从是一种慑服，在其内心深处，却藏匿着强烈的仇恨和对抗；另一方面，这种教育的直接后果是将胆小怕事、谨小慎微、敏感狭窄的性格特性牢牢地嵌在了父亲少年的心中，并成为父亲悲剧人生的导火线。

说实在话，我对继祖父的评价是挺高的。在我能够记事的时候，继祖父就与我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这样说，我的童年的全部和少年的大部分生活、学习、劳作史，都是在继祖父的关怀、照顾、教育和影响下写就的，直到1976年继祖父去世。现在我仍然记得继祖父经常挂在嘴边的两句话：“吃的不少，打的不饶（意即奖罚分明）”、“不要惹事，不要怕事”。前八字为对内政策，与邓老的对内政策怎么想怎么像；后八字为对外政策，则与毛老著名的“人不犯”政策异曲同工。正是本着这“十六字方针”的教育，我与我的同胞们在家享受着劳动的紧张与快乐；在学校里彰显着热情而自信的风貌，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

也许正是由于我对继祖父的敬爱，从而使我对一向仇视他的父亲有一种潜意识的拮抗，并且为双方的感情沟通构筑了一道屏障，这当然是后话了。

且说在继祖父的悉心经营下，父亲一家的生活条件可谓日新月异，一年一个新起点。到1949年初的时候，家里已经具备了买田置地的能力，正当继祖父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一场突然的变故彻底敲碎了他的希望。

祖母这时得了一场大病（据说是腿骨结核），经过辗转治疗，用光了积累总算保住了腿子，但却落下了残疾。

小时候继祖父每次给我讲这事的时候总是首先一声叹息，然后话锋一转说：“都是命中注定的哈，不然我们家至少也要划个富农，那现在的日子就不好过啰”。

继祖父虽然断了置田的念头，接着却又动了育人的打算。这时，叔父已到了上学的年龄，继祖父决定送叔父去城里上学，为了显示公平，同时决定送父亲到私塾去读书。但好景不长，由于国家制度的更替，私塾被禁，父亲只得辍学回家。这一年父亲已经20岁了，继续读书确属不切实际，并非继祖父偏爱叔父。

父亲的确是个读书的天才，若在现在，说不定可以考个清华、北大读一读，毕业后怎么也是个国家栋梁。当时父亲只是断断续续读了3个月的私塾，就能够读报、写字、打算盘，更出色的是，他能够左手算珠算，右手记数字，双手并用。这在方园二十里曾一度被传为佳话，也着实让父亲风光了一把，直到他去世之前，似乎还一直都把自己当作知识分子的一员。

新中国的成立、人民的当家做主，似乎没有使父亲的地位发生像咱国家那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祖父母来说，打土豪、分田地，他们的确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房子有了，地也有了，过上好日子就有希望了。而这些分来的农田在父亲看来却无疑就是关押自己的囚牢，书读不成了，自己的身体又不是干活的料，这样的日子，整日里还要面对忌若鬼蜮的继父，岂能不让人悲哀？

父亲后来常常念叨：如果迟几年解放，唉，我就肯定不是这样子，最起码也是个国家干部。当然这话是搁文革后说的，跟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一直是父亲至死不渝的行为准则。但这话也充分证明，父亲对“解放”是有意见的。解放是不错的，但在解放的时间把握上不够恰当，毛主席在指挥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之前，没有充分考虑咱父亲正在读私塾的实际情况，造成了一个农民的儿子荒废学业的严重后果。试想，咱父亲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取得了如此辉煌的学习成果，如果再用三年，岂不就造就了一个知识天才了吗？看来伟人确有犯错误的时候。

面对现实是痛苦的，而更痛苦的事是你不得不面对它。父亲要面对的现实是：他的理想和专长及身体状况都要求他做一个文人，而社会、家庭却只能给他一种选择－－－做一个农民。对父亲来说，做文人有成功的优势，做农民则只有失败的劣势。明明知道最终的结局会很失败，命运却偏偏要这样安排，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父亲的心情很无奈。可见，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谈自由，无异于意淫，聊以自慰而已。

这样，父亲的生活又回复到了未上私塾前的状态。只不过父亲当时已经20有余，是成年人了，因此，继祖父在管理上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严格了，并且常常向父亲灌输之所以要辛勤劳动的目的，完全是为了父亲、叔叔和这个家的未来，云云。继祖父说这个家是你们的，不是我们的，我和你妈只不过是个帮工而已。说这话当然旨在激发父亲的主人翁责任意识，从认识的高度解决父亲在生产劳动态度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只可惜收效甚微。父亲非常坚定地认为自己就是这个家里的一条牛，劳动成果的好坏似乎与他关系不大。所以，对于继祖父给他安排的农活，他总是抱着力所能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态度为之。父亲做了一辈子农民，连耕田、耗地这些最基本的农活都过不了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