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不都是灿烂阳光

在一个暴雨如注的日子，我去合肥办事。下午二点多钟，刚想休息一会，却想到一个落难的老友双喜，他正在巢湖监狱服刑，遂起身前往。因当时没开派出所的证明，喊了他家属玉英一起去。雨下得很猛，搬天往下倒，雨刮器来不及刮动就被水冲回来，雷声隆隆，惊人心肺，我的思绪却飞到那遥远的年代……

1975年，我随一批下放知识青年分在黄河故道北岸的一个黄河果园场里，这里有上千亩肥沃的麦田和果园，还有养貂场、木器厂、染布厂、养猪场，几百个知识青年吃的是集体大伙，白面馍，偶尔还有肉食，在当时的年代可以说有这样的待遇就算不错了。我们同寝室住着三个人，除我以外，一个姓贾叫剑铭，母亲是大公社的书记，再一个就是双喜了。场里给我们的分工是小贾负责喂猪，我和双喜骑着破旧的自行车到农村收白布染布。那时年龄小，不好意思张嘴呦喝，到一个村里我们互相推让着：“你先喊”“你先喊”，都不好意思张嘴，最后我们一齐喊：“一、二”，才张嘴喊出：“谁染布了……”，那声音又细又怪，庄上的村民看我们象怪物似的，不知所以然。就这样我们在一起生活，一起说理想，谈将来。“双喜”长得文静憨厚，我长的瘦小精干，我爱好文学和乐器，天天抱着小说看，比着美术字练习出黑板报，当时写墙字搞宣传活动都是我的活。他不好动，和小贾一样喜欢数理化抱着课本读，读书成了我们共同的爱好和生活的一部分。1976年我应征入伍到了东北，1977年恢复高考，双喜和小贾双双考上了大学，一个是铁道学院；一个是师范学院.从此我们各分南北，相隔千里，有时鸿雁传书.随着时间的推移联络逐渐少了。但我知道双喜一路官运亨通，从一个中学老师，科级县级最后成长为一名正厅级干部。虽然我们见面少，但他给我的印象还是那么忠厚诚信.每次见他，不论是在省会，还是在县、市，他作为一个市厅级干部从不摆架子.在家吃饭是常事.在饭店吃饭，经常性地呦喝着大声划拳，惹得饭店的服务员侧目相看。当我从部队回来后，被分配在一个大厂，当时挺高兴，副厂长，有职权.可好景不长，没几年工厂彻底不冒烟了，我进入了人生的最低谷.何去何从，走哪条路，他经常半夜时分给我打电话，估计他是在外应酬完回来问问我的情况，并开导我，在他的鼓励和帮助下我重新掀起了人生的风帆，开始了第二次创业，当起了卖烟酒的个体户，生意越来越好。我写的稿子“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被《人民日报》刊登，多家报纸转摘。92年底在他的帮助下我又被调入土地部门工作。可他自已却因贪污受贿进了牢房.

车到巢湖监狱，雨还在下.办手续太麻烦了，因为我是第一次与他会面，来回在狱政科和监狱会见室跑。也不知是因为天阴，还是心情问题，我在等待狱警提他的时候，心里直打冷颤。来了，近了，一个穿着黄色马夹，走路微驼，灰白色的头发，满脸胡匝的人，后面有一狱警跟着，这是昔日的双喜吗？我在心里问，是的，不容置疑了，我迎上前去.他猛一楞，眼神好一会儿才冒出那诚惶如火的光来，我拥抱了他，他拥抱了我，我的双手是用力的，他的双手是轻轻的。

因为有双喜的家属玉英跟着，狱警同意我们坐在小饭店似的小桌子旁会见。玉英说：“又瘦了，赶快吃点东西”，她双手快速的剥开橘子，向双喜嘴里塞去，双喜没吃完又塞了进去，一连吃了三个橘子，我在一旁说话，他只唔唔的点头，根本无法回答。橘子吃完，玉英又打开小袋的牛肉干，向他嘴里再次塞去，一边塞一边说着家里上有八十多岁的老母，下有高中没毕业的孩子，老母连稀饭都不能烧，孩子成绩上不去，双喜只是点点头，说让你辛苦了，受累了，我感激你！我在旁边根本插不上话。

从双喜口中我知道他的想法：一是精神不能倒，二是身体不能跨，每天坚持锻炼身体，练书法，读历史，又上了研究生的自学考试课程，现在已通过三门了.他说他的目的就是表现好争取减刑，再减刑，出狱后好好补偿孩子，补偿家庭。他对玉英表态说每星期给儿子写一封信，不再打电话，用书信的形式教育孩子：不能再依赖父母，人只能靠自己的奋斗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把握自己，把握住尺度是做人的关键。

狱警催时间到了，玉英恋恋不舍，我强忍泪水重复说：“一是身体不能跨，二是精神不能倒。”回来的路上，雨小了，但还是在淅淅沥沥的下着。我对玉英深有感触的说：人生如此，潮起潮落，你还是看远点，想开点，一切都会过去的，生活还得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