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面子说到自欺欺人

我之微，俨如野荒外的一棵无名小草，但是却有给于我生命希望的母体，那就是祖国。不过却想茁壮成长，也不冀望生出骄人的花朵。只想把那一抹小小的绿真诚地奉献给心爱的祖国，哪怕能在母亲的脚下增添一丝风采。——题记

国度之宏深，历史之悠久，礼仪之帮，却令人欢欣鼓舞与骄傲。历史潮流浩浩荡荡，翻沙扬淤，摈弃与存留亦是必然。我们的人们有着讲面子的传统，面子固然好，若是移花接木或者越俎代庖就不见得能够有实际效果。

相传在清朝的时候，西方人来到中国找老佛爷争取利益。老佛爷很要面子，泱泱大国之君，是不会见西方那几个黄毛的。黄毛们无所谓，只要能索取利益，见谁都可以的。后来到了衙门，衙门官僚先是之乎者也一阵子，弄得洋人很是反感，他们有枪有炮，一通威吓，吓得清官立即答应。不过清国官员很懂得如何要面子的，说是送洋人走的时候，不让他们走正门，引到边门送了出去。即使这样也还不失去面子，不过再见的时候没有和洋人握手，喏喏的行了一个“国礼”——是几拜没有确证。这样一来，那几个洋鬼子就丢人了，自然清国官员面子十足了，于是还互相惬意的一笑。想来，这样的面子不要也罢。越要，银子出去的越多。这是一个事件，决不是臆造，也不会。

自称为马背上的民族，曾经叱咤风云，元朝的时候统治了中原，在这之前同样也统治了俄罗斯和奥国。说起来统治俄罗斯的日期要早于我们的国度。这个时候，中原人就引成吉思汗为骄傲，要面子！笔者抑或读一些俄国的书籍，确实也没有看到以大汗为自豪的信息。当然我们国家有56个民族，是个大家庭，包括蒙族。外蒙在建国初期已经独立，是另一个国度，这个时候，万一他们也要骄傲，来和中原人争“祖先”，如何？

因此以上两种面子，确实不应苟同。其实何不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触类旁通、上下求索、从小到大、以此类推、推己及人，是否应该有沉郁与思考的可须性。我们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有着辉煌的的历史。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同时也需要与之配套的先进的人文文化与精神生活，这一切应该服从国家发展的良好局面。孔圣人曾经指引中古文明，他的理论在某种程度是适应那个时代的发展需求。在蒙蒙撞撞的奴隶时代的阴影下，他的学说何不是一股新鲜的血液，在那个时代就是人类文明的指明灯，在我国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基本和人性哲学。“礼”突破性的把民族带进了文明时代，由坚不可摧的奴役制度向君主制度迈进，就是服从君权，同时也给“议”和“谏”留下了余地。因此他依然提出：事君，事亲，事鬼。事君我们现在不需要，是民主时代；事亲，就是尽孝道，现在是需要的，不过，象郭巨埋儿、老莱娱亲、黄香扇枕的方式是不必须的。事鬼，作为一种纪念死去亲人的活动，燃纸、烧香大可不必！不过当一个新的思想一旦被人们认可，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以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接着就出现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条文。在当时那个时代未免不可，若是现在还不把人们的行为锁死才怪的。目下也有些许人，为了“安静或者不至于惹祸，”不同程度在这信条的阴影下行为。但谁又能尽悉其繁琐的礼数，谁又能有高超的超控能力！于是诗人们大喊：人生充满着坎坷！因此行为粗枝大叶的人们，往往不注意就出现多行不“义，”然后就是“自毙。”人都毙了，再加上“不义，”哪里还有面子，没有面子拉！所以人们又出现了尽量保全面子的手段来自欺欺人：有了性病，非说是小肠火；牌坊要立，婊子也要做……

话说到这里，如何可以紧紧跟着时代的步伐，如何不因为固守陈规而不因“要面子”阻拦社会前进的步伐，使时代呈现文明繁荣的景象那？我们的哲学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哲学，里面有两个重要内容是：科学性和实践性。这两个内容的生命力就在于创新，且不断的创新。这个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讲，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急先锋！当创新的前景还不是非常确定的时候，当精神生活和物资生活发生碰撞的时候，社会实践必须出现新的人文精神来保驾护航的时候怎么办？这里就出现了我们的人们必须“忍耐，”这个忍耐不是单单的等，而是上层建筑的策略和勇气。有人还是惊恐！怎么办？最终的底线要依赖我们高尚的社会道德，这个非常重要。此时的创新依然须努力，在确有把握的时候公布于众。这一整套的思维和作为完全可以解决因为那个小小的“面子”的问题而造成的不必要的国家和社会无畏的资源浪费！

再讲一个关于面子的故事。大家知道西方（德国）大音乐家贝多芬是个坚强、刚毅，甚至残暴的人物。1801时，他热爱的对象是琪丽哀太，他们有两年的真挚的爱情生活。因为身体的原因，只是了解他26岁开始耳聋，其余的不得而知，也许还有。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段爱情使他格外感到自己的残废，境况很艰难，使他无法娶他心爱的人。其次，琪丽哀太是风骚的，雅气的，使贝多芬烦恼。1803年11月，她嫁给了伦堡伯爵。像贝多芬高灵性的人，心灵已因疾病而变得虚弱的时候，狂乱的情绪更有把他完全毁灭的危险。他亦是一个人，后来贝多芬非常苦闷抑郁。不过随后琪丽哀太还利用贝多芬从前的情爱，要他帮助现在的丈夫。贝多芬立即答应了。贝多芬在1821年给兴特勒（？）会见时在谈话手册上写道：“他是我的敌人，所以我更要尽力帮助他。”“她也到维也纳来找我，一边哭着，但是我瞧不起她。”后他在给他两个弟弟信中说：“……把德性教给你们的孩子，使人幸福的是德性而非金钱。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在患难中支持我的是道德，除了艺术还是道德。”1792年，他离开故乡，路上遇见开向法国的黑森军部队。无疑，他受着爱国情绪的鼓动，立即着名的战争音乐：《行军曲》、《我们是伟大德意志族》。虽然不可以尽能理解他的超脱的心境，但是以一个伟大的人可以做到的，于我们一般的人是有借鉴意义的。从上文可以发现，贝多芬是没有要面子的，不顾“夺妻之恨的侮辱，”依然回过头来帮助他的“敌人。”（他自己的话）比不要面子更要深刻，他勇敢的摈弃了所谓面子。上文的清国官员，若是丢了面子，会无颜面世的哦！在他精神上受到摧残的时候，在他左右为难的时候，道德给于了他生的支持，使他在痛苦中寻求快乐，使他的人生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他的“面子”都给于了尊严——个人的，国家的；自欺欺人更无从谈起。当然我们也有民族脊梁——

回到本文的题目与中间的阐述的相关内容，笔者进一步得到启示！对别人，当然除了比本文观点认识更深刻的。能否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