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鸡蛋

我曾经有过一段卖鸡蛋的经历，那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我读小学的时候。记忆是执拗的，那年那月的风风雨雨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有一种隐隐的阵痛在慢慢蠕动着。

抚今追昔，难忘那段岁月。

我7岁那年，我娘死了，全家随我爹般到了城关公社红星完小（即现在的古阳中学），爹在那里当小学老师。我娘死后，使本来就很贫寒的家庭更是一落千丈，一家5口全靠我爹一个人每月16元的工资维持生计，真是雪上加霜，伤口涂盐啊！由于住的是平房，我爹在厨房旁边做了一个鸡笼，养了3只母鸡，母鸡是乡下的伯伯赶场时送来的。也许有人会问，人都饿得脸儿现黄，眼圈泛蓝，全身发软，那还有多余的粮食来喂鸡啊？可鸡比人好讲究啊，草籽野菜啥都能吃，而撸草籽薅野菜正是当年像我一样大的孩子力所能及的活儿，还有上山捕蚂蚱，进塘捉蛤蟆，下河捞鱼虾，也是孩子们乐此不疲的游戏。须知，蚂蚱、蛤蟆、鱼虾都是鸡绝好的美味佳肴啊。

养鸡盼下蛋。可我家的鸡下蛋后却很难进入我们的嘴巴，就连当时只有2岁的弟弟都难得吃到，那又为啥呢？养鸡就是为了下蛋，下蛋就是为了吃，不能吃，那养它干吗？人家的鸡蛋可以吃，可我家的鸡蛋就不能吃啊，得卖钱！那时，我爹对鸡蛋的处理是卖掉，再有卖鸡蛋得的钱托熟人偷偷到黑市上买来高价的粮食，比如苞谷、红苕等，因为我家粮食不够吃啊。我至今还保存着我家1975年的《城镇居民粮油供应证》，当时，我爹是老师，每月供应米28斤，大哥是初中生，每月供应米27斤，我是小学生，每月供应米21斤，妹妹和弟弟是儿童，每月供应米只有18斤，那时我们兄妹4人正在长身体，这么点粮食哪里够吃啊！而要把这点粮食买回来，就靠我爹每月16元的工资，因此，休想再买回一籽黑市的高价粮。现在想来想去，我爹当时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主，没有经历过那个年月的人，哪会有如此深刻的理解。

要卖鸡蛋，大家无异议，我也不反对，但受委曲的却是我，因为卖鸡蛋的重任只能责无旁贷地落在我的肩上。爹是老师，要上班，不上班，就没有工作，一家5口就得喝西北风；况且，那时正值“抓阶级斗争为纲”，大人们到市场上卖鸡蛋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旦被抓到，轻则召集群众开你的斗争会，重则开除公职甚至送去劳动改造，这还了得？因此，我爹根本不可能去卖鸡蛋。大哥那时读初中，除了功课紧外，还有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帮爹做一些重体力劳动，比如上山砍柴，下地种菜，没有时间去卖。妹妹和弟弟却还在小，那时还着穿开裆裤，岂能担此保家卫腹的重任？在经过我爹无数次的好言抚慰、恶语咒骂的思想工作之后，我便只能噙着泪水屈服于我爹深谋远虑的调兵遣将安排了。

我永远忘不了我第一次卖鸡蛋的经历。

那时，为了大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赶场由原来的5天一场改为半个月一场，要买个什么或卖个什么，那时真难啊，简直比登天还难。

那天是星期六，吃过早饭，我爹将3只母鸡一场下下来的30多颗鸡蛋，用竹篮子装好，为了蒙蔽市场管理人员，还在上面铺了一层稻草，盖了一层蓝布。我爹怕有什么闪失，一再嘱咐我：“到了市场上一定要千万小心，不要叫市场管理人员发现，遇到他们时要赶紧跑，不要被他们抓到。”我点点头，自持聪明机灵，便说：“爹，没有问题，你放心吧。”我来到市场上，赶场的人不多，卖东西的人也不多，稀稀拉拉的，十分萧条。那时，鸡蛋卖7分钱一颗，黑市上的米卖2角一分钱一斤，30颗鸡蛋可卖得2块1角钱，也就是说卖30颗鸡蛋得的钱可买黑市上的大米10斤。我小心地在场上走动着，想喊“卖鸡蛋啊！有人买鸡蛋吗？”可又不敢喊，生怕被市场管理人员听到后把我抓到。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走着、看着，看着，走着，眼看太阳渐渐偏西了，市场上的人越来越少，我也饿了大半天，肚子“咕咕”的叫，可鸡蛋一颗都没有卖掉，心里很难受，可也没有什么办法，可我又不敢回去，鸡蛋没有卖掉，早早回家肯定要被爹打一顿。直到天快黑了，我才回家，回到家里，我爹见一篮子鸡蛋没有卖掉一颗，腊黄瘦长的脸一下子就阴了下来，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便把篮子藏了起来。我怕被爹打，赶紧领着妹妹和弟弟到外面玩去了。我理解爹的心情，也知道爹的难处。

纸上得来终觉浅，得知此事要躬行。后来，随着我到市场上卖鸡蛋的次数多了，慢慢地我悟出了一些卖鸡蛋的门道，慢慢地成了卖鸡蛋的高手。

又到赶场的时候了。我家的3只母鸡很争气，每场都能下半30多颗鸡蛋，为我家帮了大忙。那天，我提着篮子去市场上卖鸡蛋。在市场上，我提着篮子，在人群中小心翼翼地穿行，扯一下赶场人的衣尾巴，嘴里小声地问道：“买鸡蛋不？”“买鸡蛋不？”眼睛却叽里咕嚕地四处张望，看见戴着红袖章的市场管理人员，老远就躲开了；若是大碰头，赶紧昂起头，脸也不红，心也不跳，脚也不乱，装得就像没有什么事一样，大摇大摆地走着。这时，一个中年男人瞄上了我，便跟在我的后面，我走一步，他也走一步；我停一下，他也停一下。我也看出人要诚心卖鸡蛋，就放慢脚步，拐进一条胡同，那人也跟来了。见四处没有人，那人问道：“小兄弟，真有鸡蛋卖么？”我把盖在上面的布解开一个角，露出鸡蛋：“那还有假么？”那人又问：“多少钱一颗？”我说：“老行情，7分钱一颗。”那人走上前，看了看我的篮子，见鸡蛋颜色好，说：“能少点吗？我全买了。”我想，多得不如现得，卖鸡蛋是冒风险的，万一被市场管理人员抓到了，不仅要全没受，搞得不好还要带到公安局，那就坏了大事，就说：“一共35颗，你看？”那人叹了一口气，说：“要不是你婶娘坐月子，我那舍得买那么多。这样吧，我给你2块钱，全买了。”我心里默算了一下，确得自己不亏，便点头答应了，于是，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之后，我们便声不做气不出地分道扬镳了。

每次卖鸡蛋，我都躲过了怯难，全家人都为我高兴。可是马也有失蹄的时候；夜路走多了也会遇见鬼。

我记得我最后一次卖鸡蛋是在1978年的初春。那年春天比往年来得迟，并且还多次遇到倒春寒，天迟迟开不了笑脸，晴不起来。

那天，乱云飞渡，细雨纷扬。吃过早饭，我仍像往常一样，提着竹篮去市场上卖鸡蛋。可我刚走到市场口，就发现场上与往常不一样，乱哄哄的，街两边扯着“防止资本家复辟，打击投机倒把”的横幅，墙上贴满了白的、绿的、黄的各色标语，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坚决取缔地下黑市场”……街上有几辆宣传车在慢慢开动着，车上高音喇叭在声嘶力竭的吼着……大街上满是戴着红袖章的市场管理人员，正在抓那些摆摊的，背背篓的、提竹篮的等等卖东西的人，卖东西的人满街跑，戴红袖章的满街追。我一看形势不对头，略怔一刹，便赶紧往回跑。可是迟了，这时，两个高大的市场管理人员前后拦住了我的去路，其中一个大声吼道：“竹篮子里装的是什么？快说！”说着就要抢我的竹篮子，我把竹篮子紧紧地抱在胸前，两人争都起来，那人一使劲，一把将竹篮子抢过去，往地上一撂，“哗啦啦”，鸡蛋全滚在地上，蛋黄蛋清流了一大地，稀糊糊的。我一屁股倒在地上，“哇”的放声哭了……“好啊，小小年纪就走资本主义道路，搞投机倒把。把他抓起来！”说完，两人便像提小鸡似的，把我往公社大院拖。

公社大院里站满了被抓来的人，那些人都低着头，在风中和雨中显得畏畏缩缩的，瑟瑟抖抖的，颤颤栗栗的，女的被抓得披头散发，男的被打得鼻青脸肿，四周站着一些端着步枪的民兵。那些人听到我的哭声后，一齐向我看来，摇头叹息：“造孽啊，连一个小孩子都不放过！”“这是什么世道啊？”“难道真的要把我们老百姓都饿死？”“老天爷，你开开眼啊！”……那两人正要把我往人堆里摔的时候，一个人50多岁的干部模样的人从楼上走下来，看见后，对那两人说：“啊呀，怎么搞的，把小孩子也抓来了？这样吧，把他交给我处理，你们忙你们的去吧。”那人把我领进办公室，用湿毛巾给我擦了一把脸，然后问：“你是向老师的老二？”我胆怯地看了他一眼，心想，坏了，完了，这可怎么办啊？他认出我了，我怕给爹惹出麻烦，紧闭着嘴巴死不承认。那人又说：“孩子，不要怕，你娘死的时候我到过你家，我认的你爹，也认的你。”说完，他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摇了几下，对着话筒说：“喂——红星小学吗？”“哪里——”话筒那边传出一个声音。“哦，我是公社张书记啊，叫你们学校的向老师到我这里来一躺。唉——对！对！赶快过来！”

过了一会儿，我爹来了。我爹一进办公室，“扑通”一声，赶紧跪在地上：“张书记啊张书记，看在我几个小孩子的份上，你就饶了我这次吧。孩子们都还小啊，我也实在是没有办法啊。”我第一次看见爹给别人下跪，不禁放声哭了。这时，张书记赶紧走到我爹面前，双手把我爹扶起来：“向老师，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快起来，快起来！”我爹站起来后，张书记退到办公桌前，坐在办公椅上，脸色凝重地对我爹说：“把孩子领回去吧，以后再卖鸡蛋可千万要注意啊，不要叫那些人看见。”我爹说：“下次再不敢卖了。”张书记拉开抽屉，拿出笔和纸，刷刷的在纸上写着什么，之后又拿出公章，在纸上盖了一下，然后把纸递给我爹：“我知道你家的困难，可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啊。这样吧，我给你每月批10斤粮食，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请你理解我。”我爹接过那张纸，泪水早已奔涌出来，撒落一地，打湿了一大片。

张书记把我和我爹从后门送了出来，临分手时，紧紧拉着我爹的手，对我爹说：“以后就会好的。打倒‘四人帮’都一年多了，我不相信这样的形势还会持续下去。相信吧，总有一天，我们大家都会好的！”

我爹牵着我的手走在大街上。这时，劲风在吹，乌云在散，云朵的缝隙间不时闪射出一道耀眼的光芒，远处四周山坡上的树木已开始吐绿，路边的小草星星点点冒出了头，河边的杨柳的枝条变得柔韧发青了……

我问爹：“春天怎么还不来啊？”

我爹说：“春天就要来了。”

是的，春天就要来了，她正在来的路上！

春风又绿江南岸。

后来，春天真的来了。随着国家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的好转，我爹加了工资，加上大哥也参加了工作，我家的粮食也就不那么紧张了。就这样，我也就结束了我卖鸡蛋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