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鸡肋

小时候，就听大哥讲过三国时鸡肋的故事。那时的我，鸡是无论如何认识的，鸡肋却是无论如何不认识的，因为没有吃过鸡肉，就不知鸡肋有不可弃之美味。

家养了好几只鸡，但从未曾宰杀过。每天麻麻亮，母亲趁着鸡未下架便把每只母鸡详细地孕检两三遍，从而划算着这天的经济收入和油盐的支出，好不容易来只饥荒的黄鼠狼，也会被全庄人百怪式样的喊叫声吓的落荒而逃。记得一个严冬的深夜，一只饿胆包天的黄鼠狼，根本不顾二百多人抬起庄的叫声，就在父亲赤身扑向鸡窝的同时逮着一只下蛋最称意的痲母鸡越墙逃走了，情急之下父亲解下一条麻单门帘缠在腰间，跟着跳过大墙，开始了一场顽强不舍的夜追，终于在鸡没被吃完之前赶到了现场。那天傍晚我平生第一次闻到了从厨房里散发出的怪异的香味。

听大人们说司主任是公社主任，好像有些大，这位主任住在堂叔家的高房上，高房下的地棚里养着庄里唯一的一头给每家下猪仔的内江猪婆。司主任的饭食原则上每家轮着供，可司主任驻到我们庄里的头一天，便把每家的锅灶和这家主厨的媳妇从几个方面有针对地作了详细地考察，所以我家从来没有给高房上端过一次饭菜，因此父亲常常因为在每天晚上召开的全队社员干部大会上，背不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和指示而受到司主任耐心的一阵漫条斯文、一阵疾风暴雨般的飞沫呵斥和又发指又顿足的革命性质的热情帮助。

这天晚上司主任第一次亲自来到我们的土圈圈里。一张吊吊的脸的半下方，一只长翘的下巴的最上方，两片肥厚的嘴唇一张，一块黄脆脆的鸡肉在两排黄板牙中翻个身，脖子外面清清楚楚地看见一团东西艰难地逼了下去，一盅酒，一个嗝，两把油。有了黄鼠狼我便有了无限的希望，又有了司主任便什么也没有了，黄鼠狼前赴，司主任后继，丢到一边的鸡肋也被父亲陪了。当时我一个人跑到后院的鸡窝旁，狠狠地跺了几脚，心里头想，司主任怎么跟三爷讲过的元朝的驻队干部一个道行呢？

十六岁那年，我考取了本地区的一所中等师范学校，需要说明的是，四十万人的大县，只有六十名初中毕业生能被全国的中等专业学校所录取。那架势，心里头美得没法收拾，可还是死命地收拾着。记得在我要去上学的前夜，一家人坐在炕上，父亲说了许多好听的话，当然多数是展望之类的，其中有一句又谈到了鸡：“好好念书，等毕业参加工作领到了工资，买一只烧鸡一个人吃了，别记我们。”父亲说完“咕”一口口水咽了下去。他的这个愿望我当然给他老人家实现了，目前也不知实现了多少次，就连当初让我别记他们的父亲也能一个月实现上一两次呢。

吃遍了天南海北，再亮的牌子、再老的字号，鸡的任何器官吃遍了，觉着都没有黄鼠狼和司主任吃掉的那只鸡有滋味，虽然我连那只鸡的半根肋也不曾尝过。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一想起鸡肉就觉索然无味。一个偶然的机会，一家熟食店里所谓的凤爪倒提起了我的胃口。

贾平凹先生曾谈到：说到凤爪的味儿，数长安城里的最美最地道了。有一则贾先生讲的笑话，话说有一位在长安城里做了好几年生意的上海人，勤俭得很，每年腊月回家，就会在站台上买一只凤爪，一路上口话不说，低着头嗦吮得津津有味，回到家里还给老婆留着个小丫子。不知贾先生讲这段笑话出于什么目的，我想他主要是想宣扬宣扬家乡的风味小吃吧，要不然他惹那些滩城里的上海佬作甚？在这则故事中显然有个吝啬鬼的影子。古今中外，文学大师对于吝啬鬼的形象刻画得无不精妙：葛朗台、严监生、钱钟书先生笔下施舍仁丹给同事治感冒的那位教授，还有无名小子在《三爷的流水账》中描写的三爷的父亲，都不及贾先生笔下吃凤爪的这位可爱、逗趣。

凤爪我是吃了几次的，当然每次吃的都要比一个多一些，但从未产生过给老婆留一半只的念头。后来吃着吃着又想起了黄鼠狼和司主任上演的那一幕，凤爪的美味又烟消云散了。接着又想着黄鼠狼和司主任是天下最幸福的动物了，甚至想他俩可能是一对上仙下凡，才得有资格前后去享用天下绝佳的美味，想到了这里，发现自己原是凡人一个，便凭减了许多的遗憾，慢慢的就不再那么地心沉了。

凤爪也好，鸡肋也好，牛肋、羊肋、猪肋也罢，那是一种生活、一种愿望，无论如何，逝去的心理感受是无法重新体验的。正如古人所述，再煮芋三煮芋都煮不出乡间老妪一煮芋那样的美味了！但是，那种美味会永远地在我们的记忆中、思想中溢散成最香、最美、最理想的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