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朝圣

昨晚登上鸣沙山东面的山顶，向远处望去，能看见星星点点的灯光，有游客说：那就是莫高窟！我站在山头眺望，心中涌起一种神圣的感觉。迎着晚风，心，好象沐浴在圣河中……我想，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晚上回来旅伴邀约游览敦煌市夜景我都没有去，除了整理音像资料，还翻阅了一些敦煌莫高窟的资料。早晨刚起来，宾馆服务员就戏称我们是“贵客”，因为昨夜下了一场雨，这对于年降雨量只有39毫米而蒸发量高达2400毫米的苦寒干旱地区，不是喜事又是什么呢？

今天到敦煌游览的人真不少，据称有3万多人，每个游客要复印各种证件，十分麻烦。好不容易排队排拢，又不准带相机入内。我好说歹说，并把相机裹在衣服里，才混进去。我是跟随吉林一个旅游团进入洞窟的。我们这位女解说员身材高挑、眼窝深陷、鼻梁高挺、长发披肩，十分美丽。看见她，我就想起云岗石窟的菩萨，她就象菩萨一样从容而淡定，任游客万头攒动，她目中似无一物。我们跟着她在洞外等候，她先向我们介绍莫高窟的历史和地理概况：莫高窟位于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前临宕泉河，面向东，南北长1680米，高50米。洞窟分布高低错落、鳞次栉比，上下最多有五层。它始建于十六国时期，据唐《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的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僧人乐僔路经此山，忽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于是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此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意为“沙漠的高处”。后世因“漠”与“莫”通用，便改称为“莫高窟”。北魏、西魏和北周时，统治者崇信佛教，石窟建造得到王公贵族们的支持，发展较快。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莫高窟更是兴盛，在武则天时有洞窟千余个。安史之乱后，敦煌先后由吐蕃和义军占领，但造像活动未受太大影响。北宋、西夏和元代，莫高窟渐趋衰落，仅以重修前朝窟室为主，新建极少。元朝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废弃，莫高窟也停止了兴建并逐渐湮没于世人的视野中。直到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后，这里才重新为人注意。近代，人们通常称其为“千佛洞”。

这些开场白都是套话，随便翻一本资料都有，许多游客都不大愿意听，但这次很奇怪，当解说员声音一起，她的音质象纯银一般，好象有磁力，紧紧抓住游客的心。我们象一群幼儿园的小朋友，跟随老师进入洞窟。莫高窟是一座融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于一体，以壁画为主、塑像为辅的大型石窟寺。它的壁画绘于洞窟的四壁、窟顶和佛龛内，内容博大精深，主要有佛像、佛教故事、佛教史迹、经变、神怪、供养人、装饰图案等七类题材，此外还有很多表现当时狩猎、耕作、纺织、交通、战争、建设、舞蹈、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画作。这些画有的雄浑宽广，有的瑰丽华艳，体现了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和特色。中国五代以前的画作已大都散失，莫高窟壁画为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也为研究中国古代风俗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形象和图样。据计算，这些壁画若按2米高排列，可排成长达25公里的画廊。

莫高窟的壁画上，处处可见漫天飞舞的美丽飞天。飞天是侍奉佛陀和帝释天的神，能歌善舞。墙壁之上，飞天在无边无际的茫茫宇宙中飘舞，有的手捧莲蕾，直冲云霄；有的从空中俯冲下来，势若流星；有的穿过重楼高阁，宛如游龙；有的则随风悠悠漫卷。古代画家用那特有的蜿蜒曲折的长线、舒展和谐的意趣，为人们打造了一个优美而空灵的想象世界。炽热的色彩，飞动的线条，在这些西北的画师对理想天国热烈和动情的描绘里，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他们在大漠荒原上纵骑狂奔的不竭激情，或许正是这种激情，才孕育出壁画中那样张扬的想象力量吧！突然，有几个年青人喁喁私语，原来他们议论：我们这个解说员挺象飞天。我望了望壁画上的飞天，又仔细地打量了这位解说员，就其安详微笑的神态，的确很象！

我们参观了10座洞窟，每进一窟，都要等一、二十分钟。那位解说“飞天”不紧不慢地告诉我们：窟内有二氧化碳监测仪，如果二氧化碳超标，仪器会发出警报，洞窟就要关门，让我们稍安勿躁、耐心等待。这10座洞窟，其壁画和雕塑都很精采，其中第96窟是莫高窟最高的一座洞窟，它的外部附岩而建的“九层楼”，是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高33米，是一个九层的遮檐，也叫“北大像”。它正处在崖窟的中段，与崖顶等高，巍峨壮观。其木构为土红色，檐牙高啄，外观轮廓错落有致，檐角系铃，随风作响。其间有弥勒佛坐像，高35.6米，由石胎泥塑彩绘而成，是中国国内仅次于乐山大佛和荣县大佛的第三大坐佛。这座窟檐在唐文德元年（888年）以前就已存在，当时为5层，北宋乾德四年（966年）和清代都进行了重建，并改为4层。1935年再次重修，形成现在的9层。

我们最后参观的是藏经洞和敦煌博物馆。1900年，在莫高窟居住的道士王圆箓清除淤沙时，偶然发现了北侧甬道壁上的一个小门，打开后，出现一个长宽各2.6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内有从4世纪到11世纪（即十六国到北宋）的历代文书和纸画、绢画、刺绣等文物56000多件，这就是著名的“藏经洞”。藏经洞的文物，用敦煌学者姜亮夫的话说：“整个中华文化都在敦煌卷子中表现出来了。”藏经洞的内壁绘有菩提树、比丘尼等图像，中有一座禅床式低坛，上塑一位高僧洪辨的坐相，另有一通石碑，好象还未完工。从洞中出土的文书来看，最晚的写于北宋年间，并且没有见到西夏文字，因此可以推断，藏经洞是公元11世纪时，莫高窟的僧人们为躲避西夏军队，在准备逃难时所封闭的。解说员还指着洞窟壁脚告诉我们，敦煌研究院为了让洞窟通风，还用竹片安装了通风管槽，解决了壁画霉变褪色的问题。

从藏经洞出来，对面就是敦煌博物馆。跟随这位解说“飞天”，我们参观了馆藏实物，了解了莫高窟在中国文化史上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意义。特别是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它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非常重大的事件，其中出土文书多为写本，少为刻本，汉文书写的约占六分之五，其它则为古代藏文、梵文、齐卢文、粟特文、和阗文、回鹘文、龟兹文等。文书内容主要是佛经，此外还有道经、儒家经典、小说、诗赋、史籍、地籍、帐册、历本、契据、信札、状牒等，其中不少是孤本和绝本。这些对研究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科学价值，并由此形成了一门以研究藏经洞文书和敦煌石窟艺术为主的学科——敦煌学。“但是，敦煌学不在中国而在外国。”说到这里，解说员十分沉痛地告诉游客：自藏经洞被发现后，旋即引来许多西方的考古学家和探险者，他们以极低廉的价格从王圆箓处获得了大量珍贵典籍和壁画，运出中国。1907年，英国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1914年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1911年和1912年，日本的探险家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1914年，俄罗斯佛学家奥尔登堡，前前后后15年时间，把藏经洞的菁华悉数盗空搬尽。56000多件文物，有50000件在英、法、俄、日等国的博物馆内。后来的美国人兰登·华尔纳到敦煌时已没有文物了，他不甘心，野蛮地利用胶布粘取了大批有价值壁画，有时甚至只揭取壁画中的一小块图像，严重损害了壁画的完整性。2000年，为纪念藏经洞发现100周年，我们还不得不到外国的博物馆内去复制这些展品……我仔细一看，果然不假，在一页汉文书写的帐册上印有大英博物馆藏品的印章，在一页藏文佛经上印有法国国立图书馆藏品的印章……一路看下去，我的心在紧缩，血在上涌。“我操它奶奶的，我们去抢回来！”突然，旅游团中一位年青人大吼一声，“对，抢！”许多参观的人都在附和。这次解说员没有干涉，只是笑了笑，但这种笑是凄美的、勉强的。走出展览馆，庭院里有一块大理石碑，碑上刻有我国国学大师陈寅恪一句沉痛而发人深思的话：“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我站在这块石碑前，想起敦煌遭遇的浩劫，也想起了“敦煌抢救行动”。当我国学者们得知敦煌珍宝已落入外国人之手，立即掀起了一场义动当世的文化大抢救运动。上书政府、清点残余、广泛收集、编辑专刊、发布新闻、动员舆论……学者姜亮夫、向达、王重民、刘复……倾尽家产，自费赴欧，一个字一个字地把流落海外的敦煌遗书抄录回来，很多人一干就是几十年，甚至一辈子。这种强烈的文化责任感通过梁思成、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一直象圣火一样传递至今。可以说，近百年来，我国文化界几乎所有重要人物，全都介入了敦煌抢救行动。这次行动，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觉醒，显示了中国学术界责任感和文化主权意识。

我一步一回头，离开了几十年来魂牵梦绕的敦煌，离开了我们民族文化的圣地。站在一棵千年胡杨树下，回望敦煌，历经千年的风风雨雨，它仍然矗立在荒漠和戈壁之中，我想，敦煌的屈辱和苦难、希望和新生，不正是我们民族历史的写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