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淀在工资里的记忆

顺着时间的长河一路趟来，脚步深深浅浅敲打出一串串记忆的浪花。浪花飘逸，使弯弯曲曲的人生行程轻柔而精彩；浪花的明灭，让短暂的生命永恒着美丽模糊了苦难；浪花翻飞，使无奈人生增长了见识丰富了阅历增加了厚重。有时候拂去尘埃敞开心扉，在温馨阳光下重温记忆也是一种幸福和享受。

上世纪80年代起，我从师专毕业后就一直在家乡的中学里教书。

当时的工资是在学校总务主任那里领取，学校总务要从乡教育办公室会计那儿结账，那时候教师的工资名义上由县政府统筹，其实是由乡财政包干，工资几乎没有什么保障，碰上乡财政好，上级规定该发的能发一点，教师的工资就多些，碰上乡财政欠佳，或者一个善抠的乡长，教师工资就会少许多。我们乡是一个偏远山区的穷乡，农业穷乡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农业税收——提留（这是当年人人皆知的名词，它的含义在不同的地方也许略有不相同，我们这儿的老百姓把必须上交的公粮、购粮，乡村干部工资等等统称为提留），因而夏、秋两季收割之后，农民们刚收好稻谷还没有晒干更来不及享受丰收的喜悦，乡、村干部们便要早早地挨家挨户收取提留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画面啊，只见干部们三五成群，拿称的，担箩筐的，推土车的，那种寒碜和无奈的确十足的印证了那时中国农村的贫穷与落后，如没有亲身的经历简直是无法想像的，以至于我到现在回想起来还心酸。有时我放学回家碰上他们浩浩荡荡的队伍，他们中总会有人有意无意地大声提醒：我们这是给老师们打工，收来的提留是用来发老师们工资的。不管这话是真是假，听着心里就有一种被羞辱的痛感，想着自己寒窗苦读十多年终于熬到大学毕业领取那一点点工资，摊不着村干部们的事儿。但不论乡干部、村干部还是村民，大家都这么想，也都这么说着，好象这提留就是为老师们专设的一项“工资工程”（其实大家都清楚，这收上来的提留除了部分上交外，大多数是给他们干部们自己发了工资和奖金）。

那时候农村经济改革刚刚起步，农民们都还是扎紧裤腰带过紧日子，拖欠公购粮成为常事，而我们的工资更是难以按时发放到位，刚参加工作的那些年，要想每月按时领工资是不可能的，年工资能在腊月三十前一次性结清就算是相当不错了。至于平时要花钱就得与学校的总务主任搞好关系了，跟他关系好，你要借零花钱的时候他没钱也能变出钱来，倘若与他走得不那么亲近或关系搞僵了，你急需花钱时，他有钱也没钱了，所以当时学校那胖乎乎的总务主任总是最收欢迎的人，大家饭前饭后有事没事总爱往他的房间遛达，他的房间总是学校人气最旺的地方。

刚毕业那年，买部自行车是我最大的梦想，因为家里离学校有二十多里路程，可三年师专已把家里的坛坛罐罐全部淘空，买车的费用无论如何是不能向家人开口的，好在乡教办室的会计是本村人，又是多年前教过自已的老师，说好说歹终于网开一面，打了一张借条，到了一家五金商店骑来了一部崭新的“永久”。有了这车，也极大地满足了一次小小的虚荣心，显得神气许多，而且来去学校方便不少。当时的乡村公路弯弯曲曲，上坡下坡高低不平，但我还是把车子踩得神采飞扬，二十多里路，四五处50度以上的陡坡，我一口气踩过去，从不中途下车，当然，这半年多的工资所换来的“永久”也就无法长久了，我的第一部自行车也就在这上坡下坡的“叮叮当当”中如我的青春少年很快就消耗在弯弯的山路上了。所以工作的头两年，除了两只车轮子还偶尔在脑子里飞转外，还真很少有关收入的印记。

当然，这中间也有能领到工资的时候，但领工资时总务主任唠叨得最多的一句就是代扣款项，市里建体育馆每人要扣30元，县城一所重点高中重建每人要无尝支援50元，有个水产场要投产，得支持一点，每人援助40元，总务主任说得一流子水，现在是只能记个大概了，不过当时也没那么认真去记，因为不管同意与否，钱早就给你扣好了，工资账也早就给你做平了，本人知不知道也无关紧要。印象最深的就是推广烟叶生产的那一年，当时我月工资不到100元，为了支持全县烟叶生产，县里有位主要领导大手笔一挥，一次就向全县每一位老师借了500元。据当时参加过县三级干部会议的同志们回来说，县里有位主要领导在会上表了态，说如果烟叶生产不成功，他将从开会的那三层楼上跳下去，结果，全县上下，瞎忙了一阵这后，我们家乡的烟叶生产也没成什么气候，而那位发言表态的领导也终于没敢从三楼跳下去，听说没多久又调到另外一个地方发言表态去了。

不过那年白忙乎也不是全然没有“业绩”，记得那年扣了500元钱后，全乡上下未雨绸缪，烟叶种子还在泥土里没来得及伸一下懒腰便开始抓烤烟炉建设，乡里面有几百个烤烟炉建设任务，于是摊派到各村小组，农民们有的有些想不通，闹点情绪不能积极配合可以理解，但老师们必须想通呀，再者老师们吃着皇粮就好指挥了，乡领导红头文件一下，学校就放假三天，为什么？老师们要回家带头建烤烟炉了，领导们考虑问题也真周到，每家都发一张图纸，大家按图建炉，大小长短高低都必须合符图纸要求才能验收过关，因为怕受惩罚，我急匆匆地跑回家告诉父亲，其时父亲早就得到指示，已经选好空地，买了乱石，请了石匠（因为大家都在建，所以当然是高工资了）砌了墙脚，但我一核对图纸，发现不对，明显大了许多，我一眼都看得出来，这样的效果检查怎么能过关？但父亲说没关系的，有事他负责，保证不影响我，因为早在挖墙脚时乡、村干部就检查了两三次，每次检查都过关了。可是下半年我家终于没有烟叶的影子，因为50多岁的父亲从不抽烟更反感种烟，说一辈子习惯了种水稻，现在要改种其它的东西浑身的不自在，一阵检查之风过后他就把烤烟炉改成猪圈了。不大不小正合适。当然也有很多邻居就没有这么走运了，有些人由于经验不足，烟叶收成不好，白白花了几百元钱建起的烤烟炉也就成了抗战结束后日本鬼子遗弃在村庄里的密密麻麻的旧碉堡一样，作为一种失败的最后见证静静地在风雨中暗然发呆，然后在一阵阵春风秋雨的拍打和浸渍之下和人们致富的梦想一起轰然倒塌。

几乎与工资同时走进我视野的还有一个名词——国库券，现在的国库券是酒香不怕巷子深，那时候的国库券可没有现在这么走俏，每次发行，我们这些月收入不足100元的老师是必有一份的，有时候一个月买伍元，有时候是要买拾元，有点按工资比例摊派的意思。总之每年年终我都会从总务主任胖胖的手中接过来数张，面额从五元到二十元不等。用个不很恰当的比喻，那几张国库券就像个“变味的山芋”，因为说是薪水吧却不能如我们所愿，不能像纸币一样可以立即到市场流通，换成急需消费的衣服、书籍或香烟，它虽然有利息有收益，但对我们这些急着等米下锅的饥饿者来说，能充饥解渴的才是最好的，至于利息是从来没敢奢望了，于是每年的端午节、中秋节之类的重大节日来临前，总有些精明的生意人来到学校，以打压得不能再低的价格将“山芋”从我的手中变废为宝，我也许就是在那时才明白“东家不穷西家不富”的道理，也是在那时才深刻地记住了“无商不奸”这句俗语。成交后小贩们脸上露出的得意而狡诈的笑容极大地伤害我的自尊，也许这种伤害到现在还隐藏在我身体的某个部位，不然为何常常在黑夜的深处，我还能感觉到某个毛细血管内隐隐发痛呢？

据说我国现在每年国库券的发行量也不小，但要想购买到它却不是一件容易事，见到媒体报道人们清晨起来排队才能限额地买到一些的场面时我都十分感动。的确，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进步了，经济发展了，社会民主了，政府执政能力增强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老百姓们手头有余钱了。我们这儿的教师工资也基本实现了县级统筹按时发放。农业税的免除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诸如“提留”之类的曾经妇孺皆知的名词已悄悄退出人们的视线，躲进了历史学家的放大镜里。而与此同时，医保、粮补、社保之类堂而皇之地摆在各大报报刊杂志的显著位置，成为了城乡百姓的耳熟能详的话题。

时代改变了，但记忆却难以摸去，它与我们对工资的需求、对物质的渴望一样深深地积淀到了大脑，因为记忆人们才有了经验和教训，人类才有了思考和启迪。人生最大的智慧莫过于在回忆中感受生活，在思考中品味幸福，在中发展中收获梦想。这丝丝缕缕的记忆让我从困惑中走来，感受到时代的进步和生存的快乐！

2009年09月6日于新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