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张承志先生的约定

一场小雨褪去了多日来的酷暑，湛蓝的天空更加明丽了。当我百无聊赖地在大漠深处的办公室，回味那一片片金色的油菜花耀眼的色彩和扑鼻的清香，怀念远方虽然阔别但是心存念想的朋友的时候。海西州文联的编辑打来电话说，张承志先生来到了柴达木，下午要和这里的文学爱好者见见面，问我有没有时间过去座谈。我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说起来，我与张承志先生是有一种约定的，这个约定类似于佛教的缘分。最初接触他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的那篇有名的小说《北方的河》。说实在的我当时并不习惯张承志先生那种带有浓郁苦涩和坚韧滋味的表述方式，许许多多的文字让人阅读起来感到困惑和头痛。真不明白那些熟悉不过的文字，被他那么一排列组合就似乎变得不熟悉了。那时候就深刻地感觉到我与张承志先生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我与他的交流不是在一个平台上，当时觉得这个差异就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路标。如果能够像他一样把朴素的文字玩成高雅的享受，的确是人生的一件幸事。

当我艰难地行走在他那崎岖坎坷的文字山道的时候，有一个地名让我的眼前一亮。我对那段文字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确定那个地名就是我的家乡的时候，我的心里感到温暖和惭愧。温暖的是张承志先生来过我的家乡，而且把那个默默无闻的地方写进了他的作品，走进无数读者的视野；惭愧的是作为被那片热土养育的孩子，我和我的乡亲们几乎没有只言片语的赞美，更没有把它写进我们的作品，报答它的养育之恩。

在这种复杂感情的驱动下，我对于张承志先生产生了越来越浓郁的感情，我逐步地适应和习惯他的表述方式，再被他带领着走进那些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品味从他的内心深处散发出来的精神的芳香。当人们在迷恋另一个回族作家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的时候，我却在民和县川口镇大姐家鲜花怒放的院子里，捧着张承志先生的《心灵史》热泪盈眶。太多的感动让我向往与张承志先生的会面，我想看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模样的人，竟然从豪迈奔放的蒙古草原走来，带着奶茶的香味，一头扎进贫瘠的黄土高原，投进哲赫忍耶的怀抱，成为独树一帜的作家。

我想他是一个带有凝重面孔的人，他的心里好像承载了比黄土高原更加厚重的思考。可是我看到的张承志与我的想象截然不同，他说话时就像一个大孩子，不时露出略带羞涩的笑容。

我们是在少年宫的一个大教室里见面的，年过花甲的老人精神矍铄地和大家握手问好，就像一个契阔的朋友。在合影之后，我是第一个与他留影的人。与他的留影让我实现了一个多年埋在心里的夙愿。前几年，我去以油菜花著称的门源游玩，在与那里的好友聊天，不知不觉谈到回族作家的时候，她说张承志先生来过她家，还在她家吃过饭。她拿给我看他们一家人与张承志先生夫妇的合影，照片上面的张承志戴着回族的白顶帽，他的夫人戴着白色的头巾，尤其是张承志先生那双带有忧患的眼神让人感到我们的距离是那么的近。我在羡慕朋友的同时，也在期盼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够得到一张与张承志先生的合影。

由于高原的气候干燥，使张承志不时地咳嗽，他说着对不起，不时地含上润喉片给我们讲座。他的“对不起”是那么的多，多得让我那颗被世俗蒙蔽的心灵感动。是呀，在看惯了官僚的装腔作势之后，张承志先生的细微情怀，怎么不让人肃然起敬，心怀感激呢？

我想他可能忘记了我的家乡，可是当我一提起那个名字的时候，张承志先生的眼睛里露出了喜人的光彩。他就像它乡遇故人一样问我：“你就是乐都高庙子的？”“高庙子”是以前的叫法，随着撤乡建镇，现在人们改叫“高庙”了，有些老人还是这么叫。张承志先生就像一个快乐的青年一样，给我们讲了他在高庙子的工作和生活。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在距离高庙镇三公里的柳湾村从事彩陶的发掘和研究，与那里的一个汉族朋友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还保持着交往，他说那家的老人已经去世了，由于家里贫困，大门还是70年代那个大门。如果那家人听到他要去，一定会到高庙子买上清真羊肉等他。言谈之间思念朋友之情情难自禁。那是一个他心灵深处值得珍惜的情感港湾，那家人其实就是青海汉族群落里的一个代表，让他从那里非常感性地认识了这一群汉族群众的风土人情，并且与他们结下了亲密的友情。

我说：“我今天与您的见面，以前是一种期望，现在才知道这是一种约定。”张承志先生点了头，显然他同意我的观点，也把我们的见面确定为一种约定。当我问他在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民族文学将如何确定自己的发展坐标的问题时，我从他委婉的话语中总结出来这么一个道理，“一个作家就要站立在多民族文化之中，清醒地审视自己的民族，胸怀正义感，给自己的民族提出警示、指引前行的方向。”他的回答化解了我心中多年的困惑。

我问他：“从您的文学创作痕迹来看，您是起步于蒙古族文学，落脚于回族文学，这与你的民族有关，还是与您的经历有关，假如这是一种心灵的回归，那么这种回归是什么？”他没有正面回答我。我想这个问题过于私密，不能在这样的场合交流。

晚上，我又去拜访他，我们在宾馆大厅的沙发上聊天。他说他要补充修改《心灵史》，他说把信仰与名利挂钩，必然把信仰带进死胡同，那种传统的父传子受的伊斯兰信仰方式没有前途，唤醒人们理性的信仰非常紧迫和必要。我似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夜深了，张承志先生说他要去做礼拜了，“引沙安拉（奉真主的志意），我们还会见面的。”握着他宽大而温暖的手，我就像一匹远行的骆驼，被一片荒原之间的绿洲所感动。

出了宾馆，柴达木的夜色那么美丽，我想我和张承志先生下次的见面会是什么时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