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都是粗心惹的祸

秘书本该是领导感冒时的芥沫油，呷一小口，浊气喷薄，精血活泛，筋骨坚韧；是领导昏热时的清凉油，涂在太阳穴上，燥舌生津，枯眼滋润，神清气爽；是领导厌食时的芝麻油，置于鼻孔，胃口洞开，馋虫暗涌，食欲倍增。可我当了二十余年秘书，依旧是姥姥不亲，爷爷不爱；领导看着我不顺眼，想起我不顺心，使用我不顺手。

其实，我也不容易。八十年代有人讽刺我们这些为领导爬格子的人是：着急上火尿黄尿/头发一缕一缕往下掉/省老婆/费灯泡/经常通宵写材料；九十年代有人经过抽样调查得出结论，说我们是：政治上的红人/工作上的铁人/经济上的穷人/生活上的病人；跨入新世纪，有人把我们归入“四大憋屈”之列：挖菜窖的/蹲狱号的/写材料的/戴绿帽的；最近，有人说我是：水平不高/血压升高/政绩不突出/腰肩盘突出/职务没升/骨质增生。

到矿办第一次给矿长写报告，心里没底，动笔前我向黄主任征求意见该怎样写。黄主任说：“矿长是煤黑子出身，小学文化，你不要用生僻字，不要用文绉绉的语言，不要用长句子，多用口语话的短句。”我默默地记在笔记本上。他喝口水，继续说：“矿务会上各专业领导和矿主要领导讲的内容，你要排排队、分分类、归归堆、论论辈，梳理成辫子，再一条一条地掰开，揉碎，嚼烂，消化吸收。不要说空话，不要加入个人的想法和观点。最基本的要求是，把会议的主题思想体现出来，工作目标、任务、举措、要求交给与会人员。”

听了黄主任的一番高论，我对黄主任佩服得五体投地。晚上回到家，草草地吃几口饭，便一头钻进内屋里写材料。困了，吸支香烟；饿了，啃块凉馍；思路不畅了，在斗室内转圈踱步，苦思苦想；头疼了，吃片去痛片。写写改改，改改写写，一夜无眠，完成了报告的总结部分。早晨，睡了两个小时的囫囵觉，突然惊醒，揉着惺忪的睡眼，继续爬格子。爬得昏天暗地，爬得时光倒流，爬得物我皆忘。当横贯在西部天际的晚霞灿烂地燃烧时，我终于写完了工作报告。神经一放松，眼珠生疼，脑袋沉重，手脚麻木，浑身无力。

开完干部大会后，我想暗中听听人们对工作报告的褒贬，但没人说报告写得好，也没人说写得不好。倒是黄主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你来的时间短，第一次写报告，能写到这个程度，实属不易，也能看出来你还是有潜力的。”他点燃一支烟，重重地吸一口，上嘴唇向里瘪，下嘴唇向外翘，吐出一串串翻滚着的灰色烟圈，再优雅地吸入鼻腔，复又从口中缓缓吐出，弄得面部烟雾缭绕。此时，他仿佛吸食了毒品，精神了许多，对我说：“我再具体地告诉你，给矿长写材料，要记住‘白话、粗话、狠话、腥话’八字方针，每句话读出来都要掷地有声，体现出领导的干练和豪放。煤矿干部就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声骂娘；就是担子越重，肩膀越硬，困难越大，意志越坚，敢于战胜大自然。”我不明白“粗话”和“腥话”是啥意思，便腼腆的向主任请教。主任噗哧一下笑了，摇摇头说：“比如，批评某人精神不振，就说他像霜打的茄子，整天耷拉着脑袋，这就是粗话；批评某人能力差或没干好工作，就说他是黑瞎卵子——熊蛋，这就是腥话。”我憋不住想笑，又不敢笑，怕主任说我不严肃，不谦虚。回到秘书室，关上门，我越想越笑，笑得前仰后合，笑翻了天。笑罢，冷静思索：很多人都说矿长喜欢黄主任的材料，虽然黄主任是“煤黑子”出身，文化不高，有些材料语法不通顺，还常常夹杂着半截话，但就是对矿长的胃口，不服不行，看来“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我真得认真学习。给领导写材料，其好坏的标准就是领导喜欢不喜欢，你就是文学大师文章大家，但写出来的东西领导不喜欢，你就是失败者，反过来说，你就是小学文化，但写出来的东西领导认可，你就是成功者。我对工作很上心，给矿长买了一本字典和一本词典，在给矿长写材料的时候，尽可能地不用“生僻字”，如果非用不可，也在“生僻字”旁边标上汉语拼音，注上同音的常见字。我把大量的时间用在潜心研究“八字”方针上，并在写材料时不折不扣贯彻之。工夫不负有心人。材料越写越顺手，矿长也很高兴，偶尔还给我批张条子，让我去食品厂领些豆油、面粉、鸡蛋、白糖，以示褒奖。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的大意和矿长的疏忽，使我遭受了一次不小的打击。

那天晚上已是群星闪烁时才开完矿务会议，黄主任要求我在次日下午一点前，必须把矿长的讲稿交到矿长的手里，以确保全矿生产动员大会按时召开。时间真紧呀！我估算了一下留给我的有效写作时间，扣除吃饭、如厕、小睡、打印、上下班途中、矿长审阅等时间，满打满算也不足十个小时。回到家，我撸胳膊挽袖子，欲挑灯夜战，偏在此时我女儿腹痛难忍，满床打滚哭叫，黄豆大的汗珠噼里叭啦直往下落。我和妻子慌忙给女儿端水拿药，我用自己掌握的粗浅的医疗常识为女儿减痛，揣测女儿患的什么病。大约半小时过去了，女儿疼痛如初。妻子果断地说：“赶紧去医院，你准备自行车，我给女儿穿衣服。女儿怕颠簸，路上要小心。”我推着自行车，驮着女儿，妻子在一侧用手扶着她，向矿医院行进。约三十分钟，我们到了矿医院。值班医生又忙碌了三十分钟，确诊女儿患的是阑尾炎，需要马上动手术。女儿进了手术室，我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忽然想起手头材料一个字也没写呢，心更加烦躁。想回去写材料，又放心不下女儿，更主要的是怕妻子暴怒。妻子脾气很涨，沾上火星就呼呼蹿火苗。我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一会儿看表，一会儿窥视妻子的表情变化。我心急火燎，嗓子顿时哑了。妻子心情不好有三大表征：脸色苍白，眉头紧锁，呼吸急促。我一遍遍地窥视妻子，直到妻子心情不好的表征基本消失，我才鼓起勇气对妻子说：“我得回去赶写材料，辛苦你照顾女儿吧。材料急着用呢。”妻子虽未发怒但也有些嗔怪，说：“瞧你那德性，还像个大老爷们吗？女儿的死活都不管了吗？去吧！去吧！有你五八，没你四十。”嘴太损了、太黑了，让人接受不了。我想冲妻子叫骂几句，转念一想，“要务”在身，忍气吞生吧。

回到家，我顾不上喝口水，用袖管揩了揩额头的汗水，急切地写着材料。本来时间就紧，带女儿去医院看病又耽误了较长时间，写材料的时间就更不够用了。感到时间紧迫，心里就急，心里犯急，字写得就潦草。字迹潦草也无妨，反正还有打字校对这一关呢。可是，当我写完最后一个字，画完最后一个句号，离开会只有一个小时了。没有修改的时间，没有打印的时间。我甚至忘了给“生僻字”注音、标字，慌忙骑自行车去单位给矿长送材料。也许矿长下井检查工作太累了，也许矿长对我写的材料比较放心，他并未认真审阅，只是象征性地翻了翻，便欲返回套间休息，见状我退了出去。

人若是倒霉，喝凉水都塞牙缝。由于我字迹潦草，由于矿长没认真审阅，矿长在念稿时，把“苦干实干加巧干”念成了“苦干实干加23干”，把“我们一定要甩开膀子大干”念成了“我们一定要甩开脖子大干”，把“推荐出席公司劳模表彰大会”念成了“推存出席公司劳模表彰大会”，把“心虚就容易露出破绽”念成了“心虚就容易露出破腚”。台下虽未哄堂大笑，但也叽叽嚓嚓不停，像无数对麻雀在逗嘴，害得矿长面部抽搐，眼睛瞪得像鹅卵石，几次敲桌子厉声训斥与会人员组织纪律性太差。

散会后，没人告诉我，矿长念错了字。有二三人在矿长身前身后转了很长时间，嗫嗫嚅嚅，欲言又止，直到矿长进了那栋小白楼，也没有勇气把矿长念错字的事告诉给矿长。当晚，矿长的儿子——矿生产科科长好像有心事，在老爸家吃完饭，还磨磨蹭蹭没有走的意思。矿长知道儿子有话要说，就问：“你有事吗？”儿子很直白的把下午开会时老爸念错字的事儿以及由此带来的不良影响，一五一十地对老爸讲了。矿长听罢，面沉似水，手背青筋蹦跳，一句话也没说。儿子心情也很复杂，借故走了。

我正在看中央电视台晚七点的《新闻联播》，黄主任打来电话。我猜想又有急活了，立马做好了思想准备。黄主任用不慌不忙、不冷不热、不高不低、不愠不怒的语气，问我吃饭了吗？接着，把矿长在大会上念错字的事儿告诉了我。末了，黄主任放大了声音，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细节决定成败哟！尾音像一节黄鼠狼毛茸茸的尾巴在我脑海里浮荡。我大惊失色，如坐针毡，鬓角低洼处渗出了细密的汗珠。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这件事，因为我没参加会议，在黄主任之前也没人告诉过我。那么，黄主任为啥散会后不骂我呢？他分明参加了会议；他出离愤怒了吗？他向矿长检讨了吗？他想把我“扫地除门”吗？我该如何向矿长解释呢？我还有必要解释吗？“发生什么事情啦？”妻子凑过来问。我把事情的经过概要地讲了一遍，然后长长地叹了口气。妻子瞪着鸡蛋大的圆眼睛，轻蔑地盯着我，说：“你是猪脑袋还是脑袋进水了？明知道他是大老粗，你写字还龙飞凤舞。你潦草的字迹，我看都像甲骨文，斗大的字不识一筐的人，你让他去辩认甲骨文，可能吗？”我痛苦地低下头，样子肯定可怜巴巴的。妻子一顿奚落后，可能觉得责任也不全在我，又激动地说：“没有弯弯肚，别吃镰刀头。字，不认识，为啥事先不问问，不查查字典。会上，鼻孔插大葱出洋象。啥水平都能当矿长。领导是世界上最不愿动脑筋的人，屁大的事也靠秘书。”转而又训斥我：“你伺候多少年领导了？说句难听的话，他一扬尾巴，你就应该知道他要拉几个粪蛋，咋能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呢？”

“你唠叨啥呀！喋喋不休－－－”我不耐烦地扬扬手，红头涨脸地冲妻子叫道。妻子生气了，一甩袖子，边走边嚷：“没人愿意管你那破事儿，自己的梦自己圆去。”然后，进了卧室。

我彻夜未眠，早晨起来，眼珠浑浊，眼眶发青。坐在办公室心神不定，无精打彩。对桌的小马用怪异的眼睛余光朝我扫来扫去，仿佛在我身上探寻着什么神秘之物。我机械地翻着书，头埋在书后。门“嘭”的一声开了，是用脚踢开的。我吓得浑身抖颤，书掉在了地上。矿长满脸横肉，涨红的脖子上蠕动着凸起的青筋，进屋径直走到我对面的桌子边，嚷道：“你小子也太粗心啦！不愿意干，可以提出来呀！别让我光着屁股推磨——转圈丢人。”我像鸡啄碎米般一个劲地点头赔不是，请矿长原谅。矿长摔门而去。小马不知啥时没了踪影。我孤零零的站着，一条条汗虫顺脸而下，眼睛里闪着痛楚和哀伤。

此后，再没人安排我给矿长写材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