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九章

屈和平接到了家里的来信，信中说：妹妹屈远芳已经参加工作了，分配到了染化五厂检验科。信中还说这个厂有的车间“属有毒有害”作业，但是检验科要好得多。信中还说：弟弟屈家保也想去当兵，只是年纪还差一些，你弟弟说了：他要是当兵，一年入党，两年提干……屈和平看到这儿笑了，他忽然感到了一点压力。从新兵下班这段时间，连里已经发展了一批团员。有一班的李文达，三班的王彦。他们班一个也没有。李文达也是天津兵，当兵前也是刚参加工作。老乡进步快他也感到高兴。可三班的王彦哪也不比他强呀？三班的六八年老兵黄国友是团支部委员，黄国友告诉屈和平，排里团小组本来想报你的，后来有人说你作风有点稀拉，一个新兵戴着手表，穿着尼龙袜子，还穿着一双鹿皮鞋，搞特殊化。而且有时不服从班长的管教，还和几个老兵去西瓜地里偷西瓜。于是团支部研究决定先放一放，下批再说。屈和平知道，王彦也偷过西瓜，而且偷回来还给他留了一快。不见他没有透露王彦偷西瓜的事，他不做这种吃甜咬刺的事。更何况人家偷了瓜还给他留着。够哥们！早入团，晚入团倒没有什么，但这里边反映出某种信息，这也是排里连里对你当兵这半年多的肯定与否定。

屈和平不太注意小节，更不懂得和一些有用的人搞关糸。他自己也承认，和同龄人比，他的社会经验要差很多。有些事他看不明白，或者是也从来没想看明白。用有些人的话说：他有点‘迂’，但是他并没有自己悟出来，因为他只有十七岁，虽说参加了工作，算不上个纯正的“学生兵”，但他还是个学生味十足的新兵蛋子，还是一个孩子，他本来就应该是一个纯真快乐的孩子，不想活的太累。

过了八一，团里来了指示：要求指挥连马上成立“战士业余宣传队”，用两个月时间排练出一组小节目，由团里审查通过后参加师里组织的汇演。因为全师三个步兵团，加上炮团一共四个单位，每天演出一个单位。师宣传队因为正在排练革命样板戏《龙江颂》，只参加观摩，不参加汇演。师里还要求，因为各团的演出要安排专场，因此各团战士业余宣传队排练的节目总长不能少于一小时。

屈和平知道，成立宣传队肯定少不了他。甚至可以说他是第一人选。因为早在新兵连他就因一曲《满天风雪》，成了新兵连当红的“歌唱家”。早就是隔着门缝吹号，名声在外。如果不是为了组建宣传队，他很可能就被团里的警卫排要过去，给团首长当警卫员去了。不过屈和平也怀疑，自己是不是当警卫员的料。他自认为自己很木，而且很拧，没什么眼力价，嘴也不够甜。

果然，团里宣布成立宣传队人员名单的时侯，头一个就是他。宣传队一共十个人，加上队长兼演员安立民，一共十一个人。安立民也是六八年的兵，父亲是承德军分区副司令员。安立民和屈和平聊天的时候，屈和平意外的了解到，安立民也曾经是北京四十七中的学生，也认识他大哥屈小秋。还参加过全校学生围攻华侨班的壮举。炮团宣传队成立了，宣传队里有王彦，还有二排的湖北兵闻守志、天津兵刘树槐、王文龙等几个队员。

说是宣传队，但只是组织和形式上的，团里除了下达了参加十月份的汇演任务之外，任何与汇演相关的支持都没有提供。指挥连除了有一套总政治部文化部下发的，全军所有的连队都有的一套锣鼓之外，还有两把老兵留下来的胡琴。屈和平除了唱歌，敲锣打鼓之外，什么乐器也不会。宣传队交给他除了一个男生独唱节目之外，还有一个“天津快板”。在安立民眼里，天津人都会说天津话，会说天津话也就能演“天津快板”。但是屈和平从小在保定和北京长大，来天津也不过短短几年，并不会说纯正的天津话。不过即然是在天津呆过，耳濡目染也能说个八九不离十。宣传队成立了，排练开始了。加入宣传队有一个好处是早上不用和连队一起出操，早上起了床，几个宣传队的人聚在一起，练声，抻腿，背台词。白天也不用参加训练和生产。基本上成了“全脱产”。所以提起那一年种水稻的经历，屈和平印象并不深刻，因为从插上稻秧开始，“农活”基本上就不多了。直到屈和平到大同市参加完师里的汇演，三百亩水稻早已收进了粮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