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自序
晨曦
自序
曾经身为人师。曾经是他的朋友、伙伴、崇拜者和追随者，这是我写这部书的直接原因，而他传奇的经历却是我一直写下去的原因。我便是书中的慕容。
书是根据他日记写成的，他在’90年离家，’95年离开祖国去新加坡攻读经济。应该说，他走的一条路曲折而艰难，崎岖而惊险。他富有过，挥金如土；贫困过，度日艰难。毕竟他过来了，塑就了他特殊的性格，并取得如此成就。他很有才能，又得天独厚，否则，在一个举目无亲、适者生存的移民城市深圳，能够为人赏识，并取得如此成就，简直是天方夜谭。
他打工期间，写了几本厚厚的日记，这是很珍贵的，从其中可以窥到深圳的社会精神面貌，内地打工仔，外资商人和本地企业经营者的生活环境和心理世界。我仔细筛选、整理、把许多写进了小说。
刚去深圳那年，当时他那种迷惘、惆怅、惊喜交集的感情是很难用笔形容的：在他失意的时候，在他悔恨的时候……所有一切，他的日记里只有聊言片语，我们无法触摸他的心，又不敢妄加揣测，这一时间也就没有具体写下去。
他去新加坡前，写下了一首名为“打工记”的诗，我们以此作为这部《晨曦》的线索
我感谢他给我这么一个写作机会。
打工记
那年，我十六岁，
十六岁的花季里充满了幻想，
小小的我背上小小的行囊。
母亲站在村口，
满怀忧伤，
看着我翻过大山，
走向迷茫……
那年，我十七岁，
十七岁的雨季里夹杂着失望。
打工的我流落他乡，
举目无亲，
四处游荡，
暖风阵阵，
吹来的只有凄凉……
那年，我十八岁，
带着成熟回到故乡，
母亲站在村口，
满头白发随风飘扬。
声声呼唤，
唤来我的希望……
那年，我十九岁，
回到学校找寻理想。
琅琅书声震动酸楚，
点点墨斑唤醒创伤
于是，多年后，
我又一次选择了流浪
…………
妹萍喜弄词，曾就书中人物成数曲，不以其肤浅。在此引—首，唯无聊者一笑是求。
《沁园春》云：
红妆女儿，绝代娇娇，慕容酸枣，—份情难了。王姐艳丽，柏敏窈窕，邓萍秀美，邝妹风骚。绰约多姿，痴情南国少女妙。谁感慨，入情看角逐，如履尖刀？
俏立香港傲笑。双枪阿桂枉把情抛。叹青春韶华，挥手即逝。风流浪漫，美色轻佻。人生得意，满目是情，倜傥少年阿声少。挥手别，明日邂逅时，此情方消？
（注：这本书里的诗皆为新诗，平仄不分，只求韵脚）
引子
方声
秋风吹过三遍，河边古槐树下落下了一只孤雁，拍打着受伤的翅膀，挣扎，哀鸣。
远处沙滩上坐着一个年轻人，三天了，头垂在胸前，双眼紧盯着地面。他旁边地上放了一沓证件，有身份证、学生证，还有一本护照及签证。他在思考，哪一个证件对他来说更有用？身份证、学生证可以保证他继续留在国内，可是那上面用汉字写下的名字会不会给他带来灾难？护照、签证可以让他出国，在那里，等待他的应该是豪华的轿车、舒适的楼房……
三天里，他就这么沉思着……
终于，他摇摇晃晃的站起了身，将护照签证放进了口袋。他选择了轿车楼房，毕竟那是诱人的，也是他当时唯一的选择。他喃喃地叹了口气：“我会回来的。”
去乡
一
热天，风大，尘土也大，一会儿，课桌上落满一层。
这是沂蒙山里的一所中学。校园里植了几株柳，狭长的叶子蒸干了水分，无力地垂着。随风的抽打扯起来，又甩回去，倦怠地拌索着。
风挟着枯躁与烦闷在校园里打个旋，扑进了教室，贴到身上，立即吸出一层细密的汗。
初中毕业班的班主任张老师坐在讲台上，领口的扣子开着，手里拿着一本书，当成扇子扇着，书折动时发出的呻吟声和偶尔地拍到身上“啪”的一声搅拌在这个弥漫着汗味的蒸笼般的空间。
“填好了吗广张老师停下扇风，手搭在教桌的：－角，问，“许拉，报什么呢？”
叫许拉的是趴在前排中间桌上的男孩，乱蓬蓬的头发，好久没理了，脸上黑一道，黄一道，眉头、鼻子上沾着汗珠，上初二的时候，他的同桌卢花写了一篇散文《太阳梦》，那中间有个男孩叫阿拉。于是，大家叫他“阿拉”了。
这时他正在思考，没听见老师问话。卢花用胳膊碰他一下，“阿拉，老师问你话呢！”
“噢？”阿拉抬起头，听见老师又重复一遍。
“你报考中专还是高中？”
他的头垂下来，报什么呢，高中？这正是老师所期望的，但自己能考大学吗？在他们这乡下供一个大学生那么难；再说，父母都已经五十多岁……他的头垂得更低了。
时间容不得他多想，下课铃声撕裂这一沉闷的气氛。张老师站起身来“放学回家后，跟家长商量一下，好，放学。表后天早上交上。”
阿拉情绪极乱，赶忙收拾书包，忽又记起今天轮到他和卢花值日，便放下书包，怅惘地站着。
同学们大都在小声的议论里走尽了。卢花也留了下来，看见阿拉呆站着，便喊：“阿拉，走，打水洒地。”
阿拉转过神采，苦笑一下，提了水桶，耷拉着脑袋，跟在卢花身后，向水龙头那边走去。
正当晌午，太阳极毒，毫无怜悯地在大地上搜刮水分子，接一桶水的空儿，两人身上便结了一层盐粒。阿拉捧些水浇在脸上，与卢花合提一桶水，回到教室。
“阿拉，老师希望你报高中呢！”卢花说。
“唔。”阿拉心不在焉在应了一声。
“那你为什么这般犹豫，你是很有希望的。”卢花热切地说，“你是我们学校历史上最优秀的学生，三年后，稳拿个北大、清华什么的……”卢花抬头看他一眼：“阿拉，听见吗？”
阿拉投应，洒水的手停了下来。
“我报师范。”
“呃，你报？”
“是啊，人家都说，女孩子上了高中成绩就下降，我就想，考个中专，毕业后当个老师也不错，不过刘兰说要上高中……”
见阿拉没有什么反应，卢花没有再说下去，教室里洒了水，凉爽了些，她拿把笤帚，轻轻地扫起地来。
阿拉洒完水，也拿把笤帚扫地。扫过地，卢花去送垃圾，阿拉回身整理书。打开抽屉，目光落到一张报纸上，这是上周他从阅览室里借来的，上面说有些大学毕业生高分低能，没有工作能力，不但不能为社会做出贡献，反而成为社会的沉重负担。
卢花倒垃圾回来，见阿拉正在发愣，忍不住说：“阿拉，快点整理，今天墨期六，学校就要关大门了。’
阿拉拣出几本书连同报纸一起塞进书包，锁上抽屉，跟卢花一起离开了教室。
太阳底下烫人，他们只好沿着校园西边的柳树荫走，闪避着毒辣辣的光线。
校门在东，他们走到南墙根，又折向东；躲进墙脚的一线阴凉里。
墙是石砌的，几十年了，文革时，曾有人在墙上刻下了“打倒许惠福的口号”，现在仍是隐约可辨。
阿拉嘴角抽动一下，他的爷爷就是许惠福。爷爷出身不好，文革时遭到批斗，在那个史无前例、善恶颠倒的时代，终因熬不过那惨绝人衰的体罚而含冤惨死在这堵墙下。他们逼父母与爷爷划清界线，父母因拒绝也遭到批斗。
阿拉在文革后出生的，生下那年，父母都是三十六岁，父亲的叹息、母亲的沉默养成阿拉的思考、倔强。据村上老人讲，父母在文革期间有过几个孩子，因生活艰辛，先后都饿死了。
前面有个砖砌起得主席台，每到学校开会，大家就会聚到台下，听校长在台上讲话。去年这个时候，方声——方圆几十里唯一的大学生就曾从北京来到这里，在这个台上慷慨演讲，抨击腐败，可惜他没能去听——校长不让他们出去。
阿拉下意识的摸了一下书包，书包里有方声的两份证件，身份证和学生证，那时他去年秋天在河边捡到的。听说方声又来了一次，可他还是没有见到……
“阿拉，你又在想什么？”卢花疑惑地看着他，“刚才差一点撞在门上。”
阿拉回过神，耸一下肩，把快要滑下的书包往上托了托。书包带子已被汗湿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