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 委曲求生，陪批陪斗

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处处都是忠字舞，满墙都是大字报。无处不是早请示、晚汇报，时时有会议，天天搞批斗，高音喇叭一天到晚在喊叫……..

小时候，我家的正堂屋里总是有一个用门板扎得很结实的台子，进进出出很不方便。于是小时候我就总是在台下爬进爬出，当时也不知这个台子是做什么用的，直到有一次看到我祖母站在台上，这时，我才隐隐约约地知道这个台子肯定不是用来做好事的。多少年来就是这个批斗用的台子在我的心中一直无法隐去，因为，在我的一生当中，我亲眼目睹了祖母三次经受批斗的惨境，因此，儿时的心痛就将伴随着人生的一辈子，挥之不去。

春斗1973。曾记得第一次目睹祖母受批斗大约是1973年的春天。当时我正好上小学一年级，因小朋友们较多，我们的教室就设在了大队部公共礼堂的主席台上。桌子是用几块板子拼在一起后放在几块泥砖上，凳子也是一块长木板搭在几口砖块上。因此，遇上大队开批斗大会，我们就放学回家，大人们把板子、砖块一搬就又是一个批斗的主席台，会一散就是我们的教室。有一次可能因批斗大会时间不长，老师就让我们在学校内玩耍，等会议结束后再继续上课。那时一个几岁的小孩子对当时的政治是毫不懂事的，也不知大人们为何要那样没日没夜开批斗大会。那天我就站在大礼堂的墙角看热闹，当每向主席台上推上一个人，就有一个人在台上大喊“把地富反坏右分子XXX揪上台来”，于是台下就是一片歇斯底里地狂吠“打倒地富反坏右分子XXX”，就在这一片片灭绝人性的叫喊声中，不同年龄的被批斗者就被人推向了主席台，低头站在主席台的前面，并扣上一顶写着“地富反坏右分子”的高帽子。当有人在大叫“把地富反坏右分子付胜英揪上台来”时，我还不知道付胜英是谁？当我发现付胜英就是我祖母，她被一双野蛮无耻的手推上台时，我泪如泉涌，我祖母慈眉善目，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她有什么错，她为什么要受批受斗？这不是胡搞？这不是灭绝人性么？其实这就是我当时无法明白的所谓政治阶级斗争！

通过这次批斗，我知道了我的祖母名叫付胜英，从此我知道了什么“地富反坏右分子”并不都是坏分子，从此我知道了大人们也有胡来的时候，从此我懂事了，我不想参加任何的会议，我怕看到祖母受批时没有人格、没有人权的悲惨情境，从此我更加知道了这世上还有不少披着人皮的狼！

夏斗1975。这年的双抢之时，我与同龄人杨谷民在一块秧苗田里劳动，杨谷民站在我前面拨秧苗，他经常将泥水顺便向后洒，弄得我一身全是泥水，我多次要他不要那么做，可是他却多次反将泥水洒向我身，于是我俩就在田里打了起来。由于我比他灵敏一些，就将他按倒在田里，将他成了一个泥人，这一下麻烦又来了！杨谷民的婶婶是大队的妇联主任，她心疼侄子，出身高洁的贫农侄子却被地主子弟按倒在泥田里，这口气是一定要出的！于是她又将小孩问题政治化！没过几天又是一场批斗大会，批斗我祖母对孙子管教不力，将地主阶级的思想传承给了后代！现在看来此事是多么地无知可笑，可是当时却有不少的人习惯性地认为这样，这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相适应的。以致文革结束11年后的1987年，我考上了大学，还有人在问“政审”通得过么？其时地主已摘帽近8年了，但可以想到文革的余毒是如此地病入膏肓！

秋斗1976。记得视母第三次受批斗也是因我所致。记得1976年的下学期，因文付小学人满为患，于是大队就将我们40多个小朋友们转到了段上生产队的仓库里上课。当时的教学基本上处于放养试教学，也不知学了点什么东西，一个老师教一个班的所有科目。记得开学后几天上课时老师哭哭啼啼地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逝世了”，并要求我们从第二天起都要戴黑衫，并说我们还要列队去大队部的礼堂参加追悼会。由于我对上次祖母的受批还留下了很深的烙印，总担心祖母又会受批斗，于是也就没有告诉家人说要戴黑衫的事，当时我的父母在外打工，只有祖母在家带着我们，因此，第二天我没有戴黑衫。老师将军情上报给了大队“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将一件极其普通的事上纲上线，说是地主子弟不讲政治，不讲感情。于是就来了一个秋后算账，将我父母从外地揪了回来，又在大会上对我祖母进行了专题会议的批斗！那时，我只是一个不谙世事才入学的小学生，家中贫困得没饭吃，没衣穿，又从何去来一块黑衫？老师并没有对强调别的什么，就是因为我出身地主家庭，这件事就让我的祖母受到了批斗！

历史总是在修正中前行，历史对十年浩劫也有了中肯的评价，当年被批斗与被斗的人大都进入了天堂，他们以一壶浊酒相视一笑，就将人间所有的恩恩怨怨付诸了笑谈中，一切又从零开始了。人其实也就如一部计算器，只有将脑袋中的不快之事不断地清零，才能从一个境界走向另一个境界。

纪念付胜英

二〇一一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