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为了理想（5）

我不敢再往下想，也不能让家里人知道这些。他们又好心好意替我找到一个代课教师的工作，同样要有一张街政府的“证明信”才能进去。这在当时就如同要有一张奴隶的“解放证书”，没有它，谁也不敢要。

我实在不愿再去找刺激和烦恼。妈妈不知情，一再摧迫。李校长也亲自来动员。我只好实话告诉李校长，我是个被开除团籍的，街政府可能不给我“证明”。李校长却说：“这有什么，非常时期，动不动就开除党籍、团籍，多着呢！再说，这并没有比没有入团的人更坏。教师中有不少人还不是团员呢！改了就好。”

李校长亲自去找支书。支书却反要他到县文教科打一张“需要人的证明”，这明显是故意刁难。李校长没有灰心，真的打来一张这样的证明给支书。支书无话可说，答应“明天”就办。

“明天”我准时去找支书。他开始推三托四，要我再等“明天”。可是到了“明天”，又是“明天”。恐怕这个“明天”是永远不会完的。我也不依不饶，就天天都去找他，听他再说“明天”。有时他会对我说：“你急什么，过几天我会给你安排一个更好的工作，当小学教师有什么意思。”他的话我已经不再相信，等一个“明天”这样难，等“过几天”还不知要到猴年马月呢！

后来李校长作主为我担保，让我先到学校去准备上课，因为就要开学了，不能再等支书的“明天”了。

1960年8月，我没有经过街道党支书的“证明”，就这样来到北门外小学教书。可我人虽进来，心里却常常忐忑不安，不知道什么时候党支书会派人到学校来交涉，把我又要回去。要知道，当时不成文的法律是保护他有这样的权利。

当教师不是我的心愿，只是迫于生计。教书也并非是件容易的事，学期初要制订各种计划：有教学的，班级工作的，少先队活动的等等。我不知所以，全是借同事的本子来“参考”。至于课堂上如何传授知识，采用什么教学方法，就颇有探讨研究的余地。

大凡教育人必需既严又慈，且要有耐心。这方面我是先天不足，往往事倍功半，吃力不讨好。有一次上体育课，面对天真烂漫的儿童，我一开始就忙乱起来，整个操场乱轰轰的，叫他们排队，他们象一群蚂蚁，一个蹿来，一个跑去。勉强凑成队，又嘁嘁喳喳说个不停。好容易才能交代几句，想让他们去活动。一听到“散开”的口令，又象打破坛子的水，哗哗地四散开来，有的为抢夺器材，吵起架。我喊不住，急得团团转，讲道理听不懂，发脾气不管用，只有干着急。后来不得不又集合起来，带进教室去听我讲故事。孩子们喜欢听故事，那神情那秩序简直叫人感动。可故事一讲完，教室里又吵吵嚷嚷。我用尽各种规劝、评比、表扬的办法，都收不到持久的效果。我恼火了，有意要用威严来获得安静。拍一下桌子，吼叫一声，教室里静下一点。学生们互相看了看，有的还想笑。我声色俱厉又来一次，总算规矩了。下课后，我心里却留下无限的懊丧和对自己的不满。而每当一场考试之后，看到学生成绩不佳，心里更不是滋味，比自己考不及格还难受。

我深感自己不是当教师的料，这方面我没有一点特长。常此下去，我会一事无成。于是我的眼睛又盯着大学，认定只有朝这个方向努力，将来才有希望。我把上大学看成是实现理想的唯一途径。（待续）

七、为了理想（6）

1961年已有种种迹象，说明国家政策开始“解冻”，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前几年大学里收进一些“烂学生”，各方面反映强烈，纷纷要求重视知识质量。一些明显跟不上的学生被中途“调整”下来。一些新办的院校也被撤拼。我想，只要国家的改革有进步，我就有希望，只要考大学是真正看成绩的，我就能拿到“录取通知书”。

我雄心勃勃，决心一边教书，一边抓紧复习功课，相信国家会朝着明智的方向前进，而那些课本知识对我一点也不陌生，七月份我再一次信心满满地走进考场。

一些人在背后公开议论我，说我简直太傻了，吃一堑，二堑，三、四堑还不能长一智。说上面不会轻意改变对一个人的态度。我却始终认为自己对党是忠诚的，相信组织上不会用静止的眼光看待一个人，而我真的是一点问题也没有。

然而，结果还是我错了，我又太天真了，盼来的仍是一张“落取通知书”，这已经是第五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