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为了理想（4）

家里希望我找工作。是呀！我总不能老呆在家里靠父母来养活，至少我应该自立。我决定先去找个糊口的。只要听说哪里有招工，不管喜欢不喜欢，我都跑去碰运气。

泉州歌舞团刚成立，急着要招聘演员。自己虽做梦也不曾想过要去当一名演员，为了生活，我还是跑去试了。先是笔试过了关，面试时又唱了两首歌。导演听了很满意，说我有天赋，素质不错，乐感也很强，有培养前途。

这位导演原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歌唱家，灌制过唱片，曾经是解放军总政文工团的台柱子，因政历问题被清洗回家。1959年“大跃进”急需人才，才把他从家乡的管制中弄出来，那时是“戴着反革命帽子干革命工作”。这位就是后来才被“发现”的《康定情歌》采编者吴文季先生，我县洛阳镇人。如今，在他去世近半个世纪后，又将他当作“人民音乐家”广为宣传、缅怀和纪念。听说还是康定地区的人找到这里，县政府才“发现”他。当年他对录用我作不了主，要汇报给团领导，还要跟我所在的街政府联系，然后才能通知我。

后来他们“联系”过了，团领导回信要我安心在街政府工作。我心里明白，跟考大学一样，还是“政治”在作崇。

又一次是泉州地质局派人来本县，要招收一批学徒去当化验员，这可是我喜欢干的工作。我找到招工人员，自我一介绍，他立即表示欢迎，拿出表格让我填写，说是只要去街政府盖个公章，表明街道同意，他马上就可以招收。但是出于同样原因，我得不到盖章同意，也就当不了学徒，只能无奈地放弃。

我不死心，又到县工业局去打听，好容易觅到一份工作，说定了只要有一张街政府的证明信就可以进去。我找支书说明来意。想不到这次他二话没说就爽快地给我开了一张“证明信”，表明我政治上是清白的。我高兴极了，以为从此要结束流浪者的生活。这张“证明信”简直就是“生命线”，有了它我就可以复活了。

当我兴高彩烈再次跑进县工业局，原先答应我的那位负责同志，却连看也不看一眼我递过去的“证明信”就说：“你先回去，我们研究一下再说。”当时我还蒙在鼓里，不明白这“研究”的真正含义。原来当我前脚跨出街政府的大门，党支书就抢在前头给工业局打电话，说明我的情况，表示那张“证明信”不算数。这些还是支书后来向别人传授他的“工作方法”时，披露出来，别人又转告于我，要我“放聪明点”，我才恍然大悟。

对此我不敢抗争，也无从抗争，他们从来不明着说。支书的态度，我也摸不透。是因为在他看来，我确实有“问题”，他不能给我“证明”。还是因为上面有暗示，他不敢给我“证明”。或者是在当时，就因为我没有在金钱物质方面，对他有所表示，而故意不给我“证明”？

更可怕的是，我连当个临时工也不行了。夏粮收购季节，我到粮食收购站打短工。才干几天，城关公安派出所去那里检查所谓“治安工作”。当晚，负责人就把我辞退了，同时出来的另一位据说是“坏分子”，而其它人都留着。

显然，我已经成了一名不公开宣布的“四类分子”，所谓“内专对象”，失去一切权利，不光大学进不去，招工不允许，连求生糊口的路也被堵死。本来我还想报名参军，后来听说是招火箭列兵，心想这是属于国防机密，我更没有机会，干脆不报名，免得别人说我“假积极”。

在一些人看来，这一切似乎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甚至是必要的。就象奴隶社会，奴隶主为了保护他的利益有权随意杀戳奴隶一样，这是他的权限，即使错杀了，也不会怪罪奴隶主，因为奴隶本来就没有任何权利可言。当时的“四类分子”跟奴隶，几乎没有什么差别，都是最底层的贱民，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权利。也许有人会理直气壮地说：“对那些人，人民就是奴隶主，他们是专政对象，还想翻天吗？”当人们脑子里装进这些东西的时候，矛盾自然就会被激化，简单的事情也变得复杂了，可真实情况果真如此吗？我们的民主社会果真需要这样吗？（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