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遭遇“开除”（5）

这之前我还在天真地幻想：由于“整团”后自己一系列积极的表现，特别是“落取”后经过一段彷徨，重先鼓起勇气，开始新的征途，组织上将不会对我处分，可能还会继续培养我，把我放到适当的地方去。

那时一切都完了，工作不用等，再考大学也是白费劲。往后的日子如何度过？将来又会怎样？大概已把我看成是一个成熟的，有一套完整思想体系的“右”派分子。也许早已在监视我的一举一动……我不敢再想下去。怎么连一次改正的机会都没有给我留下，就把我“开除”了？

此时我还要担心亲人的指责，邻居的岐视，朋友的耻笑，妈妈的难过。我再次感到没有勇气活下去。只有赶快离开这里，躲开人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默默无闻的地方去，最好到前线去，在战斗中死掉。可是这也不可能，因为我是被“开除”的，部队怎么肯要。

我颓然地感到一切都完了，什么样的处分都行，就是不要“开除”，这打击对我太大了，大到无法弥补，对我人生是一次灾难性的摧残。我觉得除了这肉的身躯还在，一切都被“开除”，什么都没有，连最后一线希望也失去，要想重先入团更是渺茫，就象死了不能复活一样。

几年后我才听到有人对我解释说，当时正值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的“非常时期”。组织上不得不采取所谓“非常手段”，清除一批政治上所谓有“问题”的人。也就是跟封建帝王在不高兴时会随意把人推出去砍头一样平常，用不着考虑该不该，合不合组织手续。

此外还跟一位同学有关，那年“整团”后他常常来找我，要我再向他介绍那些已受到同学批判的东西。我告诉他，既是错误的，就不要再谈了。他却一个劲地要求，说他个人认为那些并不坏，发誓替我“保密”。我拗不过，就以忏悔的心情告诉他我曾追求过的东西，那些也并非都是“资产阶级”的，我不知道他是抱那么大的兴趣在倾听，更不知道他又那么热烈地去表现自己。终于在临毕业前他也受到团支部的批评教育。至于当时他如何向组织交代，如何推卸责任，我一点不知道，也没有人来找我对证。

直到1962年组织上“甑别”我的问题，翻阅过去的档案，我才从别人那里获知，那位同学当年向团组织交代了所谓“跟何海生的关系”，把他的错误根源裁到我身上，说是受我的“毒害”和“诱惑”。因为他出身贫农，团“组委”得出结论，说我“整团”后“不思悔改”，“继续放毒”，“腐蚀同学”，“表现极其虚伪”等等。于是“前科后犯”，一句话，将我“开除”，可以不经任何了解和核实。

有些人就是如此不公正，只善于随意处治一个人，却不愿深入调查研究，弄清事实真象，不愿想办法拯救一个即使真正有错误的人。还要对一个充满期望，热情追求进步的青年给予毫无提防的打击，这跟惨无人道有何差别？

我实在是不愿意太多地来发泄这一切，而且当年我也不敢如此去想。我仍然期待着以自己的赤诚去获得宽恕。在我的头脑中也只有应该对党忠诚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一贯是热情、诚实、坦白的，随时准备为重视我的人献出一切。在我心目中只有美的正义的东西，为了它我愿意改正错误，也愿意负着臭名声。可惜当时没有人知道我，理解我；也没有人肯冒着风险来帮助我，支持我。

如今一切都成过去，就是对那个丑陋的人我也早已忘却，唯有“同学”二字是永恒的。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时代不断变迁，过去发生的事绝不会再重复。摧残人生的毒菌，如果还要继续发酵，也一定会被有效地制止和铲除。今天的青年应该生活在一个宽松和谐，享有自尊权利的社会里。

六、工地磨炼（1）

1958年继“总路线”、“大跃进”的口号响彻云霄之后，一句“人民公社好”，又吹遍大江南北，组成高高飘扬的“三面红旗”。于是“全国一盘棋”，“人多力量大”，各地开始了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工程，借着“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成千上万的民工被抽调到建筑工地去。我也在那年10月24日告别家乡父母，来到本县最大的乌潭水库（后来叫惠女水库）工地参加劳动。不同的是我并非被抽调，而是自愿报名要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