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考民高 榜上第一 第17章 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

考民高榜上第一

“四十年代初，沁源县有三所高级小学（相当于初中），在当时算是全县最高的学府了。全称是：沁源县国民革命高级学校，简称民高。由于日本鬼子的扫荡和占据，城关的第一高校迁到了南石村。为了躲避敌人的干扰，后又搬迁到小南川村，这里是沁源县最南端的一个小村庄，全村只有十几户人家。我报考民高的地点，就在这里。学校设在村东南边的大庙里。这个庙有正殿、东西厢房，南边有大戏楼四合院。当时在校的只有三十三班，三十二班刚刚毕业。我若入校自然是三十四班。这样的班级排序，是沁源县建立民高时开始的，已有30多年的历史了。

“1943年夏秋之际，我从阳泉村小学毕业，来考民高，同时来报考的还有三、四十个学生。考场就设在大庙的戏楼上，监考的有校长朱建业、教导主任崔子春，还有其他几位教员。这一天是上午考试，时间规定三个小时，我不到两个小时就已做完，第一个交上考卷。临近中午，大家都考完后，我们便在这里吃着自带的干粮，等待出榜。下午三点左右，榜示已出，贴在西厢房外墙上。大家围上去观看，只见第一名的位置上写着：李光前。当时我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的高兴。这是我几年来在小学里认真学习的结果，是我的父母教育我长知识有出息、我立志要好好学习报答父母的最好礼物。接着，学校宣布了入学日期。我们都回家准备学习用品以及米和面，到时要背来学校报到。

“回到家后，我把好消息告诉了父母，家里人、村上人都为我考上头名而高兴。因我家在当时较富裕，米和面的“学费”不存在问题。我第一次背着“学费”去上学时的心情，仍然是有着考第一时的高兴劲，走起来轻松愉快。

“小南川村的西北岭上树木葱葱，秋冬季节，学校为了解决伙食上的烧柴问题，常在课余发动我们学生到山上去砍柴，学习和劳动成为我们在校的主要生活。这道是我们学生们学、劳的最好结合。

“在小南川村大约一年的时间，我们学校就搬回到了南石村。南石村有当时部队在村北头打的几十个窑洞，在这里，学校安排了老师宿舍、学生宿舍、课堂和伙房，还有活动的操场。与小南川村的大庙相比好多了，这里宽敞有序。学校安顿后，各项工作也正规起来。我们学习的内容，有语文、数学、地理、历史、自然等功课。老师也比以前多了好几个。在阳泉村小学教我的郭增祥老师、李乃智老师也调到了民高教学，他们两个对我的学习情况是了解的，也便于我的更好的学习。不久，又来了几个插班学生，我们班的学生数达到３0多人。同时还招考了三十五班的同学，学生的人数比以前大大增加。”

父亲在讲述这一段历史时，心底里充满自豪。而更让他自豪的是下边的讲述。

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在民高的学习成绩和在小学时的成绩情况一样，每次期考都是第一名。记得只有一次是第二名，第一名是南裕沟的卫保元。由于我的各门功课很好，很受老师的称赞和偏爱。我当上了班级队长，（实际上就是现在的学生会主席）经常参加区里、村上的社会活动，全校的学生都是我领队去参加活动，身上还披挂队长的红佩带，神气的很。

“我在学校的表现，老师们都看在眼里，特别是校长朱建业，还有教导主任崔子春，他们二人对我早有了培养和扶植的想法。但是，正在这时，我的家庭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变化对我的打击是巨大的甚至是致命的（这个家庭变化，以后再加以叙述）。1946年，我的父亲被划为富农，家里的东西、土地均被没收，人被扫地出门。家庭发生的变化和危机，使我这个正在上学的孩子失去了经济来源，我从家里拿不来米和面向学校伙食上交，面临停学、回家的境地。这时距毕业还有四、五个月的时间。

“16岁的我，已开始懂事。没有父母的养育，我就没有今天的成长和进步，我永远不会丢掉或忘记这再生之恩。我是喝沁河水长大的，家乡的父老乡亲、这里的一草一木，对我来说，都十分亲切。尤其是学校的老师们，我对他们更是有无限的敬意。

“我面临停学危机的情况，校长、教导主任也十分着急。他们毫不犹豫地决定要扶持我，一定要使我安全毕业。当时，他们实行的是实物薪津制，每人每月145斤小米。为了帮助我，校长和教导主任每人从他们的薪津中拿出几十斤来供养我继续上学，一直到毕业。这一段经历，我终生不忘，是他们在我人生道路上的险要关头，扶我、帮我，使我十分顺利地度过了（在我个人来说是无法度过的）这道险关。

“不仅如此，校长和教导主任除了在生活和学习上帮助我，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培养我成长。在他们的教育帮助下，我开始懂得要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要为人民服务；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人民的救星。共产主义思想开始在我的头脑中扎根，共产党三个字在我脑海里深深地烙了印。

“当时党的活动不是公开的，是隐蔽活动，我还不知道他们就是共产党员。我入党也是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至今还记忆清晰。一天晚上，有一个人对我说，睡觉时不要脱衣服，夜里有事找你，不能跟别人说。大约是在半夜过后，我被人叫醒。通知我出去，不要被同窑洞睡觉的同学发觉。我轻轻地起身，用枕头把被窝顶起来，好像有人在睡觉。就这样捏手捏脚下了炕，出了窑洞，跟来人到了另一个山沟里的空窑洞，只见里面土桌上有一盏油灯，墙壁上挂着一面鲜红的党旗。

“在这个窑洞里，我面对党旗举起了右手，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的入党介绍人是校长朱建业和教导主任崔子春。当时，与我一同入党的还有两个人。这一天是1946年5月29日，我还不到17岁，距离我毕业还有一个来月。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中最优秀的分子所组成的队伍，肩负着拯救民族危亡，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的历史重任。我能在还未走出校门时就加入了党组织，是党组织对我的信任和希望，这是我人生的最大光荣。能光荣地加入党组织这在我们学生中也是少有的几个，我在学校的表现好，也是我能加入党组织的原因之一。”

这次回山西，父亲和我去见他的老同学郭景和，也就是过了四十年之后，见到当时的同班同学，才知道，在他入党问题上有不同意见，险些错过那“光荣”时刻。郭景和说：你李光前差一点没有如党，我是知道的。崔老师为你入党，可是费尽了心思。他找了一条很有说服力的理由，他说，：“李光前不是富农子弟，是贫农的儿子，他是在富农家养大，而本质是贫农，不应该当富农子弟看待。”郭景和说，崔老师的理由在当时很关键。就这样说服了不同意见的党员，统一了认识，才同意你加入共产党。郭景和也是从其他人（当时讨论父亲入党的党员）那里知道这些情况的。

父亲很感激老同学的解惑，四十多年疑问终于得到了答案。

“主要是因我家庭成份不好，是富农。有的党员提出，不能让富农成份的人到党内来。这一点，不同意见的党员提出来，在当时党内存在左倾阶级路线思想影响下，几乎是的致命一着。但是，我还是加入了党组织。他们怎么又统一了认识，同意我入党了呢？我一直不清楚。

“几十年的迷，今天郭景和帮我解开了。没有崔老师我入不了党，就没有了党组织对我的培养和教导。可崔老师从来没有对我讲过这些。1994年回山西我专程去看望崔老师时，畅谈了很长时间，他也没有提及此事。郭景和讲的话，使我对崔老师除有感激之外又多了一份敬意，他是有着崇高思想品德的人。

我问父亲，郭景和为什么没有入党？

“郭景和与我同班，他的学习成绩也都是优等，人很聪明，我们在班里是要好的两人。但是，他没有能入党，原因就是他家里成份比我更高（地主）。当时的唯成份论不知害了多少人，而这些人大多又是很有才之人。打倒“四人帮”之后，邓小平取消了唯成份论，这才解救了不少吃尽“苦恼”的人的精神枷锁，当然也包括我在内。

父亲很感慨地说：“因为我身上的富农成份也影响了我的不少的前程。你们几个也在“文革”中多多少少受到一些歧视，但当时你们还小，还没有参加工作，不算什么。

“我的才学不高，几十年来没有机会再进修到更高的大学学历，这是我没有人生更高进取的主要原因。若不是1978年的思想解放，恐怕我这个富农子弟无论如何是当不上厅长的。”

父亲眼望窗外，一片漆黑，但是他眼中有神：“回忆往事，我真切的感到，没有校长、教导主任两位恩师的培养和恩济，我不会走出乡土家园。没有共产党、毛主席的培养教育，我更不会有现在的一切。是党的恩泽通过两位恩师在我身上的体现，是党的光辉照亮了我的前程。热爱党、永远跟着共产党，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是我从少年起就树立了的坚定信念。

“毕业后，学校推荐我到县里办的教员训练班学习。这个训练班设在郭道镇北边东村，我在训练班学习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接到通知到县政府去参加工作。当时的县政府驻在郭道镇河南边的大庙里。1946年8月，我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

“呜”一声长鸣，列车到达郑州站。旅客开始搬拿行李，我们结束了对话，时间到了半夜11点3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