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曲折与高潮
一、难题
1954年春，全国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9.5万多个，入社的已有170万农户。
这一年，由于金姑桥村支部不急于求成，没有转高级社，着重做了初级社的巩固工作。
1954年10月10日，XX中央召开第四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从此时到1955年春，全国的初级社发展到67万个，超过了原来的计划。
1954年国家计划收购粮食的指标失当，又向农民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就使得农村一些地方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紧张状况。
70亿斤粮食的超购，给基层的干部和群众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四川省承受不住，祥云县承爱不住，莲花区区承受不住，金姑桥更承受不住。
粮食统购高指标，像喜马拉雅山一样横在金姑桥村支部的面前。吴端正宁愿辞职，但是无效，上级不批准。方圆乡书记于强、乡长王亚南亲自坐镇金姑桥，做吴端正、赵兰芬和整个党支部以及村公所的工作。一个个谈心，无效；又开支部、村公所联席会议，甚至共青团、妇联、民兵连的主要负责人都须到会，来了一个全方位的整顿。
于强、王亚南讲了一通大道理后，强迫与会人员个个发言，人人“过关”。
又一次激烈的大讨论（这次是表态）会进行了。发言的气势不大，所表示的对抗劲头却不小。
民兵连长丁义忠：我不会讲话，一家五口人只收得三千斤粮，你要他卖两千斤，只剩一千斤了，人平两百斤，隔三百九差远了，强迫卖这门多，那农民还吃不吃饭？
共青团支部书记窦明：我们共青团是党的后备军，当然要跟共产党走。但我认为，上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要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一贯教导，要搞实事求是。粮食卖给国家是应该的，支持国家工业化嘛！但粮食卖过多了，农民又吃什么呢？
妇联主任田桂玲：中央文件一直强调自愿原则，为什么下面一直搞强迫命令？
副村长丁生略：农民没有粮卖，上级就是把我们金姑桥的干部都撤职了，还是卖不到指标规定的数额。
村长方成清：国家定的购粮指标，为什么连三百九都不给农民留？
赵兰芬：于书记、王乡长，国家订购粮指标时，为什么不考虑常年产量和特殊情况，为什么给农民一年三百九的粮食也不加考虑。何况今年根本达不到常年产量，今年雨多，发大水，水垮山压，哪个社不是几十挑田没过收？新园社原属吴玉花家那丘大田，二十几挑田被大水冲得颗粒无收？丁凡们向你们汇报了，你们为什么不向上级汇报？
于强、王亚南听得鬼火一阵阵往上冒，鼻子、眼睛皱做了一堆，肺也被气炸了。于强严厉地给吴端正下了命令：“大家都在乱说，你以一个共产党人的形象表个态！”
吴端正：好！我以共产党人的形象表个态。第一，我们要实事求是。第二，我们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第三，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想到人民，要为人民服务。第四，我同意以上所有发言。如果乡党委、乡政府认为我们全部不称职，既可以全部撤职，也可以部分撤职；既可以换班，也可以由你们直接来搞！”
于强怒不可遏：“好，我们直接（重音，很重）搞个样子给你们看看！”
二、向富裕中农开刀
在新园初级社，在土地折价归公时，折价过低，因为丁生福、丁和生的利益受到损害，但丁和生接受吴端正的劝告，以大局为重，忍了，叫哥哥生福也忍了。而丁志洪家就不行，吴云仙大吵大闹不算，还杀耕牛、砍山林、闹退社。
于强、王亚南见吴端正带领全村干部对统购粮食高指标软抵硬抗，一个先进曲型变成了落后典型，就越级执政，非要金姑桥完成四十万斤购粮指标不可。
基他村的任务都完成得差不多了，偏偏这金姑桥，几年的老先进典型，这次栽了，还差4万斤任务已不可能从地主、富农身上要；贫下中农是党在农村中的主要依靠对象，也不能违反政策；剩下的是富裕中农，既然是团结、改造的对象，那就向他们开刀。
丁和生已经多卖了三千斤，动员哥哥丁生福也多卖了二千斤，还动员不是富裕中农的吴玉花也多卖了一千斤。因此，丁和生、丁生福作为好的典型，免于“开刀问斩”。
于强、王亚南很快把贫下中农发动起来了。
金姑堂第三次激烈的说理斗争大会。贫下中农发动起来了，像当年土改斗地主一样，向富裕中农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只是没像斗地主那样，让地主站在台子边挨斗。大家坐在一起，因此贫下中农都是讲的大道理和富裕中农有粮不卖之类的话。
既然是坐在一起，富裕中农就反驳起来了。
丁志贵这次不敢带头了。吴云仙却敢。
吴云仙：我们富裕中农入了社，土地折价太低，我们已经吃了大亏。贫下中农的土地折价还高些，为什么贫下中农不多卖粮？
众贫下中农：你反对贫下中农，就是反对革命！
吴云仙仍然大吼大叫。
其他的富裕中农忍气吞声，没敢发作。
于强下令：“把她棉衣脱下来！”
几个贫下中农青年一拥而上，把吴云仙的衣服脱得只剩下一层单衣了。
于强再次下令：“把她和丁志洪推到雪地上去站起！”
几个贫下中农青年立即执行，当然丁志洪的棉衣照样被脱下。
王亚南宣布：“吴云仙家砍的木料，明天全部充公！下一个，丁志贵，你表个表！”
丁志贵胆战心惊地：“实在是没有粮啊，不然我早卖了！”
王亚南一声令下：“把棉衣脱下来！”
丁志贵看着屋外的天空铅灰沉重，北风橫卷鹅毛大雪，只觉喉头哽咽，字字哭腔：我卖，我卖，我再卖二千斤！”
于强：“现在就看你们学丁和生、丁生福、丁志贵，还是学吴云仙、丁志洪。”
二十几家富裕中农，除了吴云仙，都表态再卖二千斤。任务是完成了，但吴云仙、丁志洪的“象鼻子”还得割，而且超额两千斤也不算多。
结果，吴云仙、丁志洪被冻得大病一场，两千斤粮食照样得卖，所砍木料照样没收归公。
自此，富裕中农低人一等，只比地富反坏好一点。
于强、王亚南大获全胜，又把全村干部召集拢来，要大家拥护乡党委、乡政府的行动。
吴端正他们还是只表个囫囵态：“我们一定要按党的政策办事！”
法不责众，于强、王亚南只是一人一篇，把吴端正批评、指责一番了事，然后怏怏地打道回府。
三、高潮
1955年1月，XX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中央农工部根据通知精神，收缩了二万多个合作社，其余65万个合作社得到了巩固。农村一度紧张的状况得到了缓和。
吴端正、赵兰芬、方成清、丁生略等干部，带领四个初级社的社员把被水冲山压的良田全部恢复过来。又对不称职的社干部进行了更换，四个社都得到了巩固。
虽然他们未能保护住本村富裕中农的利益，但他们抵制购粮高指标的行动却赢得了各阶层农民的普遍信任。吴端正又发动一些党员、干部“借”出一些粮食给贫下中农和富裕中农缺粮人家，实际上不要还的。秋后，这些人把粮食还了。
1955年7月31日，XX中央召开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同年10月，XX中央召开了七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会后，农业合作化高潮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同年9月至12月，毛主席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此书写了两篇序言和100多篇按语，虽有“左”顷思想成份，且出版后加剧了强迫命令的倾向，但是进一步推动了合作化的高潮。
丁义浩、丁生迈二人，利用暑假时间，捧着《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先后到四个农业社巡回宣讲。吴端正把此事反映到于强那里，于强又动员各村教师组成一支合作化宣传队，以丁义浩为队长、丁生迈为副队长，到金姑桥以外的各村宣讲，大造了社会主义舆论。
1956年初，农业合作化已发展到小社并大社、初级社转高级社的阶段。
于强、王亚南要求金姑桥四个初级社并成两个高级社，这回金姑桥又先进了，一竿子插到底，四个初级社并成一个高级社，称金姑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方成清为社长，丁生略为副社长。该社所有机构体制、领导体制、核算制度都改变成完全社会主义性质。原来的初级社改成四个组，原来的初级社正副社长改任正副组长，生产活动照常进行，有条不紊。
金姑桥高级社成立这一天，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金姑堂坝坝上，比春节娱乐活动还热烈。成立大会开过，不仅各种体育、娱乐活动竟相开展，而且当年和柳支队一起扭过的秧歌也再一次遍布全村。一时盛况空前。
金姑桥沸腾了！
喜笑颜开的伍忠直、吴云仙、丁义贵等人在秧歌队里碰上了吴端正，他们一齐向吴端正舞过来，边舞边唱：
吴支书，为人民，一碗水呀端得平。
今天成立了高级社呀，男女老少笑盈盈。
贫下中农社员也跟着唱起来：
共产党，为人民，金姑桥支部好典型。
社会主义到农村呀，幸福日子已来临。
……
吴端正走过来，提醒大家：“不能唱我个人，绝对不能唱！”
说完，就和大家一起唱一起跳一起欢乐。
金姑桥村支部这个战斗保垒，在高潮中仍保持清醒的头脑，总结会上保持低调，不讲大话，不唱高调。
吴端正：强迫命令之风席卷全国的时候，我们金姑桥为什么不要强迫命令？是各初级社干部、社员自己要求的。他们尝到了社会主义的甜头，他们热爱社会主义。他们懂得了：要想真正当家作主，真正摆脱穷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行。并不是我们支部特别得行，也不是哪个特别有领导能力。
方成清：大家选我当社长，我觉得不称职，吴支书、兰芬同志、生略同志，工作比我做得多。
丁生略：支书、村长谦虚。我看哪，吴支书带好了头，兰芬是好帮手，你的初级社最大，所以大家都拥护。
赵兰芬：不要为我们评功摆好啦，我们在工作中还有很多错误、缺点倒希望大家提出，我们好改进工作。
吴端正：（点头）兰芬说得对。
赵兰芬：这次四个小社并成一个大社，这么顺利，我认为是因为丁凡们支部和村公所正确执行了党的政策。依靠贫下中农容易做到，团结、争取富裕中农不容易做到，许多地方富裕中农被逼恼火了，还动了刀子，犯了罪。
丁义忠：我看确实是这样。
吴端正：因为贫下中农、富裕中农同属人民的范畴，我们说为人民服务，就要全面理解，既要为贫下中农服务，也要为其他阶层服务。不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于强、王亚南看了金姑桥村支部的农业合作化工作总结上，有些话与《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和按语有出入，本想批评他们学习政策不深透，调子太低，有错误偏向，但与他们自己在金姑桥之外的各村多数靠强迫命令相比，又觉得金姑桥村支部棋高一着，也就不了了之。
从后来的发展趋向看，金姑桥高级社是全县办得最好的高级社之一，又一次成了全县的典型。于强、王亚南又才回过头来认真研究、分析金姑桥的办社经验，从中吸取既符合当地实际而又有创见的成份，在全乡大力推开，对“左”倾思想有所抵制，强迫命令之风也减弱了一些。
到1956年年底，全国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87.8％。至此，农业合作化基本实现，我国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四、大鸣大放
1957年春末，全国开展整风运动。金姑桥村支部认真整风，发动社员群众在金姑堂召开了几次鸣放会，让各阶层群众畅所欲言，对全村所有的党员提意见，也对党的农村政策展开讨论。
大鸣大放中，贫下中农鸣的最多，放的最重。思想斗争高潮迭起。矛头基本上对准吴端正，对其他干部的意见相对少些。
丁志友：吴端正一贯压制贫下中农，依靠富裕中农，违背了党的政策。
丁忠木：吴端正为什么给富裕中农借粮吃，阶级立场在哪里？
丁志远（丁志友之弟）：吴端正口口声声说要依靠贫下中农，为什么多年重用富裕中农丁和生？
其它意见还有：
——丁生略开口就帮丁和生说话，家庭观念、家族观念浓厚。
——方成清只搞他的“方伍二姓”，对其他社员关心得少。
——民兵连长丁义忠不称职。
——窦明组织共青团员跟到于启洪搞什么科学实验，不关心政治。
吴端正和金姑桥的干部们抱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免”的态度，认真听取了来自群众的各种意见；吴端正还在村干部会上带头检查了自己的不足之处。
接着，他又和赵兰芬一个组一个组地去检讨和解释工作，还直接到丁志友家与他两弟兄交换了意见，同丁忠木也交换了意见。
村支部、村公所两管齐下，一边正已，一边帮人，对一些损害集体的人事进行了批评教育，包括有几个富裕中农占集体的便宜，这一来，群众意见减少了，高级社也更加巩固。
1957年，金姑桥又获得大丰收。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有的人肚坡吃饱了，就坐不住了，编造了令人生畏的流言蜚语，比如说方成清与金玉莲又如何如何，吴端正与赵兰芬又怎样怎样。
对吴端正与赵兰芬的流言蜚语最离奇，就是他们经常一起开会，在夜里，在僻静处就“打篱笆桩”，基至还说赵兰芬的儿子同吴端正硬是好像好像。
流言蜚语传到于启斗的耳朵里，他把儿子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又把镜子摆在自己面前，把自己的脸相与儿子的脸相比了又比，心想：“是我脱的壳壳呵，嘴巴、鼻子、眼睛都像我哦，那些狗日的吃了饮没事干，专门造谣、中伤、害人！”
气愤之余，他把流言蜚语告诉了赵兰芬：
——啊个嚼牙包骨的，尽是乱讲，我这儿子我看了又看，比了又比，哪点都像我嘛！
——身正不怕影子歪，怕什么？
——人家传来传去，难听，气人！
——心里没得亏心事，哪怕半夜鬼敲门！
夫妻正说话间，吴端正给赵兰芬送来了一个赴县城参加妇代会的通知，并对兰芬、启斗二人说：“去开会时，到区里去填个表，区妇联主任调到县里当县妇联副主任去了，准备提拔你当区妇联副主任，实际上管全区妇联工作。”
于启斗高兴中又带着酸楚：“这下，看他们嚼什么舌根？”
吴端正问他：“你信吗？”
于启斗说：“我不信流言蜚语，我相信兰芬，我也相信吴书记，我们大家都是正派人！”
县委、县妇联要提拔赵兰芬，于强、王亚南提了反对意见，说赵兰芬老是跟着吴端正，思想右倾。县委书记汤告振一锤定音：“看一个人要看全面。吴端正、赵兰芬既然右倾，为什么他们办的高级社是全县的典型？”于、王二人无言可答，赵兰芬提干顺理成章。
赵兰芬这回在县妇代会上发言，没有提钢，没有发言稿，她却把金姑桥的妇女工作讲得有条有理，把田桂玲和其他妇女干部的工作情况讲得活灵活现。
田桂玲听了：“怎么我做的事，她一丝一毫也晓得？我今后也要像她那样，进一步把工作做好。”
妇代会散会后，县委组织部给赵兰芬开了介绍信，到县人委人事科办了一应手续，先到莲花区报了到，向区委书记向明亮请了两天假，把家里安排一下，把衣物弄到区里来。向明亮准假，赵兰芬与田桂玲一起回家了。
在仙方台，田桂玲盛情地留她吃了午饭。仙方台人也来玩耍，都说舍不得兰芬走。田桂玲说：“她自己也不想走，党的需要不能不服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