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九代表‘九五’至尊，数字符号‘9’，在这里再也找不到任何上升空间，‘0’连从头来过的资格也没有，空空如也。至少看到希望，要从‘1’开始，所以，在我的记忆里，我就是这样去定义自90年展开的这个时代的：一种跃跃欲试的兴奋、一种按捺已久的情怀、一种莫以名状的迷茫，为我们每个人掀开了这段历史的篇章。这个极数‘九’带来的躁动与不安，似乎，在彰显这是一个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有点不同寻常的时代。这是一个很好的怀旧题目，至少对于一代人来说。

因为，在九十年代属于的这个世纪，没有一个时代和这个‘躁动’而疯狂的时代，那么令人记忆深刻、那样去相提并论。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我们这个群体，在经历了89学运冲击的冷思考后，来不及半点的总结与反思，91年真是一个令人即爱又恨的岁月，爱的是自己大学毕业了，社会传言我们这几届大学毕业生是国家包分配的，可能是最末几班车上的成员。有一种捡着便宜式的持续性兴奋。那时，公务员还没有这个时髦的称号，但是，有一个令人敬畏与仰慕的名字“国家干部”，但凡，被冠与‘国家’定语的，一定是将来可以出息的，代表十年寒窗告别了冷雪。窗外朝阳无限温暖与美好；恨的是，自己大学那四年的光阴，感觉几乎白度了。因为，仅凭我们工科掌握的那点社会知识，我们至始至终搞不明白，为什么要闹学运？‘官倒’‘腐败’‘全盘西化’‘共产主义的老大哥前苏联的解体’，第一次，在个人的命运里出现了‘国家’与‘民族’相提并论的概念。并且，也是第一次，那样近到可以鼻息相闻地感知，国家民族与个人命运的息息相关。

值得庆幸的是，我非常有幸地赶上了这辆末班车，始至91年的后尾数‘1’，一切来得那么平静与自然，从‘1’的起步，我似乎已目光远大地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前程，由国家干部而出仕，仕而优，优而宦，再也没有了范进中举的忧虑与担心。那时，始至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些奇装异服，诸如裙摆开到脚关节以下，不分男女的喇叭裤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这种流行趋势的转变，至少可以让我们可以轻装上路。走路时，不再杨得灰尘纷起。而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却在不知不觉中正名了，象一些传统的婉约派诗歌一样，作为本身生活的一部分，已为广大群众所接受。但是，这个九十年代，接踵而至的诗人自杀性事件，89－海子、91－戈麦、93－顾城、95－胡宽，与现在的富士康的十连跳一样地惊心动魄。彻底颠覆了传统诗歌作为人们精神领域一直高高在上的，高贵与神圣的形象。纯文学刊物被一些媚俗的花销刊物打得落花流水，‘快餐、速食文化’席卷整个文化领域。拜金主义的思潮，象烟花一样绚烂。国家不仅开动了强大的国家机器来动员，全民围绕经济建设为中心，还在政府机构的下属派生了大大小小不一、功能不同、有限责任与不追究无限责任的公司。那就是被后来称为‘红色资本’的最初萌芽。

但是，可以干一番事情的理想，与沉闷的机关生活作风，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与矛盾。难道‘国家干部’就是这种一杯清茶、一张报纸泡一天的工作作风，那个时候的公务员的确大多无所事事。许多年以后，当我有闲心坐下来回顾那段岁月，并统计一下在职期间的时间分配与当年的工作业绩，罗列起来好生惭愧：我在职国家干部一年有余，朝九晚五倒是天天如期，但是，共计迟到累积有三周时间，提前下班五周、不请假擅离职守两个月，上班聚众聊天三个月，工作期间偷吃零食累积一周、喝茶读报累积五个月、私自煲无关工作的电话粥累积三天、如厕、会友、吃饭、午休累积一月。干的工作计有以下几件事：代单位草拟了五份文件，记得其中一份还是重新印发的，“关于转发XX中央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一份是行政单位办实体的批复：“关于批准某某单位成立富达实业有限公司的批复”，这些文件批复，我写出来不算，要经副科、科长、副主任、主任层层修改，那时的工作态度很好很认真，领导小到一个标点符号，都要写上按语。于是，一份正规的红头文件才能庄严地出炉。另外，还有个小小的成绩，就是，我这个‘城改办’的小科员，配合我们‘农改办’的大科长，写了一篇“关于喀斯特地区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的论文，还在地区科委举办的论文中，获得了三等奖。一人分得了50快奖金。请单位同事吃了一顿，下了一回舞厅，五十元钱的账全部作平。

特别值得提醒的是，那个年代还没有什么卡拉OK、KTV、量贩式KTV，交谊舞厅非常流行，那些交际场所就像一条没有污染过的小河一样纯净，男女相约一曲难忘今宵，什么慢三、快三、恰恰、探戈、在舞动旋律里带来了美的享受，只要你够勇气，你都可以在那些舞池的角落中，与那些陌生的孤独的舞伴相舞一曲，要说有点什么暧昧，顶多也只停留在一些混沌的幻想中。或者“阴谋谋求一个简单的联络方式”。人们的生活虽然不乏躁动与简单，但生活透明、而朴实。纯粹的诗歌、与纯粹的爱情还像晚霞辉映下的傍晚，夕阳无限好但恨只是近黄昏的怅然。

这时的沿海城市，有一个，象当今突然网络串红的明星一样的小小的渔村深圳，成为了令全国人民兴奋与注目的焦点，尽管这个焦点离很多人现实的生活很远。但是，依然改变不了他们这种比较热情的、集体性的、间歇性的兴奋。不止那个地方代表一些资本主义时尚的东西，令我们大众兴奋的还有一些‘资本主义糟粕性’的东西，而且，这些糟粕性东西被政治上定调为：是可以暂时容忍的现象。也是，潮流来时，流沙俱下。总得要有一个清淤与排毒的自我更新过程。

改革开放，一些经济的、体制的革新对于空前压抑人性的一代人来说，倒是没有多少更为直观的体现，人们对于‘开放’的理解，更多的是停留在一种男女关系的层面。因为，许多第一次有幸踏入特区的人回来时，描述特区那些红男粉女、灯红酒绿的生活，很多人把这种向往变成了挣脱人性‘炼狱’的一种动力。开始跃跃欲试：中国的前途在特区，个人的前途在特区，人生的幸福与快乐更是在特区。到了特区，真是比到了国外还令人兴奋。

这种人性上的戏剧性的改变，至少在一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可以让你去放纵一些身体的器官时，也无需再通过一种暴力的形式，那种高昂的人生代价来解决。使用‘人民币’还无需动用外汇，就可以为你摆平一切，令你满载而归，我敢保证，这种下三烂的想法至少代表了人性深受压抑的那个群体的主流民意。因为，那时人们特区归来，除了谈论有关挖掘机忙碌与行人匆匆的景象外，特区的高楼大厦与不夜城的生活方式，以及‘小姐’被时代重新赋予的涵义，都是那个时代流行的话题。

很有数到‘一、二、三’的干脆，我也随着这股潮流，在93年，被国家赋予的‘国家干部’的这个称号被我干脆地革命掉了，这个永远改变我人生方向的决定，甚至没有细细的思维与推敲过，怀着激情与叛逆，告别了自己固执认为没有前途的机关，一下子蹦到了这个‘深圳湾淤积成的咸海’。开始了长达十数年的人生漂泊。这个十年间，首次感受到了人民币与很多被称作商品、与不被称作商品的，‘通存通兑’所带来的快感、和收获的实惠、与随之而来的痛苦与反思。这期间，大学学府大量的‘垦荒种植’，与片面地强调学府的‘GDP’，大学生象那些荒芜的土地上长出的‘土豆’一样变得普遍而廉价，失去了昔日作为燕翅鲍一样尊贵食材的荣耀。“国家干部”悄然被一个跟上时代步伐的词汇所取代，“公务员”体现人民公仆的鲜明词汇闪亮登场。国企破产与重组的步伐象时代那样紧迫，下岗工人象大坝决堤后一样汹涌，看来，国家准备摩拳擦掌地大干一场。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精英，也一样响应国家号召，一起围绕经济建设为中心，率先改变了自己囊中羞涩的状况，这群人，就是后来史称的“被允许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好在政策好，这些年来一直担心的政治风向，一直没有改变航向。打成“投机倒把”的担心成为多此一举。

整个九十年代，国家从跟我们一样迷茫到最后的大刀阔斧，这个十年间，国家跟我们一样为日后的提高国际生存空间、与提高国际地位，埋头苦干了卓有成效的十年。在于个人来说，通向原始最初的积累，与迈向福布斯的道路，都是关键的十年、沉淀的十年、奋斗的十年、值得肯定的十年；在于科技的进步，也是拿来的十年、引进的十年、消化的十年、向山寨推进的十年；在于价值观念来说：则是混乱的十年、拜金的十年、信仰丧失的十年、物欲纵横的十年；在于社会家庭来说：是离婚率高发的十年、子女问题频发的十年、社会问题尖锐的十年。掩卷而思，整个九十年代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可以去追溯与回忆的历史。今天的国家与我们一样，在享受那过去十年间的沉淀与痛苦带来的荣耀。

也不管以后何去何从，我们改革开放的路是走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稳定路线，是当之无愧地站在民族存亡的高度去出发的，那些颠覆国家的所谓民运分子给丢在了历史的垃圾堆，当我们今天享受幸福的生活时，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鄙视与小瞧他们的居心叵测、与鼠目寸光。正是，历史的事实胜于雄辩。对于这十年间的总结，对于整个九十年代的总结，我认为，国家命运高于个人，诙谐戏语，最后书归严肃。整个九十年代，作为享受这场伟大改革盛宴的人来说：都应该投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