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生的第一步
一我的家
一九四四年的一个端午夜晚，在上海市中心的一条弄堂的深处，住着一户回民夫妇，当人们已慢慢进入了梦境时，这家的女主人在接生婆的努力下生产了，只听到‘哇－－－－－’的一声啼哭，哭声划破了深夜的宁静，一个新的生命来到了这个世界。年轻的夫妻俩一看又是个男孩，喜悦的心情油然而生，这已是第二个儿子了！高兴之下他们给接生婆送上了一个大红包，还不停地说着‘谢谢！谢谢！’送走了接生婆，丈夫虽不会做事，但也忙碌了一夜。按照民族的习惯，在孩子满月的那天，他们请来了‘阿訇’给孩子起回名。‘阿訇’一听这出生的时辰，口里就念念有词，念完一大段经后，就在大红的回名簿上写下了‘益似哈格’四个大字，这就是孩子的回名。并写下了招财进宝等几句吉利之言。从而孩子的小名就叫‘财喜’。一家人为这个良辰吉时到来的新生小宝宝——我的到来而高兴万分。
我的母亲是三姐妹中的老二，原本也是汉族人家，十二岁时就没有了妈妈，从小就被送给一家姓‘陆’的做干女儿，陆家是回族人家，所以，母亲就此入了回族，身边的亲戚以‘陆’家为主。我的祖上是回族，父亲也是给自己的叔叔做干儿子，我的祖父有四个弟兄一个妹妹，这个叔叔是最小的兄弟，同时，二祖父也有一个女儿过继给小祖父做干女儿，这就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文中的祖父就是父亲的小叔叔）。一家人从南京来到上海，开了一家餐馆，起名‘春华楼’。“祖父”和父亲就经营着这家餐馆。当时，住在一起的还有二祖父的儿子、媳妇，他们没有子女，以唱戏为业。所以对小孩也就格外喜欢，记得；他们每天早晨出门时，经常要带我一起出去，来到弄堂口，就给我买些吃的或玩具，然后让我自己回家。有一天，他们给我买了一辆竹制独轮车，很精细、美观，我爱不释手，一天下午，妈妈抱着弟弟，带着我从外面回来，这时，餐馆因经营不利已经关闭，祖父就在弄堂口摆了个摊卖熟牛肉。我就把玩具‘独轮车’放在了祖父的摊上，跟着母亲回家了，到了家门口。母亲抱着弟弟上了楼，邻居一小孩名叫‘小老’的见了我，就问我要‘独轮车’玩，我说：“没拿回来，放在祖父摊上了。”此时，他一下就来了火，趁自己妈妈不在，拿起放在门口补衣服用的剪子，直向我头上扎来，我头上顿时鲜血直流，疼得我嚎啕大哭，两位母亲闻声出来一看，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还是他母亲突然想起；用香灰可以止血的方法。于是，忙从家里的香炉里弄来许多香灰，封住了我头上伤口，再用布条包扎起来，这就是我头上右边那个大疤的由来。头上另一个大疤痕听母亲说；是小时候生了一个疖子，位于后脑勺，又大又毒。脓头突出，鼓得表皮又黄又光，当时，国民党为了炸毁上海杨树浦发电站、上海自来水公司，飞机经常要来扔炸弹，母亲胆小，也就经常带着哥哥、我和弟弟一起逃难到苏州外公家，而哥哥不太愿意跟母亲走，一听说要出去，就躲起来。所以，经常是我和弟弟跟着母亲一起去。这时，外公在苏州开个理发店，这年，我头上生了个疖子，母亲带我来到了外公家，在外公家感到这个疖子熟透了，母亲怕在那里破了脓头，面对这样一个又大又熟的疖子不好办，就赶快带着我回上海。最后，在上海的医院里。经医生的治疗，挤出了脓和血，在伤口处又塞了很大一团纱布，这才了事。事后，后脑勺便留下了一个大伤疤。听母亲说；小时侯，我还生了一次霍乱，高烧不止，体温迟迟不退，急得母亲只好把我的胸口直接贴着水泥地上，用这方法来降低我的体温，让我能好受一些。有一天夜晚，我正睡得香时，母亲把我从睡梦中拉起，让我睡到隔壁邻居家去，我怀着满肚的疑团，迷迷糊糊的来到了邻居家，想睡又不敢睡地躺在了邻居家的床上。等到第二天的早晨，我才知道；经常给我买玩具的叔叔死了。在我小小的心灵上第一次产生了悲伤，我轻轻地哭了。就这以后不久，我再也没有看见欢喜我的那个婶婶。直到后来懂事后，才知道她改嫁了。幼小的生命就这样经受着各种磨难，慢慢地成长了起来。父亲从餐馆出来后，做过一段时间的古董生意，后来，就在菜场摆了一个牛肉摊，做起了牛肉生意。父亲是一个很开朗、很活跃的人，拉了一手好二胡，经常在门口为那些爱唱京剧、沪剧、越剧的人伴奏，那时爱唱的人也很多，经常吃完晚饭后，三五成群的在一起拉唱起来。后来，参加了区付食品公司业余文工团。他还能下一手好棋，在菜场比赛中名列前矛。他还练了一身武功，外号“朱铁板”。但他从没有想到要把一身武艺传授给子女，还是在隔壁邻居比我大的小孩们的吹捧和激励恳求下，他才教了一路弹腿拳给大家。有一次，因为我哭闹，被他一巴掌打出几米远，屁股上的手印一星期都不退。一天，他喝多了酒，邻家大小孩玩的一副石担放在门口，他似醉非醉地在家门口武起了那副石担，石担被他武得飞转，我在边上看得又惊奇又担忧，只见他武着武着脚下一软，把石担推向一边，人就倒在了地下，把我吓得直叫‘妈妈’。一会他自己从地上爬起，不停地说‘没事、没事。’他爱好众多；放风筝、打桌球、养狗等等。解放后，他还担任了里弄付主任（业余的）。逢年过节都要组织人去给军烈属拜年。有时我和哥哥也跟着他一起，帮着敲锣打鼓。一天到晚也很忙碌。在菜场工作时，每天很早起来，出门前总要买两个面包放在我们小孩枕头边上，我们每天早晨醒来，也总要习惯地摸一下枕头边。母亲在家料理家务，做些针线活。一家过得还算不错。
二上学了
同菜场一家北京人父子俩摆了另一个牛肉摊，俩个摊位开始都还做得可以，两家的关系也不错。不久，俩家打起了拉客战，为了各自的生意，双方展开了竞争。对方为了独霸敖头，改零星批发为整头牛进货，用降低成本来和我父亲打价格战。为了生存，父亲不得不极力应战，于是，收拾起家中能变买的东西，母亲身上的戒指、金锁片，家中的自行车、无线电、手表，台面玻璃等，凡是能变卖的都变卖了，就这样，进一头牛的钱还不够，只好先进半头牛，从此，父亲就更辛苦了，半夜一、二点货送来了，他就得起床接货，然后就得忙于拆骨分类，赶在天亮前能去菜场。一直忙到中午收摊才能休息。每天父亲都是拖着疲倦的身子从菜场回来，一到家就倒在床上呼呼大睡。市场的激烈竞争把父亲弄锝疲倦不堪。最后终于因资本比对方小、人力比对方少，生意慢慢清淡下来。家境也就此走向贫困，更糟糕的是父亲经过这番折腾身体垮了，得了肺病，家里的生活就更困难了。一九五一年我上了小学，报名时，老师让写自己的名字，我只会写“朱忠”二个字，“义”字不会写（那时，这个‘义’字是繁体，笔划较多），还是老师把着我的手写的，也总算录取了。在我上小学二年级时，由于家庭的贫困交不起学费，于是不得不和哥哥一起停学在家，眼看着别的孩子背着书包、领了新书蹦蹦跳跳地从我们面前走过，我们心里是多么的羡慕，但也只能用低头玩耍装没看见来掩饰自己。一天，我们正在玩耍，忽然看见教导主任来了，不知为什么我和哥哥都不敢回家了，直到她走后才匆匆地回家，忙问母亲；‘教导主任来做什么？’母亲告诉我们；是让我们去上学，当她了解了我们的家境后，就和妈妈说；‘可以向学校申请免费，还是让孩子上学去。’听到这消息我和哥哥一阵喜悦——我们又能上学了！从这时开始，我和哥哥就每学期申请了学费减免。回学校后老师让我坐最后一排，我说看不见，老师就把我慢慢向前换，一直换到第一排，有时黑板上的字还看不清，老师就特许我走出座位。这时眼睛已很近视了。在学校里我也很顽皮，下午上副课经常和几个同学一起溜出去玩，教室里的课桌都是寺庙里的长凳长桌（学校是寺庙办的），回教室时就从最后一张凳子下一直爬到自己的座位下，再偷偷地坐好，老师也发现不了，有时让老师发现了，就得罚站。在上四年级时，学校刚开始有了少先队，第一批被批准加入少先队的同学很少，班里没有几个人能被批准的，就在名单公布的前一天，好几个同学要到操场去玩，而学校规定去操场要有老师的字条，大家就让我冒充老师写一张纸条，在大家的催促下，我就模仿着写了一张，管操场的校工也认字不多，就这样被我们混进了操场。大家玩了个痛快。第二天，被批准的少先队员名单出来了，红榜上有我的名字，这时，我为昨天做的事后悔莫及。好在这事老师也不知道。但我的心却为了昨天的事跳个不停。记得在五年级时，一次老师让女同学放学后留下排节目，我和几个男同学都很好奇，也很妒忌，也没有回家，先是在外面捣乱，后来就双人叠起罗汉，走进教室捣乱，女同学把老师叫来了，老师见我们叠罗汉，就让我们也准备一下参加演出，于是，我们高兴地排练起了几个叠罗汉动作，班主任老师叫来了体育老师给我们指导，从而我们成功地为班里增添了一个精彩节目。体育老师又是大队辅导员，学校要培养一批少先队员的鼓手和号手，我就报名参加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和培养，我成了中队的鼓手、大队的号手。每次开少先队会前的击鼓、吹号，我都会感到特别的自豪。
三贫困
家境越来越困难了，早晨我和哥哥往往是用开水冲一碗酱油汤泡饭，吃了就去学校，中午那餐饭就无法确定了，要等父亲生意上的钱做出来，由母亲或哥哥去拿回来，先把米买好再确定能否买菜，因此，经常是到菜场快收摊时出去买一些落脚菜或咸菜，为此，吃菜汤面、做菜面疙瘩成了我们经常吃的午餐。家里已是过着有一顿没一顿的日子。
家境的贫苦迫使母亲设法寻活干，她找来了外包活——缝手套。我和哥哥就成了最好的帮手。为了能出去玩，兄弟俩分了工，谁先做完，谁就可以出去玩，所以我们做得很卖力。这时除了弟弟又添了一个妹妹——玉琴，为此除了做手套外，抱小孩、洗尿片、洗碗也是我俩的任务，还有学校里的作业，因此，想出去玩一下也不是那么容易，往往为了做家务的多少，兄弟俩会你争我吵。当然，最后哥哥总要吃亏一些。记得有一天，父亲正在床上睡觉，我和哥哥就在边上玩，妈妈在楼下烧饭，饭烧好了，让我们把饭端上楼，可我俩谁也不肯去，母亲连叫了好几声，这下把父亲叫醒了，他不问青红皂白拿起桌上的乒乓板就朝哥哥身上打去，只听到“啪”一声，乒乓板断了，哥哥被打哭了，他只好乖乖地下楼去端饭，而我被吓得低着头直打哆嗦，直到父亲重新睡下才敢动弹。然后我俩都遭母亲一顿骂。类似这样的事情在我俩之间时有发生，吃亏的当然总是哥哥。
在做家务中，带小孩是我俩抢着干的活，因为带小孩可以边带小孩边玩。而哥哥比我大，所以母亲总让他带小孩，把洗碗、洗尿片之类的活留给我，我也只能做完了这些事后才出去。在带妹妹的时候，为了自己能玩，往往就把妹妹放在边上让她自己爬，当自己玩得高兴的时候，就忘记了去照顾妹妹，从而，她就摔得青一块紫一块，看到妹妹摔成这样，就害怕回家后会遭到父母的遣责，于是，俩人就商量好回家扯个谎，但最后总是满不过父母，为此，俩人为这样的事也不少挨打。一天，我、弟弟还有几个邻居小孩一起玩“一个乌龟二只头”的游戏，在玩的时候，不小心弟弟的嘴瞌到了水泥地上，一下就瞌掉了二个门牙，嘴上一口的血，弟弟疼得直哭，我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当陪着弟弟回到家后，母亲见了，又是心疼又是生气，不问青红皂白地把我打了一顿。当时，心里很不服气，感到很冤。还有一次，我和弟弟到对门邻居家玩，我用头顶着对门小孩的肚子，一直把她顶到靠在大橱上，只听到“啪”一声，大橱玻璃碎了，这下闯大祸了！把我吓得直打哆嗦，站在那里也不知该如何是好？直到把这家大人叫回来后，把自己的女儿臭骂了一顿，对我也没说什麽，这时，我才又怕又羞的踩着零乱的脚步回家。但事后父母还是知道了，我依然没逃过一顿揍。小时候的我，的确闯下了不少祸。在一次过年放炮竹玩时，不知怎么的把邻里家小孩的衣服给烧着了。又让他人在父母面前告了我一状。
在我十岁那年，父亲的身体糟糕透了，经常呕血。有时，刚出门不远就呕血了，把路边的行人都吓坏了，碰到好心人就把他送了回来，有时，一个人就在路边蹬半天，才慢慢回家。听说喝生油能止血，于是，妈妈每次见到他呕血，就忙给他喝生油，效果还真不错，一下就把血止住了。父亲被疾病折腾得瘦骨磷丁、全身无力，走路也是拖着二条腿，左右邻居见了都直摇头，仿佛他随时都会离去。这年的夏天，我因扁道腺发炎，发烧生病在床，母亲也怀孕在身，弟弟又突然得了流行性腥红热，只有哥哥和四岁的大妹没有生病，为了给弟弟治病，哥哥陪着母亲背着弟弟四处求医，这时，哥哥才十三岁，最后得知此病要住院隔离治疗。听到‘住院’父母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正在此时，邻居中有人告知；“现在看病、住院有困难的，只要到单位或居委会开个证明就行了。”母亲抱着一丝希望到居委开了一张家境困难、孩子有病急需住院的证明。于是，就由哥哥陪着，背着弟弟步行来到离我家很远很远的隔离医院，就凭着这张证明把弟弟送进了医院。由于要隔离治疗，医生让母亲先回来，弟弟病好后会通知家里的。就在他们去医院时，父亲在家，心情坏透了，肝火直升，一副焦急万分的样子，坐立不安，拖着一付老爷身子一步一步地上了楼，转一圈，骂几句。又一步一步地下了楼，只听到他不停地在咳嗽，嘴里在不停地在骂东道西，走得气直喘，这时的父亲几乎被风一吹就会倒下。睡在床上的我，看着父亲这样的心情和病态，也焦急如焚。只恨自己无能为力，暗暗在想；长大后一定要为父母挑起这付重担。直到母亲他们回来把情况细说后，父亲才平静下来。约过了一个多星期后，医院终于来电话通知接弟弟出院。如此远的路，母亲依然挺着个肚子，步行去了医院，把弟弟接了回来。不久，家里又添了一口，母亲生了第二个妹妹——玉芳，这时，对门‘胡’家也生了一个女孩，这家大人没有奶，让母亲能帮着一起喂，开始父亲不愿意，在母亲的劝说下，感到家里确实很困难，这才不得不同意。为此，二妹每次吃奶就只能吃个半饥半饱。从而，二妹的身体一直长得又瘦又小。看到她这样瘦小，母亲心里也很难过，心想把这个妹妹送人，让她能过上好日子，母亲已经和他人说好了，可是父亲坚决的反对，这才没送成。父亲说得好；‘再穷再苦，我们也要生活在一起。’这才使我们兄妹完整无损。
此时，家里的人口越来越多，家境也越来越困难，学校的学费已申请了全免，外加工的手套也越接越多，弟弟也成了很好的帮手。这时，只有到了过年，母亲才给我们缝制一件新衣服，平时穿的都是补丁打补丁的衣服。一天，家里来了两个年轻人，我正好奇的看着他们，只听到他们把祖父叫成‘四叔’，这就让我更加好奇，家里平时来往的亲戚我基本都见过，这两个怎么从来没见过呢？好奇心让我围着这两个年轻人转，一刻也不愿离开。倾听着他们大人的讲话。直到他们离去后，在母亲的解说下方知；原来他们是我们的亲叔叔，由于祖母去世时，他们还很小，就和自己的舅舅生活在一起。所以我一直没有能见到过。从这以后我们知道了自己还有两个亲叔叔。心里感到格外的高兴！总想他们能常来有多好……。因为我们很穷，所以平时来走动的亲戚都是来看望祖父的，父母为了自己的面子，也从来不主动与他们交往，当然，我们小孩也就随同父母了。今天，自己的亲叔叔能来，我们怎么会不兴奋？
祖父做熟牛肉生意，每天都是凌晨出去进货，回来后祖母就帮着洗，然后就放在门口自己砌的炉灶上一口大锅里烧，直到下午三点左右才起锅。这时，我们就围了过去，见到有另星碎小的牛肉就拿了吃，有时，找上几块拿了就走，再分给邻里小孩吃。烧牛肉要放一种叫“洋红”的染料，祖父经常让哥哥去买，哥哥很乐意做这事。每次买回来后，他总是显得格外高兴。于是，我心里就有了疑团，一天哥哥又去买“洋红”了，我趁他不注意偷偷地跟在了后面，谁知走得还挺远的，一直跟到“新开河”，看他进了一家店里，悄悄地守在外面，等他出来后，又偷偷地跟着回来，只见祖父把买“洋红”找回来的钱全给了他。原来如此，怪不得每次买东西回来，他都那么高兴！这以后我也吵着要去买“洋红”，当然，因为我太小，祖父还是让哥哥去，只是，有一次我吵得太厉害，才让我跟着哥哥一起去，回来后也给了我一些零钱，当时感到特别高兴，这是我‘劳动’得来的钱，总感到很自豪。小时候，当我们跟别家小孩打斗时，母亲总是不问青红皂白先把我们打一顿。有一次，我和邻居小孩吵架，这小孩就到母亲面前告状，母亲把我拉回家，狠狠地打了我一顿。当时，我感到一肚子的委屈，等母亲走后，我又冲出去找到那个小孩，狠狠地把他打了一顿，并告诉他：“你要再告状，我就再打你！”。这下把他吓住了，他再也没告状。躲到了家里，再也没出来。可见我小时候的脾气也是很倔的。
四进中学
一九五七年我小学毕业后，考进了回民中学，这时，眼睛已很近视，祖父陪我去配了一副眼镜，顿时，眼前一亮，心里不知有多高兴。也就从这时开始戴上了眼镜。父亲见我戴上了眼镜，就给我买了一支口琴，让我不要再顽皮了，以免打碎镜片，于是我就开始学吹口琴，哥哥见了，也总要偷偷地吹几下，弟弟也是如此，有时也要偷偷地乱吹一番，没过多久，口琴就支离破碎了。
这时，我们已是兄妹六人了，老六叫玉妹，家境依旧十分贫困，除了申请减免学杂费外，还申请了甲级助学金，哥哥也申请了乙级助学金。助学金解决了我们俩在学校的伙食费。学校位于南市区的青莲街，不算很远。第一天上课，老师就点了几个没交书费学生的名单，当然，我就是其中一个。过二天又点了一次，这次只有二个人了，那就是我和达应瑞，于是，一下课我俩就不由自主地走到了一起，慢慢地就成了好朋友。在青莲街上课不到一个月，学校就搬迁到沪太路1000号。这就离家很远了，在上海的郊区，学生要住校。对我们这个贫困家庭来说，要准备俩个人的床上用品及住宿费，家里确有很大困难。好在学校有被子、蚊帐借。于是，再次向学校申请免住宿费及借用公被和蚊帐，母亲就用旧衣服缝了二个枕头，扯了一块布做了二条床单，我们兄弟俩就开始过起了住校生活。这时的家境已贫困到极点。原来我们小孩穿的鞋都由母亲自己做，随着年令的增大和贪婪的玩耍，一双鞋穿不倒一个月就坏了，母亲跟在后面做都来不及。父母不得不改让我们穿球鞋，一双球鞋被我穿得后帮断了，为了能继续穿，我不得不用铁丝把它连在一起，直到实在无法穿为止。
第一天住校，都感到格外新鲜，三、五结群地去看看新的教室、操场、宿舍、食堂，一到晚上睡觉时，宿舍大楼显得格外热闹，上上下下都在叽叽喳喳地议论着新校舍，还有的兴奋地在打闹取乐，楼上楼下笑声四起，还有的在高声歌唱，甚至还有在吊嗓子的，时而窗外还传来阵阵青蛙、蟋蟀的叫声，仿佛它们也在为我们高兴。整个大楼几乎在沸腾，尽管生活老师一次一次的催促大家；‘安静！安静！不要讲话！’但谁也没有感到疲乏，老师一走，又是一阵喧闹。断断续续一直到凌晨三、四点才慢慢平静下来。青蛙、蟋蟀的间断叫声让人听了感到格外响亮、动听，窗外的月光照到了床头，我们的宿舍显得越加明亮。这时，夜晚才显得那么幽静。清风吹在同学梦的脸上，一丝微笑露出了梦里的甜蜜。
住校后母亲的助手就是弟弟和妹妹了。住校不久哥哥因有尿床病，不得不改为走读，学校这么远，家境又困难，他只好起早摸黑来回走，家里有什么事我都是从哥哥这里知道。后来母亲生小妹妹——玉玲的消息，就是哥哥带来的。
班里还真有几个穷学生和我玩得很好，一个叫李俊宝的同学，家境也很困难，他也是享受助学金的。为了想买一只口琴，就和我商量，俩人合伙吃饭，每餐买五分菜（最便宜的），用这方法省下一点生活费去买一个口琴。我也很想要一只口琴，就答应了合伙，一个月后，我俩用省下来的伙食费，各买了一只口琴，也就从这时起，我慢慢学会了吹口琴。当然，我俩玩得也很好。这一年，学校组织下乡劳动，先说好劳动十天，谁知十天后又要延长十天，第二个十天后，又要延长十天，这下使同学们心里有些不安，天气也渐渐转冷，大家纷纷请假回去拿衣服，同时与父母商量怎么办？回来后年龄大一点的同学纷纷退了学，我当时也想退学，母亲说我年龄太小，不同意我退学，只好又返回乡下继续参加劳动，直到劳动结束才回学校，就我们班里退学的已有六、七个。班长也退了学，教室里一下仿佛冷静了许多。一天，退了学的同学结伙回来看我们，他们中有的已参加了工作，这些人感到工作不如在学校学习，让我们不要轻易离开学校，看来他们有些后悔。也有的至今还在家里，班长就是一个，这天他说还想回来读书，于是大家就陪他去找班主任、校长，校方考虑他在校期间学习、表现都很好，就同意了他复学。班长又回来了，这时，我已担任班里生活委员，达应瑞是学习委员。我和他同时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就在团支部审批前夕，学校团总支组织活动；星期日去长江边义务植树，我俩都报名去了，那天，天没亮就起床了，吃了早饭，每人随身要带一把铁锹、一盒饭，集体出发，先坐车到北站，再坐小火车到吴淞，下来后就沿着长江步行，整整走了五、六个小时，起先大家又说又唱挺高兴，但走着走着就没了声音，到后来，那把铁锹重得像铁锤，狠不得把它丢掉，但是，实际行动是；不但没丢掉，反而还帮助别人减轻负担，为比自己小的同学拿铁锹。这就是争取“入团”的动力吧。到目的地已是下午三点多，打开饭盒一看，饭上面已是灰黑色（铝制饭盒的化学反应），只好吃一半倒一半。很快就二、三个人一组，挖坑的挖坑、运树的运树，干了不到一小时，就集合宣告植树结束，看着大家如此疲劳，回校就不集体行动了。于是，三、五成群各自回校，有的为了早些到校，不顾疲劳一路奔跑，有的几乎已不想再动，拖着双腿慢慢向前走。这天，参加植树的同学全部到校已是深夜十二点了。第二天，听有人统计说；昨天我们走了七十多公里，难怪有好多人脚上都打起了泡。这也是一次入团前的考验吧！刚入团不久，哥哥的班主任有一天来找我，问起哥哥的生活情况、用钱情况、钱的来源等，并告诉我哥哥打碎同学二个热水瓶至今没赔，近来又见他穿了一条新裤子，而班里发生了失窃现象，故有人对他提出怀疑，让我配合做好工作。此时，我心跳加快，一是很激动，二是很气愤。就说：“我家尽管很穷，但他不会做这种事，哥哥是个很老实的人。平时很节约，学校到家他不坐车二头跑，用省下来的车钱为自己添了一条新裤子。至于热水瓶的事我再问问。”这次谈话心里很不舒服。星期天，回家后我把情况与父母讲了，母亲立即让哥哥去买二个热水瓶赔给同学。他们班里的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直到毕业时才真像大白，原来偷盗之人是他班团支部书记，真是一个让人不敢怀疑的人。升初三后不久学校又一次组织下乡劳动，为了参加区里数学竞赛，参赛的同学故暂时就没下乡，老师让我也去参赛，故我就和其他几个参加竞赛的同学（李俊宝也参加了这次竞赛）整天在教室里讨论、研究、解答难题，连吃饭都要老师叫。由于长时间迷恋于难题之中，故到竞赛那天把较简易的题也想得很复杂，我校大部分参赛的同学，这次都犯了这个毛病，排名都在区里的二十几名，唯有初三（甲）班的张明其得了第一名，参加了市里竞赛，并得了市里的第六名。也算为学校争了光，这才没让老师臭骂我们。
在一个星期天，我正准备去食堂吃中午饭时，突然，听到‘轰——’的一声响，我们几个没回家的同学饭也不吃了，直向响声处奔去，原来，这响声来自校外斜对面的化工厂，当我们走近一看，原来是该厂的氧气瓶爆炸，造成了火灾。只见该厂的工人正在忙碌着救火、救人。不一会，救火车到了，这时，正好工人用门板抬出一个被救的人，只见他身上的皮肤，像被在油锅里煎过的鱼皮。他已不能言语，只是用手使命的向下指，边上的人努力地在猜测着他的意思，突然有人说；‘皮带！’只见伤者肚皮处正在冒烟，他们赶快上去解除了他的皮带，伤者依然在指着下面，还有什麽地方呢？大家正在寻思，突然有人发现伤者的两只脚上穿着一双胶鞋，会不会是这胶鞋？这位工人马上去帮他脱去脚上的胶鞋，果然不错，胶鞋已经被烧化，粘在了他的脚上。用手已脱不下来，要用剪刀剪，只见他们到处在找剪刀，一个妇女终于拿来了一把剪刀，在众人的努力下，费了很大的劲，才剪去了他脚上的胶鞋。他的手终于不指了，救护车久久没到，救火车已到了二、三辆，有人提议用救火车先把这伤者送医院，门板上的伤者很快就被抬上了一辆救火车，这辆救火车飞快的向远方开去，这时，救护车也来了，大家把情况一说，救护车立即去紧追那辆救火车……。这个受伤工人的惨景，久久在我脑海里回荡，那股被烧焦的皮肤味，始终无法在我面前散去。心里还在惦记着这位伤者死活。真是一场惨景！
斋月就要到了，这时的我也不懂得自己的民族风俗，还是高中班的同学知道的多，他们在大礼堂里自发召开起了学生大会，讲述了我们民族的风俗，介绍了‘开斋节’的来由。会后，几个高中的同学就向学校提出；要求‘封斋’。‘封斋’就是白天不进食，不喝水，如有了吐沫也不能咽下肚。这就为‘封’。从那天开始就进了斋月。校方考虑到学生白天要上课，会吃不消。就没有同意。高中班的同学再次召开了学生大会，选出了代表与校方磋商。因为学校本身就是民族学校，领导明白这个民族的风俗，在众多同学的请愿下，学校终于同意了。参加‘封斋’的同学是自愿报名。我抱着一种好奇的心里也报了名。学校为了这次‘封斋’也费尽了心思。安排了一个‘阿訇’和一个‘师娘’专门负责这次的学生‘封斋’活动。每天早晨四点天没亮，他们就到宿舍来，把‘封斋’的同学一个个叫醒去食堂吃饭。吃完饭后我们又回到宿舍睡觉，学校为了照顾‘封斋’的学生，就不要我们参加做早操了。我们白天就和大家一样上课、学习、做作业。就是不吃东西。到下午放学后，学校的浴室专为我们开放，让我们能去‘换水’（就是洗澡，只是洗的步骤有一定的要求。）一直到上完夜自习，才去吃饭。一天就这两头吃两餐饭，都是在不见日光的时候进食。就这样我们过了整整一个月，满月的那天就是‘开斋节’，这天，祖父听说我封斋了，就带我去了清真寺，在那里‘换了水’。有很多人在那里做‘礼拜’。非常热闹。我这时感到有些自豪，因为，我封过斋了！
一眨眼，快毕业了，一天，哥哥中午吃饭时碰到我说：“妈妈生了个妹妹。”这就是老七——玉玲。在升学考前不久，一部分同学决定不参加升学考了，准备去参加工作，这时，我也不知如何是好。从家境来看我该参加工作，从学习成绩来看我该继续升学。正在犹豫时，哥哥提出了他的意见；‘你该报考好的学校，考不上再参加工作也不迟。’我感到他的意见不错。于是，我报考志愿全部填写了大学预科（现在改叫附中）。那些准备参加工作的同学知道后，就纷纷在背后指责我，说我吃国家的、拿国家的，还不早些工作，太不自觉了。这些刺耳的话使我一度动摇起来，当被老师知道后，就找到了我，鼓励我积极应考。不要去理会这些流言蜚语。在老师和好同学的鼓励下，最后，我终于考上了师院预科（现在名为师大附中），全校考入其他学校的同学不多，复旦、交大、同济、师院预科各取了一个，农学院也取了一个。大部分是留校上高中。（达应瑞、李俊宝、班长都留校上高中）。在以后的生活道路上，看到了就读过母校的电影明星——达式常，心里在为母校骄傲！自己也感到有一种莫名的自豪，时而会告诉同事；‘他是我学校的同学，他哥哥留校当了大队辅导员。’显得自己很了解的样子。回民中学除了达式常外，的确还出了不少人才，电影界里还有几个（演‘英雄小八路’里的洪兆生等。），我班同学贡吉安现在在美国是个科学家，数学竞赛上海市第六名的张明其现在是‘交大’的教授，还有更多更多的……。
五进师院预科
我和哥哥都已长大成人，母亲为了维持这个家，为了让我们在外象个人样，她偷偷地去医院卖血，用卖血的钱为我和哥哥做新衣服、买新球鞋，一次、二次……都没人知道，因为，她每次卖血回来，从来不为自己做点好吃的，只是在床上睡一觉，谁也没去问母亲为什麽爱睡觉。总以为是她早上起来早的缘故。最后，终于让父亲知道了，父亲发了火，俩人争吵了起来。我是从他们吵架中才知道母亲卖血的事。我的心好痛好痛，两眼顿时流出了感激而羞愧的泪水。我身上穿的不是新衣服、新球鞋，而是母亲的血啊！我心里阵阵难受，母亲的形象一下子在我心里变得那么巨大。从这时起我就对自己说；‘一定要早日为家里分忧！’同时，让我更坚信；世上最伟大的是——母亲！
学校离家依然很远，仍要住宿，这对我们人多住房困难的家庭来说是件好事。到了‘预科’后，学校本身是不要学费的，由于我的困难，免去了书杂费，补助了生活费，每月还享受二元的生活津贴。这时我几乎已完全由国家抚养了。所以，我这时的心已一片赤红。高一共有十三个班，半学期后，学校决定将十三个班分成文、理科，自己报名决定，谁知报读文科的人还不足四个班，老师就召开了团员会，会上做起了转科动员工作，当然，我这个享受国家特殊照顾的团员，就该首当其冲（这就是我命运的第一次转折）。就这样，我转到了文科班。经过动员后，最后，组成了四个文科班，八个理科班。我们班的班主任是一位年轻的男老师，名叫胡毅人，他上课很活跃，平时和我们学生相处也很随和。一天，他很高兴的告诉我们：“我为‘打狼要用棒，打虎要用枪’谱了曲，并得了一等奖。全班同学都为他高兴、向他祝贺。高兴之下，他就当场把这支歌教会了我们。一学期结束要放假了，学校对少数外地学生，假期允许他们留校，其余都回家休假。这一放假，我们三兄弟平时都住读在校，一下要在不到十平米的家里增加三个人，一定会有很多困难，我就找了老师，把家里情况向老师叙说了一下，并要求假期能够让我住校，经老师把我的情况向学校反映后，也同意了我假期留校。由于老师中也有部分留校的，所以，食堂依然开伙。学校给留校的人发了大学部假期放映的几场电影票，还把电视房的钥匙交给我们留校的同学，以此充实我们留校学生的生活。留校的同学集中住在二个教室里。胡老师也没有回去，一天，我厚着脸皮给胡老师写了一封信，信上主要问一下假期有没有助学金？这下麻烦了！胡老师第二天回我一封信，里面放了二元钱，信中说假期没有助学金，他刚发工资，让我拿这个钱用。我享受的是国家的津贴，老师的工资我怎么能用呢！第三天，见了胡老师我就把钱还给他，他不肯收，俩人东推西拉了半天，最后，我只好答应收一元，只才罢休。此事看来虽小，但却在我脑海里留下深深的烙印，无法忘却。要过年了，就在年三十这天，学校食堂为我们准备了年夜饭，还弄来许多葡萄酒，为了让我们晚上能和家人团圆，学校就把吃年夜饭，放到了中午，由校领导陪我们一起吃年夜饭。吃完饭后，我们几个在上海有家的同学就回家去了。在家吃了年夜团聚饭后，我就准备回学校，妈妈说：“今天就挤一下，在家过了年再回学校吧。”在母亲苦苦的劝说下，我这才陪了父母一晚，到第二天才回校。
那是在一个中秋节发生的故事，几个没能回家的同学，留在学校过中秋。家在苏州的曹某同学，文才很好，这天，在他边上的同学俞某对他说；‘你文才这么好，今天又有这么好的月亮，你怎么不写上几句？’他听了这话后，诗兴大发，随手就写下了这么几句；‘月光溶溶如酒，客地异乡窜流。悠哉！悠哉！更待何日是头？’一阵诗兴后，他把它夹在了作文本里，节后，当老师批改作文时，这张写有诗的纸，在翻本子时，飘到了地上，让语文教研组组长发现了，他拿起一看，顿时大发肝火，立即送到大学部，让中文系的学生分析、批判。然后，又拿回来，在文科班里进行分析、批判。把同学曹某批得头也抬不起。从此，他立志不再读文科了，在高考复习时，他拿了一张椅子坐到了理科班后面，听课复习。这件事让他改变了人生的道路。也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影响，在我的人生道路上，也常以此为警戒。加上我本身就爱好理科，所以，我后来任教时，是任的数学老师。我一直称它为‘一次难忘的教训’。
第二学期班主任换了，由大学刚毕业的楮守农老师任我们的班主任。当他了解我的情况后，也很关心我。他告诉我，他也是穷苦出身，很早没有了父母，由姐姐把他抚养大。所以，与姐姐的感情特别深。知道我的情况后特别同情。那年冬天，楮老师见我穿得很单薄，一天晚自习时，把我叫到了办公室，把一包衣服塞到我手上，让我拿回去穿。里面是他自己穿的球衣、球裤等衣服，这下把我给弄傻了，不知如何是好，推让不了只好先拿回宿舍。国家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当时购物都用票证，当时发的有粮票、油票、布票、糕点票等。第二天，我写了一封感谢信将刚发的布票、糕点票等连同这包衣服一起送到校党支部办公室。事后，楮老师又把我批评了一顿：“为什么要这样做？旧衣服只要穿得暖和就可以了。”批评得我心里暖和和的，师生感情加深了。一个值得我尊敬的老师形象在我心中树立了。在一次物理课上，老师让大家做课堂练习，我正在专心地做着练习，物理老师龚繁来到了我身边，见我手上的冻疮又红又肿，就轻轻地对我说；‘下课后，到我办公室来一下。’课后，我怀着疑问来到了龚老师的办公室，当我走到她桌边时，只见她打开抽屉拿出一副毛线手套让我带上。她这一个举动让我看傻了，抱着感激、尊重之心，我两眼紧紧地看着老师，傻站了许久。一句话也没说，直到老师让我回去，这才不好意思地离开了办公室。但这件事就此留在了我的脑海深处，无法忘却。这时，我任团小组长，晚饭后经常和同学促膝谈心，为他们解忧排难，一旦碰到无法解决的事，就通过周记向老师求援，老师在周记上帮我指点方向。如：张汝成同学精神衰弱，夜里睡不好，上课打瞌睡。又如：徐同学、袁同学父母不是亲生的，现在知道亲生父母的所在，想看他们又遭养育父母的反对，不知如何是好？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老师的帮助和指点。为此，团工作开展得还很顺利。一天，我和一个女同学谈话结束后，俩人握手告别，这一接触，所带来的感情给我第一次命运转折添加了催化剂。就此我掉入了感情的旋涡，导致毕业后没有参加高考复习就离开了学校，走向了社会。虽说是一次短暂的感情，但它是一次难忘而又痛苦的感情。因为，它是我感情的初放，故而难忘，它又是使我走向大西北的原因之一，荒废了我二十三年的光阴，故而深感痛苦。所以，我无法忘却这段人生，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次冲动，也是一次沉痛的教训。在预科生活虽说只是短促的二年，但这里的老师、同学、以及在这里发生的一切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因为这里有着温暖，这里有着快乐，有着不可遗忘的人间之情！一天，褚老师来通知我说；‘你明天回去吧。明天是你们的节日。’我自己都不知道过节，回到家才知道今天是开斋节。回学校后，食堂还特意给我留下了过节的菜。我当时内心很感动。心里顿时流过了一股暖流。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是我的幸运。还有一次，我到图书馆去借书，借完书发现刚领的全月饭票没有了，这下急得我不知如何是好！？只好把此事报告给老师，老师知道后，立即召开全班团员会（除我外），会后，我在课桌抽屉里陆陆续续收到同学们不留名送的饭票。我心里非常激动，不知如何感谢大家？从这天起，我每餐吃得很少，不敢吃干饭，怕饭票不够。一边同学们的饭票还在默默的给我送来，我一边算着一边安排着自己的伙食，直到看看差不多了，才开始吃少许干饭。对同学们的无私帮助，我刻骨铭心。这是一件难忘的往事。这个偷我饭票的学生最后也查出来了，他还偷了其他同学的许多东西。那是在快毕业的前夕查到的。
六社会青年
离开学校后，我给市里写了一封信，要求到苏州的农村去，结果这封信转到了学校，褚老师特为了这封信来了我家，与我交谈了好一阵子，说了许多安慰、鼓励我的话。此后，我并没等闲，开始先为居委抄写黑板报、打扫卫生、联络社会青年。一次，粮店要一个帮忙核对购粮证的人，于是，居委就叫我去做。帮粮店核对了一个星期后，负责人让我去店里帮二天忙，让我把卖完的面粉袋抖干净，面粉袋一抖粉末四扬，天又热干得一身汗，飞扬的粉末碰到汗后把人的耳、鼻、眼、嘴七孔都糊上了，一天下来，整个人就变成了个白粉人了，一下班就得马上去洗澡，要不然连呼吸都困难，更是无法见人了。事后，给了几块钱报酬。这钱还真难争！接着就让我去街道广播中学任初二数学、物理课的辅导老师。“广播中学”是考初中落榜的学生，由地区把他们组织起来，集中收听广播课程，再由辅导老师正面辅导，让这些学生能继续学习的一种社会学校。为此，学生成绩普遍较差，纪律也较散漫。第一次上课心慌意乱，只顾自己板书，亏得他们班主任坐在下面压阵，才较顺利上完一堂课，就这样还出了一头汗。经过一段时间后，师生熟悉了，讲课也熟练了，上课保持严肃，下课与学生一起玩耍，慢慢地把他们引向了正规的学习生活之中。不久，学校让我担任他们的班主任。纪律一天天好起来，学习风气也一天天好起来。区教育局来人听课也很满意。我和学生的感情渐渐加深，放学后，我组织了课外学习小组，然后，我一个组一个组地检查、辅导、家访，受到了学生、家长的欢迎。平时，课余组织学生进行跳绳、短跑、乒乓球比赛，还搞一些猜谜语、捉迷藏等游戏，整个班很活跃，集体观念形成了，学习气氛渐渐地浓厚了，学生的生活走上了正轨。当时，月工资只有十八元，但工作很顺利，也很高兴。有一天，我因扁道腺发炎引起发烧没去上班，正躺在床上看书，一个男学生突然跑来说：“老师，教室里出事了，同学蒋某与童老师吵起来了，他手拿门栓直向教室冲去，童老师忙把无线电转移，女同学吓得直叫，教室里一片混乱。”“怎么会这样、”我心里想。于是，我立即赶到教室，一看课桌椅一片凌乱，同学蒋早已不在，教室里空无一人。在教室外见到了童老师和班里学生，她已气得脸发青，把事情经过说了一下。我忙组织学生整理教室、摆好课桌、恢复正常秩序，让童老师正常上课。然后，我立即对闹事学生进行家访。当我把事情经过向学生家长叙述后，她对事情的发生很内疚，愿意让孩子向老师当面赔礼道歉，希望学校给她孩子一次改正的机会。事后，尽管我在校领导面前横竖解释，请求能给以学生改正的机会，但校方为了老师的尊严，还是作了将学生蒋开除的决定。这样的决定我一时也无法接受，与领导交涉也无济于事，无奈只好通知家长，学生家长遗憾的说：“只怪你那天没上班，如果你在的话，我的孩子不会这样大胆。”听了这话后，我心里感到无比沉痛和内疚，总觉得有些疚愧于这个学生和家长。后来，我从新疆回来探亲时，碰到这个学生，他已是一个木匠。当他知道我在那里很苦时，就让我不要再回去了，让我跟他学木工。他越是这样，我越感到当时的处理我有愧于他。
在任辅导老师期间，哥哥已去“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南昌总校就读，弟弟已住读于“回民中学”，妈妈被介绍到市场管理所做临时工，我就睡原来哥哥用二块板白天拆、晚上搭的床上。一天，父母都去上班了，家里只有六妹和七妹在家，她俩玩起了捉迷藏，七妹蒙着眼睛模，六妹躲藏，她躲到了床上，从床头退到床尾，又从床尾爬到了桌子上，这时桌子是靠窗放的，当七妹手摸到桌边时，她怕妹妹捉到，就又直往后退，正巧窗栓没插，窗被“退”开了，一个后仰从二楼窗口摔了下去，这时正在房屋大修，中间搭着脚手架，六妹就在架子上弹了一下，‘通’的一声，摔在了水泥地上，一下就摔得不省了人事。把坐在门口的祖母吓了一大跳。我此时正好从学校回来，祖母吓得直叫，左右邻居听到叫声都跑了过来，隔壁的一位老太，二话没说抱起六妹就上下直松，直到六妹喘出一口气才停止，然后就让我快把她送往医院。我这时身无分文脸上流露出一付尴尬样子，对门邻居见后，立即先拿了一些钱给我，催我快把妹妹送医院。于是，我背起六妹直奔医院急诊间，向医生叙述了经过，医生安排六妹先躺在走廊里，过后来了一个小护士，给妹妹打静脉注射，一支针头又粗又长，在妹妹又小又细的小手腕上寻找着静脉血管，一针、一针、又一针，最后还是没找到，看得我心疼而又不能冒火，小护士无法只好叫来护士长，护士长一针就找到了静脉血管。正谓：“姜还是老的辣！”妹妹在轻轻地呻吟着，望着她那瘦小而痛苦的脸蛋，我的心弦绷得紧紧的，这时，期待父母到来的心情顿时变得十分急切，她的痛苦我又无法替代，只好默默地守候在她的身边，时而轻轻地叫喊她，安慰她。心里还想着家里的七妹，不知怎么样了？直到学校放学时，四妹、五妹闻声赶到了医院，我见他们来了，这才回转心来，忙安排她俩早些回家准备晚饭、照顾好七妹，我继续守候着六妹。直到天黑时分，只见父母亲一起向医院奔来，他们满脸焦急和忧愁，来到我跟前急问：“怎么样啦？”他们的到来，让我心里踏实了许多，把事情的前后经过一一向他们叙述了一遍，他们让我先回去，我让他们先回去，正在推让时，医生来了，让我们把妹妹先领回去，明天来办住院手续。于是我背起妹妹和父母一起回了家。心里依然在担心着六妹……。
第二天母亲请了假和我一起背着六妹去医院准备住院，谁知医生开口就说；‘要预付200元才能住院。’我们与他商量再三，想让人先住进去，费用请父亲单位帮助解决。回答我们的只有二个字‘不行’。这下怎么办？我真想和他大吵一场，这是什么世道？还是“医院大门八字开，有病无钱莫进来。”此时，一位好心人过来让我们去广慈医院的儿童医院就诊。于是，我们只好先回家，午饭后，母亲和我又一起背着妹妹来到广慈医院，经医生检查后说六妹是轻微脑震荡，给打了一针静脉针，配了一点药，就让我们回来了，也没让住院。六妹回来后就睡觉，以后也就经常头疼。头一疼就睡觉，也没有再去检查治疗，她的身体从此就体弱多病，日益消瘦。哥哥在南昌待了一年后，因为身体不好，也退学回来了。
当辅导老师每月仅发十八元津贴，自己留下二元作零化钱，其余都交给了父母。有一次，我发了钱后，没有马上给母亲，谁知父母就为此吵了嘴，让哥哥来跟我说，可见我忘记的不是钱，而是家境状况。这个家多么需要钱呀！当我把钱交给母亲后，也就没事了。为了能有个正式长久的工作，我给市劳动局写了一封求职信，结果此信转到了区劳动局，区劳动局来涵让我去一次，问我现在在干什么？得知我在当辅导老师后，就让我先干着，暂不另行安排了。接着，崇明开始招工，我又报了名，也没被录用。商业开始招工了，我也报了名，依然没有被录用，原因是我近视太深。这样反复报名反复不被录用，给我较大刺激，使我一时变得消沉、默默无声，对自己也失去了信心。不久，“支援边疆建设”的大动员开始了，大街小巷都拉起了动员的横幅，贴出了动员的标语。消沉的心里又燃起了报名的欲望。这次报名被录取了，但遭到了母亲的反对，因为这次是去新疆，实在太远了，她不愿让我去。屈强的我，没有顾及母亲心情，听不进母亲的劝说和阻拦，而偷偷地迁走了自己的户口。（命运遭到了第二次转折）动员工作做得轰轰烈烈。学校教师团支部组织了专题讨论，我当然态度明朗、坚决，一位补习班的老师明白表示不愿报名去新疆，当其他老师问他：“你入团时是怎么宣誓的？”他也干脆的回答：“我从来就没有要作出牺牲自己的准备。”当时，大家都大吃一惊。现在想想；他很实惠，怎么想就怎么说。后来，我回上海问起这个老师时，听说他得了神经病。为了动员大家去新疆，上海动员工作的锣声一次比一次打得紧，后来，有的单位干脆让父母停下工作，回家做子女的思想动员工作，那天做通了那天去单位上班。看来，去新疆也得去，不去新疆也得去了。说来是自愿报名的，但这与强迫有什麽两样呢？
七去新疆
这次去新疆是兵团编制，属军垦部队，为此，头三年只发津贴没有工资，一切都是公给制。临行前每人发了一套军装。我穿上军装走上讲台给学生上了最后一堂课，这堂课我上得很激动！因为我爱我的学生，讲话的声音在颤抖，我在向他们告别，在向这熟悉的教室告别，在向这周围的一切告别，在向这个学校告别。再见了！同学们。学生们也都很难过，从他们的眼神里可以看出那依依不舍的样子，有几个学生的脸上已挂上了泪花。下课了，他们把我紧紧地围着，一个个争着和我握手告别，就这样和我的学生再见了！和我工作过的学校再见了！
我的坚决使母亲不得不为我作些准备，给整理了一个小皮箱，虽说是公给制，母亲还是买了肥皂、牙膏、卷子面、糖果等，还准备了针线包。仅管家里很困难，还是把个小皮箱给装得满满的。更难忘的是；临走前正赶上我生日，母亲就为我过了二十岁生日。她下了两大碗面，每碗上放了二个荷包蛋。我美美地吃下一碗，另一婉让母亲吃，她不肯吃，我想了半天，最后还是端去给祖父吃。这是一个简扑而有深远意义的生日，这也是一个向亲人告别的生日，更是一个与生活了二十年故乡告别的生日，临行前，我找到了居委主任，希望能把我目前这份工作让哥哥去做。后来知道，哥哥也没做我这份工作，安排他去补习班当了老师。也算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