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南海 我们的试验田

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南海一直是由中国经营和管理的。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虽然有的国家对其提出了一些要求，但动作也不是很大。然而，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现油气之后，南海一下子热闹起来。几乎所有周边国家都对其提出了主权要求，并且实施占领。而由于很多岛屿不适合老百姓的生活居住，加上当时我们的海军实力不够，我们并没有对一些岛屿进行强有力的管理，所以多国占领许多岛屿就成了既成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再谈中国对南海的绝对主权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为了协调各国之间的关系，确保南海这个地区不对周边国家包括中国的人民生活发生负面影响，我们必须和相关国家进行谈判。那么，我们以什么为基础去和人家谈判呢？我们又以什么样的目标追求去和人家谈判呢？

我们谈判的基础当然是我们对南海实施过经营管理的历史事实，是现行通用的相关国际法规。而我们的目标追求，则不限于南海地区的自然资源，而要充分挖掘它的政治资源，挖掘它所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人文价值。

中国和南海周边多国不同的是，南海周边多国都是小国，或者比较小的国，而中国是大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小国主要追求的是经济利益，在国际政治及文化竞争上，它们很难出人头地，很难有太多的奢求。而中国如果不能在地区事务中展现自己的政治大国的价值，不能展现自己的文明古国的价值，不能出人头地，那么中国就枉为政治大国，枉为文明古国。中国就没有发展没有进步，还是一条沉睡不醒的东方卧龙。

那么，我们如何展现自己作为一个政治大国，一个文明古国的价值呢？我们如何出人头地呢？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只是民族性质的，还没有上升到国际主义的高度。我们的“民族社会主义”目前小有成就，那么我们能不能将这个成就扩展到“国际社会主义”的层面呢？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探索“国际社会主义”的国家，但是他们失败了。也幸亏他们的失败，才有了中国继续探索的机会，才有了中国出人头地，展现自己价值的机会。当然，我们也必须从他们的失败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苏联的“民族社会主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枉顾社会生产力的现有水平，强力推行理想的社会主义生产模式，导致生产力水平与生产模式的脱节，使生产效率低下，国民经济难以为继；他们的“国际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是，过分强调意识形态，不能以民族利益为基础协调各国之间的关系，导致民族矛盾大于了阵营内部的团结，使社会主义阵营崩溃。

那么，我们今天探索“国际社会主义”，就要以协调民族矛盾为基础。结合中国“民族社会主义”的实践，协调国际间的市场生产。我们今天能够从理论上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协调，就是协调市场生产。而要实践这个探索，实践这个理论，南海就是我们的一个天然的试验田。

南海周边国家纷纷宣示自己在南海的主权，彼此争执不下。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中国政府提倡“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共同开发”就是个好主意。她符合社会主义的协调的原则，同时又有现实的生产力的基础。目前国际上最有效的生产模式就是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企业经营者按绩效领取薪水，企业股东按生产效益分取红利。企业经营者在一定的权限下开展经营，企业股东在确保经营者经营权限的前提下监督企业经营。这一生产模式如果套用到南海地区，让南海周边国家都成为股东，整个南海地区成为一个跨国企业集团，那就可以省却南海周边国家之间许多在各自经营中所可能碰到的矛盾，从而充分挖掘南海资源的效益，减少不必要的消耗。这个理由是可以成立的，应该能为各国政府所接受。

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更关注的是这个企业的“国际社会主义”的启蒙意义。首先，她可以把所有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国家都集中到一起，使它们建立一种国际间的协调生产关系。而这种协调，比以往的各种国际间的协调要紧密得多，深刻得多。以往的协调，如欧盟、东盟、东盟十加三等等各种地区性协调，虽然向我们显示了协调是国际间经济生产的大趋势，但是离社会主义还很遥远。这种协调主要地还是强调各国的主权和权力，强调的是个性，而疏忽和拒斥各国间相互协调的价值，疏忽和拒斥各国之间的整体性。这种协调机制的权力主要集中在各国政府，而联系和协调各国政府的常务机构很难发挥应有的效用。而如果我们能够在南海地区组成一个跨国企业集团，那么，它的面貌将比东盟、东盟十加三发生很大的变化。虽然最终的权力还是在各国政府，但是，常务机构有了很大的自主权，而它是代表各国政府的整体意志的。这就是说，各国政府之间的整体意志得到了提升，得到了加强。这就向“国际社会主义”更跨进了一步。而这个跨步，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甚至具有历史转折的意义。其次，这个企业集团的成功出现，可以提示我们，不必要使用暴力，我们也可以开辟出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而她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取决于暴力的强大。当然，暴力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种实现利益再分配的手段。毕竟，人有三六九等，各个不尽相同，有的自我提升，有的冥顽不灵。

那么，我们如何实现南海地区的“共同开发”呢？笔者认为，“搁置争议”是不能实现“共同开发”的。因为它否定了南海地区自然资源的价值，否定了南海这个地区的价值，否定了“共同开发”的前提，是不符合逻辑的。南海为什么会有争议？不就是因为她有价值吗？如果我们“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那我们开发出来的效益怎么分配？是不计南海地区的价值，不计南海地区自然资源的价值，把所有开发出来的效益全部当成我们的开发行为所产生的价值吗？那我们还要南海地区干什么？还要南海地区的资源干什么？我们可以到别处去开发，或者让全世界所有愿意开发南海的人都到南海来开发，免费的。

我们必须承认南海地区的价值，必须承认南海地区自然资源的价值。因为这是南海周边国家的争议之所在，是“共同开发”的前提。我们所争议的，就是如何分配南海地区的价值，如何分配南海地区自然资源的价值。

为什么我们中国会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样一个不合逻辑的提议出来呢？笔者猜想，也许是我们的提议者认为中国还没有解决南海问题的能力。想要把这个问题先放一放，容待以后再解决吧？如果是那样，笔者认为，那就是大错特错。

中国是一个大国，这一点就足以对南海周边各国产生一种心理威慑；而中国是一个正在快速发展中的大国，这一点更是对别人产生一种更大的威慑性的心理预期。南海周边各国之所以要在这个时候和中国叫劲，很大的程度上是现在还有美国这个心理上的依赖。一旦美国因素被排除在外，单凭公理和正义，南海周边各国还有和中国对等谈判的自信吗？而中国对南海的预期是什么？是“国际社会主义”的理念，是“南海社会主义的模式”，是中国的和平形象，是对中国由此走向世界的期待。而这一切，都需要南海周边各国的配合，需要南海周边各国愿意和中国打交道，需要南海周边各国主动地和中国打交道，需要南海周边各国感觉到他们在和中国的交往谈判中实现了平等。而要实现这个目标，现在就是很好的时机，一旦美国因素被排除在外，中国成为无人能敌的绝对强权，那么南海周边各国就会产生抹之不去的心理阴影，我们的预期目标就会大打折扣，这就将给我们的后一步战略产生极其消极的影响。什么是战略时机？既要考虑到这一步计划的完成，又要为下一步计划打下良好的基础，这就是最好的战略时机。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解放战争中的辽沈战役，林彪要求稳扎稳打，渐次消灭敌人，而毛泽东则反复强调要南下封锁，适时决战。照毛泽东的打法，困难当然是要多一些，风险当然是要大一些，但是它可以实现关门打狗，就地歼灭敌人，不给下一步战略带来麻烦；而如果照林彪的打法，那么敌人势必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逃脱出关，那样，虽然眼前的仗要好打一些，但下一步却要艰难得多。

所以，笔者愚见，我们就是要利用美国因素，利用我们目前在南海没有掌握绝对主动权的时机，让南海周边各国心情相对轻松地坐到谈判桌上来，尽早地解决南海问题。由此，我们要改变提法，变“搁置争议”为“坦诚相见”，形成一种“坦诚相见，共同开发”的新倡议，新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