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南和 第二节 中印交往史
中印交往史
中国与印度的交往，首先是文化上的交往。
应该是在中国汉朝开发西域之时，印度佛教就从西域开始向中国传播了。
唐朝时期，佛教就在中国盛行。著名的唐僧玄奘法师，孤征十七载、独行五万里、足迹遍于西域、印度百三十国，留下了一部不朽的游记－－《大唐西域记》。这位通达中印文字、洞晓三藏教理、由留学僧而最后主持当时印度最高学府－－那烂陀寺的讲席，受到了印度及西域各国国王和僧俗人民欢迎和敬重的伟大的佛教学者，不仅延续和发展了中印文化交流事业，而且也为我们后来人了解印度，树立了一根历史性的人物标杆。
但是，由于交通不便，直到世界资本主义兴起，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犯东亚之前，中国与印度在政治、经济上的交往，一直都不是很密切的。
到了殖民主义东来的时候，印度成为殖民地，中国也成为半殖民地。两个东方的文明古国同时经受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
18至19世纪，英国殖民者在占领了南亚大部分土地之后，企图加强其在中亚的势力，于是就策划把西藏变成它的“缓冲区”。
英国入侵西藏后，开始在国际上宣扬清政府和西藏之间是所谓的宗主国之间的关系。一些西藏贵族看到了枪炮的威力，也开始投靠英国人，以寻求对自己特权和财产的保护。这些贵族后来就逐渐形成了西藏的分裂势力。而由于英国实力的强大，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的统治受到削弱，清政府派去的驻藏大臣也几乎成了摆设。
1914年3月份，麦克马洪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在德里私下换文，在中印边界东段沿中印边界的传统习惯线往北100公里划出了一条在以后40余年里仅存在于地图上的印藏东段边界线，这就是所谓的“麦克马洪线”。
1947年，印巴分治并且各自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后，由于印度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出于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印度继承了英国的在藏权益和对藏政策。鉴于印藏间的地理、文化和经济的密切联系，印度开始成为影响西藏地区的最大的外部力量；
印度继英国而来的西藏政策是：以反对他国控制西藏，保持西藏的缓冲状态来保障印度的安全。
印度独立前夕，就在关于继承在藏权益的问题上与英国达成了一致。英国驻藏使团在印度独立时摇身变为印度驻藏使团。为获得西藏地方政府对他们私相授受的认可，印度在威胁要断绝印藏间一切交通往来的同时，答应满足西藏地方政府的部分贸易和外汇需求，还欺骗说西藏可以在印度派驻大使，此前可先设商务处，再逐步改为大使馆。之后他们又向南京中央政府驻印大使声称视西藏为一“自治地区”，只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
然而，中国政局的变化使印度人深感不安。面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如何达到维持西藏的缓冲状态和保障印度的安全呢？驻华大使潘尼迦认为，印度业已继承了英国有关西藏的诸如商业、“西藏自治”的保持、“麦克马洪线”以及在拉萨政治使团的存在等权益。如果这些权益得到保持，则印度无需冒犯西藏或者中国的权威，而且也无需在拉萨赢得政治上的优势。但是，潘尼迦认为中国共产党最终会在中国上台并恢复对西藏的统治，而共产党中国一旦“占领”西藏，就会像1910年那样宣称尼泊尔和不丹是它的属国。而且，“麦克马洪线”是印藏谈判达成的，若印度接受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且中国不承认西藏的自治，则中国有相当资格说，与西藏协议而成的边界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的统治到达印度实际的边界将会造成它所有边界的不安，这将成为印度此后的主要困难。“鉴此，印度不得不做一些事情：在外交上支持西藏“保持自治”、向西藏提供武器装备以及训练其军官”。据此，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印度一直向西藏地方提供武器，在政治上企图保持西藏孤悬于外。
中国共产党几乎在刚刚接触藏事时就考虑和确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然而，1949年7月的“驱汉事件”，以及与此同时，噶厦（西藏地方政府）给毛泽东的写信，声称“西藏早已独立”，希望毛泽东约束部下不要进入藏境，并且要“归还从前被中国占领的土地”，使毛泽东认为：“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并非仅仅考虑以武力解决西藏问题。仍然把政治解决的选择放在首位。
和中共领导人一样，当时的印度领导人尼赫鲁也打算以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冷战之初，尼赫鲁就决定了印度的和平中立以及与各国友好的外交政策。他更多地视中国革命为民族解放而非共产主义性质。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更多的是“亚洲人”，并且自信能与之对话，展开英国人不能获得的富有成效的谈判。为此，他力排异见、特别是否定副总理帕特尔关于中国以承认印度在藏利益换取印度的承认、否则就与美国保持一致的建议，同时又坚决抵制住了美国的引诱和压力。尼赫鲁还力主尽早承认新中国、特别是赶在英国之前，以向中国显示印度并非英国的尾巴。
1949年12月30日，印度正式承认新中国。1950年4月1日两国正式建交，潘尼迦出任驻华大使。
尼赫鲁之所以力主和急切地承认新中国并且与之建交，保持在藏权益是其当时的直接目标，他希望以此为基础与中国谈判，使印度的在藏权益获得新中国的承认。尼赫鲁后来指出，承认的目的就是要了解中国并且与之打交道。潘尼迦对此后两国消除误解和建立合作关系表示乐观。侵藏分子理查森对此则有以下阐述：1950年1月，印度承认中共政权，其原因不只一个，但就西藏而论，则给印度保持在藏利益以最好的希望。中国从未接受英国的在藏地位，因此也不会接受印度的在藏地位。所以，如果印中无官方联系，一旦中国‘入侵’，印度在西藏的存在将很容易被驱除。或者是印度为此与中国对抗。但这是不可能的。印度一旦承认中共政权，将能与之进行定期的外交对话。作为承认新政权的第一个非共产主义国家，印度甚至可以期待中国的某些感激，以期缓和中国在西藏的行动。”
与中国建交后，印度积极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拒绝在朝鲜战争以及其他问题上追随美国，其驻联合国代表劳氏在1950年9月指出，印度的行动完全是为了它自己的利益。同年8月12、22日，10月21、28日和11月1日，印度曾几次递交照会或备忘录给中国政府，以撤消其在联合国对中国的支持，威胁中国不要采取或者停止对西藏的军事行动，这也证明了印度的目的。
如果说印度承认与支持新中国的目的不只限于西藏，那么，它拒绝公开援藏和反对美国干涉西藏则是为了保持其在藏权益。为了遏制中国，美国虽然没有完全改变承认西藏为中国主权一部分的政策，却积极干涉西藏、怂恿印度与中国对抗，企图阻挠西藏的解放并借此把印度拉入其冷战集团。
新中国成立前后，解放军已迫近藏边，噶厦于11月初慌忙向印英美等国求援。为避免中国更大的愤怒，尽快建立两国政府间的沟通渠道，印度拒绝公开援藏。21日，印度外交部秘书长巴杰帕伊拒绝了美国要印度援藏的请求，他说印度不会以军事行动反对中国对西藏的接管。对12月22日噶厦派团求援的再次请求，印度在拒绝的同时也反对他国接受。因为援藏物资的运输必须经过印度，这会使它成为中国谴责的目标。1950年1月9日，印度外交秘书梅农告诉美国使馆，印度的外交支持仅限于西藏自治的保持，只有中国拒绝，它才会提出西藏政治地位的问题；印度反对西藏外派使团而只求维持现状，无意向中国挑起关于西藏的任何问题，任何对西藏的军事冒险均不会为印度所欢迎，它只会把西藏引入歧途，从而激怒中国人。19日，梅农又拒绝了美国大使汉德森关于美国派代表团访问西藏的请求，因为尼赫鲁认为那只能加速中共的行动。
昌都战役开始后，印度对中国表示不满，美国以为有机可乘。10月26日，汉德森表示美国愿向西藏提供武器，希望允许过境。但巴杰帕伊30日警告说，在印中交涉的关键时刻，该行动一旦曝光，将使印度的外交努力化为乌有，“也会使印度领导人感到美国正致力于利用北京对西藏的干涉，在印中之间制造分裂，”所以，“美国什么都不做才是对印度最好的帮助。”事已至此，美国不得不暂停干涉西藏的努力，以免恶化与印度的关系。
正如印度为了西藏而急于承认新中国政府一样，中国政府也为和平解放西藏开始修正此前的对印政策并希望与印度建交。中国共产党的对印政策在双方建交前后有了很大的转变。
此前，由于对印度中立主义缺乏了解和当时非左即右的两分法的政策逻辑，加之受到苏联敌视印度政策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反对尼赫鲁以和平方式取得独立的模式，主张印度走暴力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谴责尼赫鲁政府对印度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镇压。1949年11月19日，毛泽东致电印共领导人称：“我确信，依靠勇敢的印度共产党和一切印度爱国者团结奋斗，印度决不会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绊羁之下。自由的印度将有一天要与自由的中国一样，作为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大家庭的一员而出现于世界，这一天将要终结人类历史上帝国主义和反动的时代。”从上述认识出发，中国共产党对尼赫鲁的外交政策予以毫不留情的谴责。1949年10月，尼赫鲁访问美国，新中国报章虽正确指出了美国的目的是在蒋介石南京政府垮台后急于在亚洲寻找新的反共产主义的代理人，但是，在尼赫鲁拒绝为获得美国援助加入西方冷战集团、并且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表现了积极的态度后，在评判印度的政策时仍然认为：尼赫鲁对新中国的态度“只是为了增加他的身价，对整个出卖印度民族的买卖之成交并无影响”。以为尼赫鲁已咬上了美国的诱饵，“美国寻找替代蒋介石的新走狗的目的已经达到”。“尼赫鲁在美国国会的演说表明，他已公开接受在远东充当美国反共产主义的主要奴仆的角色。尼赫鲁对他新主子——美帝国主义——的忠诚现在是毫无疑义的了”。
在西藏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也视印度与美英为一丘之貉。“驱汉事件”发生不久，新华社在9月2日发表社论，指出它纯为英美及其追随者尼赫鲁政府所为，警告其在西藏止步，否则必须承担全部责任。社论强调说，400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中国各民族，必须解放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当印度否认以上指责时，9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尼赫鲁政府辩不掉吞并西藏的阴谋》指出，印度的目的是企图否认中国主权以确立它对西藏的宗主权。
然而，情况很快有了变化。1949年12月30日，尼赫鲁以外长名义致电周恩来外长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愿意建立外交关系。此时的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认识到印度等国的承认对新中国外交的重要意义。次年1月10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电文中指出：“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20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为西藏问题所拟发之声明。”
这个毛泽东亲自批发的声明就是中国外交部就西藏地方政府向美、英、印、尼派出“亲善使团”于1月20日发表的谈话，它显示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对印度的政策已开始变化。谈话把谴责的矛头对准了美国而未点印度之名。谈话警告说：“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由于美英、尤其是美国敌视新中国已是不言自明的事实，所以它主要是为牵制和影响印度的。声明还向印度和西藏地方发出以下和谈讯息：“西藏人民的要求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大家庭的一员，是在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实行适当的区域自治，而这在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上是已经规定了的。如果拉萨当局在这个原则下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的和平解放问题，那么，这样的代表自将受到接待。”
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印度拒绝美国的要求而对新中国政府的承认，以及美印一度升温的关系在尼赫鲁访美后的冷却，中国对印度的外交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此后中国政府开始修正对尼赫鲁政府的态度，不再责其为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走狗和英国继续压迫印度人民的代理人。中国政府深知，在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时赢得印度某种程度的合作、至少使其不为美国利用是外交上的上策。这成为中国政府此后在外交上对印度的主要努力方向
在向美、英、印、尼求援的同时，西藏地方也向中央政府派出了以孜本、夏格巴为首的谈判代表团。1950年3月初，夏格巴抵达印度的噶伦堡，在要求就其工作问题尽快拜会尼赫鲁的同时，他一面通过达赖哥哥的岳父、曾任中华民国蒙藏委员会委员的朱绶光（汉族人）转呈信件，一面直接致信中央驻香港的有关机构，要求在香港会谈。
为表明西藏问题乃中国内政及避免外界的不良影响，5月24日，毛泽东批示周恩来：“西藏代表必须来京谈判，不要在港谈判，请加注意。”
尼赫鲁虽然赞成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却希望谈判在印度举行。
早在2月下旬代表团从拉萨出发前，噶厦就请求印度为其赴香港提供方便，印度反对夏格巴赴京。如果尼赫鲁认为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9月宣布解放西藏是一时愤激之言的话，1950年新年献辞给解放军规定的解放西藏的任务却使之忐忑不安。在中国未对西藏前途进而对印度在藏利益做出承诺之前，不能把夏格巴这张牌交出去，他希望在印度谈判以便保持密切的注意和影响。3月初，印度外交秘书梅农要求英国驻印高级专员奈氏推迟夏格巴的行程，因为“西藏与中国接触的任何努力均不会有令人满意的结果”。4月1日，印中甫建交，尼赫鲁马上决定促使西藏代表在新德里与即将抵印的中国大使谈判。4月7日，奈氏通知夏格巴，要推迟给代表团赴港的签证。6月4日，在强行阻止夏格巴一行登机前往香港后，梅农和奈氏于7日劝导夏格巴说，北京显然不会平等对待西藏代表，所以不能去那里谈判，新中国代表即将抵印，加上印中之间的良好关系，新德里已成为更合适的谈判地点。
对西藏代表“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个中原因，中国政府知道是“受到外国的唆使和阻挠”。看来，不诉诸适当的武力就不足以推进和平解决的进程。6月下旬，解放军一部开始渡金沙江与藏军接触。8月3日，香港报纸刊载了刘伯承宣布解放西藏日期已定的消息，引起了尼赫鲁的不安。为避免中国采取军事行动，潘尼迦于12、22和26日三次与中国政府讨论西藏问题，极力要求中国和平解决西藏问题。鉴于解放军进军西藏的行动即将开始，印度政府12日向中国表示，英国政府已撤消拒发西藏代表团签证之举，该代表团已有动身来京的方便。印度还把阻拦西藏代表的责任完全推给英国，并称是它才使英国改变了立场。
在26日的备忘录中，印度先以撤消在联合国的支持威胁中国不要进军西藏，声称其特别关心的是不要以军事手段解决西藏问题。然后又声明：“如果能在中国主权的框架内对西藏法律上的自治进行合适的调整，将会创造一个特别有利于中国的环境。”
这是印度首次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而没有重复此前的所谓宗主权的立场，企图以此换取中国的让步。对于印度的上述表示，中国方面迅速做出反应。8月14日，针对尼赫鲁的有关忧虑，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回应潘尼迦照会的方案：“只谈西藏为中国领土，我们很愿意以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但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必须退出西藏。”“不但中印之间可以和平相处，即连中印之间的尼泊尔及巴基斯坦等国与中国一样可以和平相处。西藏代表团是地方性和民族性的代表，他们应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来商谈和平解决的办法。”8月23日，毛泽东在给西南局的电报中指出：“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现我们正采争取西藏代表来京并使尼赫鲁减少恐惧的方针，31日，周恩来按照毛泽东29日的指示通知印度驻华大使，若西藏代表在9月中旬仍不来京，解放军就向西藏前进。
鉴此，梅农在9月5日要求夏格巴拜会已经抵印的中国代办申健并在大使到达后开始谈判。8日，尼赫鲁拒绝了夏格巴关于印度在谈判中居间作证的要求。他劝导说：印度政府”当然可以敦促中国军队不进藏，但若你们诸位代表说西藏是完全独立的，这就难办了，印度居间作中证，那是30年前的老话，那时和现在不同了。“”现在，诸位代表珍惜开始谈判之时机甚为重要。由于西藏代表在初步谈判后仍犹疑观望，迟不离印，解放军于10月6日发起攻击，21日解放了藏东重镇昌都。
印度领导人对中国的军事行动甚为不满。以副总理兼内政部长帕特尔为首的干涉派再度活跃，他们反对尼赫鲁的对华政策，主张与中国对抗。在11月7日给尼赫鲁的长信中，帕特尔认为中国解放西藏不仅会使印度在藏权益陷于危殆，而且将对印度的外交、边境安全和国内政治都造成严重威胁，他要求彻底检讨既往政策，停止在联合国支持中国，和中国对抗并与美国合作。但尼赫鲁决心尽可能以外交手段达到目的。因此，在命令驻藏各机构不得撤出，和继续向西藏秘密提供武器援助的同时，他对中国发动了一场外交攻势。
10月21日和28日，潘尼迦两度照会中国政府，声称“中国入侵西藏”会影响谈判的和平结局，使中国在联合国更加孤立，“印度对此感到悲叹和深深的遗憾。”中国断然予以拒绝后，印度于11月1日再次提交照会，其立场与8月26日的备忘录相比大为后退，重弹所谓的中国宗主权之下西藏自治的老调，声称如果不停止军事行动，它就“不再劝告西藏代表赴京”。
最后，印度终于提出了它真正的要求并摆出对抗的姿态：“印度政府对西藏并无政治或领土野心，亦不为印度政府或其在西藏的国民谋取任何新的特权地位，同时，印度政府曾指出：某些权力是由于惯例和协定而产生的，它们在具有密切的文化和商业关系的邻居之间是自然的，这些关系表现在：印度政府在拉萨派有代表，在江孜和亚东有商业代表，在到江孜的商路上有邮政和电讯机关。为保护这一商路，四十多年以来，就一向在江孜驻扎了一小队卫兵。印度希望这些机构应继续存在，这些机构对印度和西藏都是有利的，并不在任何方面损害中国的宗主权。因而在拉萨代表团的人员以及在江孜和亚东代表机构的人员已受命留守在他们的岗位上。
印度政府在提交照会的同时，再次阻拦西藏代表前往中国、煽动和帮助噶厦向联合国求援，以此向中国施加压力。昌都战役开始后，噶厦命令夏格巴立即动身赴京谈判，10月23日，梅农劝夏格巴暂停，他说：“如何对待条款，拉萨无任何明确答复，却让你们去北京，此话令人吃惊。”31日，梅农为此又派专人递送他给夏格巴的亲笔信。与此同时，理查森煽动噶厦于11月1日命令夏格巴不得启程，因为他此时赴京将“明显在强制下工作”。尼赫鲁还指令理查森向噶厦建议：如果他们希望获得外国援助，就可以给联合国去信求助。为避免承担责任，巴杰帕伊认为”由西藏而非印度把该问题直接提交联合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理查森帮助夏格巴起草信件，其原件于10日被电传到联合国，副本分致驻印度的各国使馆，要求联合国对中国的“侵略”进行干预并求得各国的支持。15日，当萨尔瓦多在美国的指使下向联合国大会提出“外国入侵西藏案”后，印度的初步反应是决定支持西藏的呼吁和上述提案，同时在联合国内加紧活动，希望英国和其他国家与它保持一致。
针对印度政府的上述行动，10月22、28日，毛泽东两次批示在主权问题上要持强硬的立场。然而，由于深知印度的态度对和平解放西藏的重要影响，在两次、特别是11月16日的复照中，周恩来重申中国此前为和平谈判付出的诚意和巨大的努力，中国进军的原因完全是因为“西藏代表受外界唆使，制造各种借口，迟不离印”。
关于印度在照会中提出的在藏权益，中国“欢迎印度政府又一次申明对中国的西藏并无政治或领土野心，亦不谋取新的特权，只要彼此严格遵守相互尊重领土主权及平等互利的原则，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友谊应得到正常的发展，中印在西藏的外交、商业和文化关系，也可以循着正常的外交途径获得适当的互利的解决。”
与中国的军事行动一样，尼赫鲁的外交攻势也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所以中国16日的复照使他做出了不对萨尔瓦多的提案采取行动的决定。在18日给帕特尔的回信中，尼赫鲁指出：中国的答复有缓和的迹象，“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没有特别提及我们在拉萨的使团和我们在亚东等地的商业和军事机构，我们曾在照会中特别提及，虽然中国没有直接回答，但复照最后所指的正是我们的这些机构。我们本来是等着要我们撤走的消息，事实将表明他们这样做有某种意义，而且照会反复强调要加强与我国的友好关系，并答应给西藏自治权。”尼赫鲁还认为印度无力承担与中国军事对抗的压力，况且已树敌于巴基斯坦，“我们不能在东西两侧都树敌。”印中有很长的共同边界，要长久地保持印度的安全必须以两国友好达致，中印可能的交恶会给两国和亚洲带来无穷的灾难。印度当时的情报局长穆立克称，印度军队根本不是中国军队的对手，所以军事冒险不得不因此放弃。鉴于以上考虑，尼赫鲁在21日指示劳氏：在与中国交涉的关键时刻，“任何对中国的谴责都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有极大的危害。”
24日，劳氏要求联合国推迟对萨尔瓦多的提案进行表决并得到英美的支持，他声明中国已停止进军并转向和谈，“印度政府对此有信心而且相信该解决可以延续几十年以来的自治。”
在允许西藏代表赴北京后，尼赫鲁告诉西藏代表说：在争取解放军不进驻西藏的同时，要承认西藏回到中国，国际地图早就表明西藏属中国，故必须承认。西藏外交要由中国管理，不承认这一条也没法谈。
谈判前夕，西藏分裂势力把17岁的达赖喇嘛挟持到亚东，企图重演十三世达赖逃印的历史。为推动达赖喇嘛外逃、破坏和谈，美国撇开印度开始单干。从1951年年初直至中央与西藏地方谈判成功之后，美国驻印度（新德里和加尔各答）使领馆及中央情报局，勾结在印的西藏分裂分子夏格巴及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等人，数次密谋，以重金诱骗并声称已为达赖喇嘛在泰国、锡兰和美国安顿居所，企图以此来破坏西藏的和平解放。为争取印度的合作，确保西藏和平解放的顺利实现，在1951年1月26日这个中印建交后的第一个印度国庆日，毛泽东和周恩来除了分别致电印度总统普拉萨德和总理兼外长尼赫鲁外，还亲自出席了潘尼迦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同时出席的还有其他党和政府及人民团体负责人共400余人，其规格之高使印方大为感动。毛泽东主席还就中印关系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同月，中国在自己仍然比较困难之时，为缓解印度的灾荒，以易货的方式向印度迅速提供了5万吨大米。3月21日，周恩来召见潘尼迦，希望达赖不要离开西藏。如果按照中央政府的办法来解决，西藏仍然享受宗教自由，达赖将作为西藏的宗教、政治领袖派代表到北京谈判；同时，根据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规定，西藏将来一定成为中国境内的民族自治区域。如果达赖不走，经过和平谈判解决，解放军就可以和平进入西藏，达赖的地位仍然可以保持。果能如此，中印关系也可增进一步，中国西藏还需要同印度通商。如果达赖离开西藏前往印度，就会在中印关系上造成一个阴影，印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对西藏的和平解放是有影响的。
对此，印度回答说它不鼓励达赖离藏，可劝告其不去印度，如果他坚持，印度只按国际惯例予其避难。
1951年4月26日，取道印度、香港的西藏代表抵京与来自昌都的代表会合，3天后开始与中央政府代表举行谈判，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从形式上回到了祖国怀抱。
而在这期间，1951年2月，印度政府乘新中国成立之初忙予内务无暇顾及中印边界问题以及中国正在抗美援朝之机，派兵100余名越过西山江、达旺河，侵占门隅首府达旺，强迫一直在那里行使管辖权力的中国西藏地方政府搬迁；印度在侵占达旺前后，还侵占了“麦线”以南门隅的马果等地。10月，印军一部又在直升习机的配合下，侵占了上珞瑜的巴恰西仁地方，在梅楚卡等地强行建立兵营。很明显，印度对于中国是采取的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一方面在外交上争取，二方面用实力说话，奉行占领才是硬道理的宗旨。这是他们为预防第一目标“西藏自治”最终失败而确定的第二目标。由于中国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明确规定了西藏地方政府要协助解放军进藏，所以，印度必须抢在解放军到达之前占领他们所想得到的地方，为日后谈判创造事实上的依据。
在解放军到达之前，印军继续向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以北、“麦线”以南各地开进，遭到当地居民的抵抗。1953年阿萨姆邦的印军一个来福连共70余名官兵，逆苏班西里河西而上，侵入塔吉村时，被埋伏在丛林中的珞巴族居民用禁止物品将其全部射杀。
到1953年底，印军基本上侵占了门隅、珞瑜、下察隅各地。1954年10月，印度在已被和即将被其侵占的“麦线”以南、传统习惯线以北9万平方公里的我国领土上，建立起它的“东北边境特区”，并修正官方地图，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原来一直标明的“未经标定边界”第一次改标为“已定界”，而这一行动，是伴随着尼赫鲁访华的友好气氛进行的。1955年4月6日，侵驻下察隅的印度官员发出一份绝密文件称：“我奉命通知，今后‘麦克马洪线’一词和‘边境线’的说法应停止使用，……‘麦克马洪线’的提法，应立即用‘东北边境’一说代替。”
由于和平解放后西藏局势并不稳定，许多西藏上层人物仍不死心，图谋独立，而解放军在西藏的行动受各种原因限制，所以，中国政府在西藏的主要工作还是确保稳定，对印度的这些行为只作了外交上的交涉，而没有实质性的行动。
而印度则为了阻止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有效控制，实现他们所追求的“西藏自治”的目标，从各方面支持西藏叛乱，扰乱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工作。后来，他们越来越发现他们的第一目标“西藏自治”难以实现，于是更加公开地支持西藏叛乱。1956年，尼赫鲁亲自写信，邀请达赖、班禅两位活佛赴印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的宗教大法事。后经周恩来亲自赴印劝说，并且当面和尼赫鲁斗争，才将达赖接回西藏。
1959年，零星的西藏叛乱终于引发成大规模叛乱，达赖出逃印度。
达赖的出逃，使印度彻底失去了其在西藏发挥影响力的基础，他们的“西藏缓冲区”的梦想就此彻底破灭。于是，尼赫鲁开始追求他的第二个目标，就是和中国争夺由英国占领，他们继承，但中国并不承认的那些原属于中国西藏的领土。为了确保这个目标的实现，他们故意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占领“麦克马洪线”以北的一些地方，以此来作为和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
就在西藏平叛，拉萨战役结束的当天，尼赫鲁正式给中国总理周恩来写信，提出了他们的领土要求。尼赫鲁不仅要求将已被他们占领的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和中段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入印度，还要把西段一直在我国政府有效管辖之下的一大片土地也划给他们。而此前他们一直没有过这种说辞。
在他们的要求被中国拒绝后，他们就采取前进政策，不断制造流血冲突。直到1962年发生大规模中印边境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军队胜中取败，不仅主动停战，还退回到战争开始前中方的实际控制线，并且释放战俘，退还缴获的武器物资。而印度军队则重新控制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方。
1969年元旦，尼赫鲁之后的印度英迪拉甘地政府，表示愿与“中国进行有意义的会谈，以寻求中印争端的解决”。1970年“五一”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印度驻华临时代办。但印度依然支持西藏叛乱分子在新德里举行活动，还把“西藏问题”和“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议案提交联合国大会。与此同时，英迪拉甘地政府又把侵占的中印边界东段9万平方公里土地由“东北边境特区”上升为“阿鲁纳查尔中央直辖区”。，中印关系虽有解冻迹象，但印度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举动。
直到1976年，印度才主动恢复向中国派驻大使。1979年2月12日，人民党政府外长瓦杰帕伊访华，中印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但中印边界问题仍然是两国关系中最难解的死结。虽然从1981年起，两国商定轮流在北京和新德里举行边界问题谈判，却始终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这期间，印度议会两院又于1986年将“阿鲁纳查尔中央直辖区”升格为印度第24个“邦”，企图从法律上使占领合法化。中国政府为此提出严正抗议。直到2002年两国的边界联合工作小组在该地区核实实际控制线时也未能解决这一争端。
1962年中印战争后40余年来，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始终存在严重分歧，但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还是达成了一些共识。1988年12月19日，拉吉夫甘地成功访华，中印双方同意通过和平方式协商解决边界争端。此外商定，在寻求办法的同时，积极发展两国间经贸与文化的交流合作，为合情合理解决问题创造气氛与条件，建立关于边界问题的联合工作小组和经贸科技联合小组。
纵观中印交往的历史，展望中印关系的未来，我们可以看到，边界冲突，是中印之间的最大冲突，但不是中印关系的最大问题。中印关系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协调双方的团结与合作，共同承担起地区大国的责任，显示东方民族的共同智慧。但是双方的边界冲突，却增加了双方的不信任，阻碍了双方的团结与合作，牵制了双方民族智慧的正常发挥。要推动双方的关系向良好的方向发展，就必须解决好双方的边界冲突。
中印边界冲突的思想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印度接受了资本主义的掠夺与占有的潜在意识，虽然他们口中高喊民族平等，和平共处，但碰到具体问题却不肯面对历史事实，不肯给和他们同样遭受过掠夺和压迫的其它民族以平等的关怀。
而在具体的冲突中，中国政府的一系列错误也导致了这场冲突的复杂化和尖锐化。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民族政治家、外交家，尼赫鲁在这场冲突中的表现是非常成功的。他准确地把握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特征，清晰地判断出了新中国政府在这场冲突中所会采取的方法和步骤，从而处处抢占先机，占据主动。相反，中国政府对印度民族以及印度政府缺乏足够的了解，判断屡屡失误，导致应对措施也频频失策。
首先，中国以为印度政府是美国人的走狗，对其反应激烈。后来，发现人家并不是美国人的走狗，却又怀疑人家有可能倒向美国，所以不敢对其表现强硬。特别是当印度人阻止西藏地方代表赴北京谈判，并且怂恿西藏地方政府向联合国求助，以此要挟中国满足他们的不合理要求时，中国政府居然含含糊糊地默认了。这就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50年11月16日对印度的外交照会的答复。关于印度在照会中提出的在藏权益，中国的复照说：“欢迎印度政府又一次申明对中国的西藏并无政治或领土野心，亦不谋取新的特权，只要彼此严格遵守相互尊重领土主权及平等互利的原则，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友谊应得到正常的发展，中印在西藏的外交、商业和文化关系，也可以循着正常的外交途径获得适当的互利的解决。”这就等于默认印度的在藏特权，默认印度既往在西藏所取得的一切。而导致这一复照出炉的原因，并不是非但如此，事情就不可收拾。而是中国领导人没有能够清晰地判断出印度人的战略与策略，把人家的战术行为当成人家的战略转变来应对。其实，对于印度人的要挟，如果中国政府态度强硬，置之不理，或者明缓实紧，表面上尊重印度，实际上加紧对西藏地方政府施压，那么，印度人是没有办法的。他们至多不过是真的在联合国通过一个针对中国政府的决议而已。难道联合国还真的能够派军队保护西藏吗？难道印度还真的倒向美国，允许美国人通过印度支援西藏，或者干脆和美国人并肩保卫西藏吗？在国际上，印度人的战略是以不结盟的姿态保持自己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印度的战略是不与中国硬碰硬，他们承担不起与这样一个强大的近邻长期为敌的结果。而支持“西藏自治”，维持他们的在藏特权，只不过是这个大战略下的一个小目标，他们不会因为一个小目标而破坏一个大战略。而如果得不到外界的有效支援，西藏地方政府根本就没有与中央对抗的信心。在解放军抵藏之前，噶厦就已经派出了他们的谈判代表，而解放军攻取昌都之后，他们又急着催促他们的谈判代表赶快上京，后来又派出了另外的代表从另外的路径上京，可见噶厦没有多大的支持力。只要我们再加一把力，噶厦就有可能垮掉。而噶厦垮掉了，联合国的决议还有什么用呢？可是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没有从纷乱繁杂的信息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没有抓住事物的根本，没有找出事情的关键，从而导致难以挽回的失误。而这一失误的结果，就直接导致两个恶果：一是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在与中央代表的谈判中，要求中央为他们收回外国的在藏特权，特别是被侵占的土地，中央难以应对；二是使印度人的不合理要求变为合理，所以在后来的中印冲突中印度理直气壮，而中国则只好委曲忍让。这也是中国在1962年的那场战争中胜中取败的根本原因。
除了直接面对印度，中国政府措施失当之外，中国过早地与苏联决裂，，也是导致中印冲突升级，矛盾更加激烈尖锐的原因。如果仅仅是理直气壮，没有占有优势的实力，尼赫鲁是不会铤而走险，与中国硬碰硬的。为什么1959年，西藏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印度不打，而要拖到1962年下半年才开打呢？因为1959年，中国虽然遭受了天灾人祸，但不是那么严重；因为1959年，中国虽然和苏联发生了矛盾，但不是那么严重。而到了1962年，中国连续遭受三年的天灾人祸，国力空虚到了极点；也就在这一年，新疆几万边民集体叛逃到苏联，中苏关系由此彻底破裂。这一年，中国东边是美国极其扶持的台湾蒋介石，北边是苏联极其傀儡蒙古，随便哪一个，都够中国喝一壶的。再加上中国内部又千疮百孔，体无完肤，中国真正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所以，在这个时候和中国开打，中国没有还手的余地。尼赫鲁确实是很聪明，他是算准了的。可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尼赫鲁没有想到，中国人是那么地顽强，中国军队是那么地强悍；而印度人又是那么地草包，印度军队是那么地不经打。
尼赫鲁输了，他输掉了战争。但是尼赫鲁又赢了，他赢得了土地。中国人赢了，中国人赢得了战争。但是中国人又输了。而中国人输掉的，不仅仅是土地。
中印战争给中国的政治、外交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极其消极的。从这场战争中，世人看到了中印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以及两个国家民族的领导人之间的差距。同样是积贫积弱的大国，尼赫鲁却从容辗转于世界列强之间，独立自主而又很好地维护了自己的国家民族的利益，明明侵犯了别人却还理直气壮；而中国却四面受敌，孤家寡人，明明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犯，却还要委曲求全，没有个说理的地方。
中国，印度，到底谁强谁弱？